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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南有海浩无穷
——读《刺桐梦华录》有感
对于泉州的了解始于一些纪录片、文学作品和我零散的宋史，也始于蒲寿庚人物评价的论战。我是出于对于现有的争论的好奇打开了这本书，然而作者是带着探讨港口城市的发展路径的心理开始写这本书的，目的的不同使得我无法很快融入这本书的节奏，知识背景的缺失更使得阅读进展极为缓慢，但是当克服了这些矛盾之后我的进展变得极为迅速。通过阅读《刺桐梦华录》，我也收获了很多中古泉州经济、贸易方面的知识。
《刺桐》一书付梓于2000年，译成中文是2012年，我看时已是2017年。尽管从作者成书至今已过近二十年，但是这本书依然是独一无二的，这二十年来仍鲜有有关泉州历史脉络、有关中古时期城市发展、有关中古时期海上贸易的书籍能出其右，甚至这些研究领域都鲜有人问津。认真品评过这本书、留下文字记录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前两天和一位好友聊天的时候也谈及中国史学史上大多注重于政治、文学、制度等“经史子集”层面的东西，甚少关注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经历，也甚少注重市井文化、商业发展等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太过于看重波澜壮阔、纵横捭阖的大历史，缺少个体的关怀。而苏先生的《刺桐》一书是一种兼顾二者的尝试，希冀在二者之间、在传统史学方法和西方的史学方法中找到平衡。因此《刺桐》中既有通过个体经历来管中窥豹推测历史全貌，也有从宏观层面着手，探讨整个制度体系和政治背景。这一点在斯波义信先生的评论中也有提及。
在研究中古时期的著作中，许多学者都在着力探讨唐宋是否确有变革，唐宋变革的程度是否可以称得上是资本主义的前夜；也有许多学者更关注农业方面的状况，用农业状况去推测中古经济的发展状态。但是在《刺桐》中，作者的目光不再放在唐宋变革上而是更多地关注宋元时期泉州地区的经济周期，不再放在农业上而是更多地关注商业尤其是海外贸易。苏先生不仅将地域缩小到泉州而且将领域局限于海上贸易，这使得研究更为深入而精细，角度更为微观而新颖。
苏基朗先生的《刺桐》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中古时期（10-14世纪）闽南的经济表现，第二部分探讨闽南经济表现的空间性，第三部分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解释经济表现。
第一部分中作者将闽南在中古时期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描述了每个阶段的经济表现，并分析了各阶段的成因。（斯波义信先生概括为“将闽南作为边疆来研究,再透视其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在第一部分中最具创新的部分大概是Djanfou港的辨析和对于经济表现成因的解释。Djanfou港是泉州还是福州本身就存在争议，而苏先生单列一节探讨不仅是为了证明Djanfou港并非泉州也是为证明泉州在唐代时商业并不发达，真正的经济起飞阶段发生在唐末的留从效和闽国时期。而经济表现成因解释的许多观点与克拉克相左，克拉克后又撰文驳斥过其中的一部分观点，但是克拉克也无法否认的是《刺桐》中分析泉州衰落的部分十分精彩，苏先生不仅考虑了海外贸易本身的原因而且别出心裁地考虑到了货币因素、海外国家政权变更因素还有地方权力因素。当地方拥有高度自治权时哪怕权利集中在少数家族手中，也可以帮助地方有效抵御国家分裂带来的不稳定性。当大一统时期时，政治权利的地方化反而会阻碍地方经济的发展。正如作者所言，“政治权利成为保障财富的决定性因素的时候，爆发大规模的内部权利斗争只是个时间问题”。我认为这一观点可以说非常新颖，但是这一规律在其他地区是否可以得到验证仍然需要更多的证据，期待更多的阅读可以不断检验这一规律。个人认为全书的第一部分是史料基础也是相较而言创新之处较少的部分，大部分内容具有综述性质，作者的部分思考是发前人未发之覆但是这部分较少。最具创见性的是作者将泉州中古时期发展的四个阶段做出了明确的时间分割。
第二部分中作者运用施坚雅的“internallyintegrated region”（本书译作“内部整合区域”）概念，运用中心地理论分析闽南地区的空间区域系统。苏先生首先分析了闽南整体的地域、人口分布、交通，然后单独考察了泉州这一中心城市，最后运用了遍布闽南各地的瓷器、窑址的有关最新考古发现成果来进行研究，论证了闽南地区贸易发展与随之而来的出口工业迅速增长之间的密切联系。但是我认为苏先生在重构宋代泉州乡村结构的过程中存在一定问题。他在重构的过程中采用的是“村”一级的信息，但是他只是提出“明清时期的存在的那些村，很有可能就是在宋朝人口增长的高峰期形成的”，并据此假设村聚落的变化不是很普遍。但是支持这一假设的证据却未提供给读者，不由让人怀疑其假设。而现存的宋代的户籍资料较匮乏而不够准确，无论是作者还是克拉克都是通过明清时的户籍资料反推宋朝重构人口分布的，这使得研究结果不一定准确。此外，在估算泉州的城市人口的过程中，作者通过两篇文学作品中的记载来推算我认为不一定准确，因为骈文、铭文中的“五十万”、“十万”极有可能是虚指，仅仅表示人多。据此估算出的近50%的城市化率未免偏高。由于对中心地理论的了解仅限于高中地理知识，因此本书中运用中心地理论进行的大部分分析我只能做到通读而无法做出更多的思考甚至评价。此为一憾。
第三部分我认为是全书最具创见性的部分，也是最有意义的部分。首先他运用现代商业理论的模式尝试分析闽南的“制度结构”，他的分析开始于中世纪闽南贸易结构的描述（休·克拉克、王丽明，2008）。随后苏先生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通过分析正规制度制约和非正规的制度制约进而分析闽南经济的交易成本。在分析海外贸易模式时作者选择了三佛齐作为分析范例，然而我个人认为由于三佛齐是东南亚历史上被了解得最少的国家之一，如果选择三佛齐作为中外贸易模式的分析对象势必会涉及众多三佛齐国家历史的考据（书中也的确涉及众多三佛齐的历史考据），这将不利于作者厘清海外市场的贸易模式，反而会使得在行文过程中逐渐偏离主题（所幸书中并未偏离主题过多）。在这一部分中，苏先生尝试引入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相关知识来探讨闽南的交易成本问题，这是一项创举。自年鉴学派起，历史越来越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斯波义信先生在《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中也强调，解决历史问题需要搭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桥梁，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来解释历史问题。在这里，作者采用新制度经济学、社会学理论，将那些不可计量的、变化无常的非正规的制度制约并入海外贸易实践中，并认为是一种对正规制度制约的加强。但是诚如作者所言“要在这些制度的历史现象与海上贸易交易成本降低的变量之间，寻求定量联系的经验证据，将是徒劳无功的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本章也旨在建构阐释，而非进一步发掘更多有关闽南经济的显微细节记录。”因此作者在最后的三章中运用了大量的史料和推理说明，试图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框架下用考据支撑结论的推导。而非正规制度制约的部分同时也解决了“为什么是泉州”的问题。这使得泉州的特殊性得到了再一次的体现。
《刺桐梦华录》作为一本研究中古时期闽南市场经济的区域经济史书籍，使用了很多西方学者通用的区域经济史研究方法，例如采用了施坚雅的以中心地理论为基础创造出的一套系统的区域理论。施坚雅的理论着眼于市场系统、重视河流，更适用于中国的明清时期。而施氏的理论是否的确与中国历史上的状况相适应，闽南在中古时期的市场经济情况是否已经达到了明清水平，闽南在中古时期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能否适用施坚雅的理论这些问题尚且存疑。作者在第三章第四节谈到“农业的商品化”和第六章第一节“区域行政分划和城市系统”时涉及了闽南地区的市场发育程度问题，但是对于闽南地区的市场经济发育全貌未做描述，而我认为闽南地区的市场经济发育状况是施坚雅的理论可以运用的前提。
此外，《刺桐》全书对于闽南地区内部的发展脉络梳理得十分清晰，对闽南地区发展的周期划分得十分到位，周期的成因解释也十分到位而视角独特。这研究闽南地区长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作者引入了新制度经济学，加入了制度因素的研究，十分富有创见性。在非正规制度制约的部分中，作者对于在经济增长时期非正规制度如何促进的推导十分细致而对于在经济衰退时期非正规制度又起到了什么作用的描述却略有欠缺。
读完《刺桐梦华录》我又开始读《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两书同为宋代区域经济史专著，但是《刺桐梦华录》相比于《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更少涉及区域间的比较，也缺少区域间的互动的描述。个人认为，区域经济史探讨的是“为什么发生在这里”，“为什么没有发生在别的有相似条件的地方”，“是什么导致了这个区域的不同”。在《刺桐》中我所好奇的“为什么没有发生在和泉州有相似条件的地方”并未得到充分解答。
随着新经济史学的发展，经济史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这促使了经济学研究视野的回归，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目光放到了历史上，用经济史来推动经济学的发展。例如新经济史学有关经济增长因素的历史考察就极大推动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经济史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础。任何理论都来自实践。经济理论更是人类历史上经济实践的总结。经济理论由于其自身系统的完整性和逻辑上的一致性，一旦形成就有相对的稳定性，如果局限在理论体系内，很难跳出原有框架。因此，无论是开辟新领域的创新，还是修正旧理论的创新，都只有从实践的材料出发进行探索，才能完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尤其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我们正处于这个时代巨变的历史进程之中，因此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应用经济学方面，希望找到一套能够适用于中国的体系。但是，需知每一个国家的国情是不同的，而国情正是在历史中产生的。通过回望历史，我们得以了解我们置身其中的经济遗产是如何在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在人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形成的。
了解经济史不止是理解人类过去的经济生活，更重要的是能够通过经济史的研究窥见人类过去的整体轨迹，用这个轨迹来推导未来的轨迹会去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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