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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
一
《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1927—1937）》全书共分为导论，上、下卷和结论。上卷“通货膨胀与自由放任的年代:1931年之前的经济趋势”，叙述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问题——国内货币体系和国际白银贸易之间缺乏屏障，描绘了白银贬值带来的通货膨胀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第一章解释银本位以及它如何成为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关键纽带。从19世纪中叶开始，由于白银需求下降而供应持续增加，白银价格呈螺旋式下跌。中国不能控制国际银价的变化；白银是一种商品，它的市场价格受供需因素的影响，而无关中国经济。与此同时，私营银行从事白银和外汇交易，白银进出口数量的变化，取决于潜在的利润。这种白银流动影响中国货币市场和物价。波动的国际银价对中国的经济来说，是一种潜在的威胁。第二章勾勒了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区域长江下游地区棉纺织业与缫丝业的发展。尽管国际竞争激烈，原材料供应缺乏灵活性，白银相对金本位外币的贬值导致汇率下降，这些因素都对棉纺业和缫丝业构成潜在威胁，但这些企业仍然在中国主要的工业地区建立起自己的关键产业。第三章通过对长三角地区的棉纺业和缫丝业个案研究考察工厂为什么要贷款。同时利用工厂记录和债务合同档案分析贷款条款，一为开办工厂的长期贷款，二为提供周转资金的短期贷款。此外还以申新纱厂和久成丝厂为例，分析债务在这些工厂管理经验中的作用，并说明在这个时期的金融环境下，贷款制度是如何运作的。
下卷“萧条年代，1931—1937年:经济与政治的转变”，重点是考察大萧条的影响，尤其是银价的波动及其政治后果。第四章通过对20世纪初期城乡经济一体化的集中考察，看到随着大萧条引起的农产品价格下降， 农村资金流向中心城市， 导致农村地区现金短缺，严重破坏了农村的金融机构，农民生活贫困化与购买力下降。第五章重点分析了纺织行业企图通过降低原材料成本以及缩减债务应对经济危机的努力，但纺织行业仍然面临困境，这不可避免地将风险转移到了农村的农户和城市的金融机构上，自通胀年代至1931年底形成的纺织企业、金融机构、农村家庭之间的关系，在通货紧缩的压力下已不可能再持续下去。第六章表明在通货紧缩 的压力增加时，通货膨胀时期形成的信贷关系就无法继续维持，如何解决货币体系的问题是走出经济衰退的关键。第七章讲述了为了消除大萧条的负面影响中国为脱离银本位做出的努力。中国政府通过与东亚三强（美、英、日）的经济外交获得外币储备，来支持行的货币体系且成功避免了使中国元与任何通货集团挂钩。新的币制下政府必须维持汇率稳定且控制财政预算，这使得中国财政失去了弹性。第八章评析了币制改革及其他政府政策的优劣。
二
长期以来，关于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一直未能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作者在导论的脚注中提到“据我所知这是目前第一本研究大萧条时期中国经历的著作。”1950年，经济学者Sueh-ChangYang曾在China‘sDepression and Subsequent Recovery，1931—1936：AnInquiry into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Modern Income-Determination Theory一文中对此问题进行细致研究，他深入考察了白银流动对国内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影响，以及农村购买力变化对城市经济的影响。不过，杨的分析中缺少对中国金融市场同世界白银市场相联系的制度设置的考察，也缺乏对使城乡环节结成一体的本国金融体系的考察。而在Copingwith the World Depression： TheNationalist Government‘s Relations with Industry and Commerce，1932—1936一文中TimWright把大萧条期间工商业对政府的要求和限制作为亚洲国家社会关系的一个案例来研究。
除了对大萧条给予中国的影响予以轻描淡写，学者们还没能对这一事件在中国的严重性做出正确评价。比如ThomasG. Rawski 以及Loren Brandt 和ThomasJ, Sargent的著作中均认为在这一时期中国的货币供应保持增长，并且把这作为繁荣的商业和工业活动的表征。另据John .K. Chang的研究中国在这一时期工业产量指数始终保持增长，尽管增长率是下降的。TimWright也在另外的文章中强调中国内陆地区受大萧条的影响微乎其微。
然而事实是，中国作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不仅没有能够独善其身，而且深受大萧条的影响。作者认为：一方面，大萧条是现代中国形成过程的分水岭，为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政府调整了其市场政策，从“放任政策”转向了积极干预，这对于国家与市场间关系的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对于中国政治、经济的影响意义深远；另一方面，中国在大萧条期间的经历值得特别关注，因为在金本位占统治地位的国际货币体系里，中国是唯一的银本位国家，中国经济受到外部冲击及其反应都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
三
在这本书中，作者的两个研究视角十分新颖，一是把中国放在世界经济的历史中考察，二是对现代中国的政府—市场关系进行批判的透视。同时，通过追究经济危机的起因，作者追溯了20世纪早期中国工业化和信贷扩张的进程，为考察政府—市场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此书还厘清了中国经济的几种主要关系，包括城乡关系、银行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
我仅就城乡关系入手，简单分析之。该书对于城乡关系主要从农村向城市出售工业原料，城市向农村出售商品两方面考虑。在长三角地区纺织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农村农业部门逐渐跟城市工业部门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棉纺业和缫丝业成为了集中反应考察两个生产部门关系的行业。此外，这两个行业均依赖当地的原材料以展开生产，但是却无法控制散布在广大农村的原材料生产的质量和种类。1920年代末，当他们遭遇挑战，需要调整产品以开拓新市场的时候，对当地原材料的过度依赖就成为一个不利因素。从城市向农村出售商品的角度考量时不难发现，尽管商品生产和手工业普遍被称为“副业”，农民从未放弃种植自行消费的粮食，然而大部分农民还是从市场上购买粮食。除去谷物消费农民还需要购买肉、鱼、蔬菜等农产品和盐、酒、酱油等传统加工品以及煤油、火柴、布匹等工业品。这些表明，现金收入对农村家庭至关重要，因为他们必须赚钱购买粮食等生活必需品。
当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的时候，该书集中考察了农村的生活水平。作者认为1930年代和1940年代所作的调查深刻表明，问题不在于农民总收入的多少，而在于农民迈出的产品价格与买进的农业制品和工业商品价格之间的比率。因为小块面积土地上的农业产出是有限的，农民的现金收入决定着他们是否生活在边缘。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债务负担甚至存在风险，但关键一点是农村信贷作为一个延期支付的办法，对维持生产是必不可少的。而1930年代至1940年代的农村调查显示农村家庭平均每户出现2.29元的赤字。而大萧条引起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收入减少，生活日益贫困，信贷活动也相应减少。这对于长期存在负结余情况的农村家庭经济而言是陈总的打击。同时，农村资金向中心城市的流动，导致了农村地区资金短缺，严重破坏了农村金融机构与农业生产。而农民购买力与生活水平的下降，则导致工业企业面临国内市场萎缩的不利条件，对城市工业来说也是一种直接损害。
1929一1947年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顾问ArthurN. Young在其著作《1927一1937年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发展情况》中提到，美国政府的货币政策顾问罗杰斯教授在1934年到中国做了广泛的旅行,他对中国的农业萧条特别感到震动。他于5月8日发电给摩根索说,较高的汇率将削弱出口造成农产品的价格下降。白银已从内地流入通商口岸,因为“农民已处于如此贫困境地,很多人为了维持生活已经动用了他们的窖藏白银”。地方上的放债者和钱庄都在催讨债款并将白银送至通商口岸。
我认为作者对于城乡关系的论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的二元结构形态。二元结构集中表现为口岸城市与广大内地农村的对立。近代中国这种二元结构形成的内在原因是中国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现代经济的外激性,其外在因素为从“中心—边缘论”的角度来看，中国处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半边缘”位置，并且向中心缓慢移动。在商业化侵蚀下农村经济的枯竭与口岸资本的积累呈反向运动。清末以来,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不断固化,农民收人,受生产方式落后,发展停滞的制约,总体上徘徊于低水平状态,难以提升;另一方面,由于口岸化市场体系的作用,农村经济的生产、流通、分配处于不利地位,利益外流,深化了农村经济危机。民国时期,农村社会的资源配置和要素分配与前近代比较有了一定的变化,但仍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
与农村生产方式变化微弱相比,农村经济最重要的变化是市场环境的变化一一口岸市场体系的兴起,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升。20世纪上半叶商品化导致农村经济变化,其变化的形式和原则与明清基本相同,但变化的原因和推动力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与世界市场相联的上海等口岸市场体系已覆盖大半个中国。以口岸为中心的市场体系中,口岸化城市与内地农村存在着生产方式、金融关系、市场化程度、流通形态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口岸城市对其辐射的农村市场具有指导作用,大致上形成了工业品的买方市场和农产品的卖方市场,由此产生结构性的不平等。口岸商人和各级内地商人利用这种市场不均衡关系,牟取利益,剥削农民。四
该书观点逻辑严密，论据充足，史料翔实，实为研究大萧条时期的中国的优秀著作。但是在阅读过程中，我认为本书也存在一些问题。
在评价货币改革的成效时，作者认为货币改革“也使得中国财政失去了弹性。为了保持汇率稳定和货币的可兑换，中国政府不得不克制发行过多的货币或限制预算扩张。”但是没有具体讲述财政预算如何受其限制，这其中的机制又是什么。而这一问题在之后的国府统治晚期的通货膨胀中集中爆发了，尽管在MiltonFriedman的著作中有所涉及，但是鉴于Friedman对于币制改革的看法与作者截然不同，因此对于财政预算和币制改革之间的关系论述也十分有必要。
在外来因素的影响方面，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市场，日本产品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力十分巨大，虽然书中也在几处提到日本纺织产品的竞争，但是其重要性仍然凸显不足。历史事实表明，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全面侵华的态势下，内忧外患的政治经济格局已经形成，任何经济体制改革的努力，在国家决策层面都是次要的，最终的成效也只能是杯水车薪。
此外，由于作者将目光投向了缫丝业和棉纺业，而这两个行业集中在长三角地区，因此全书的展开主要围绕大萧条对于长三角地区的影响展开，而对于广大的北方地区、华南地区甚至内陆腹地几乎没有涉及，对于中国整体受到大萧条冲击的影响有多大也难以判断。
同时，在阅读过程中我还对两个作者未涉及的部分感到好奇。一为大萧条对中国的影响是否具有传导性。这方面作者仅仅涉及城市—农村的传导性，而上海—其余港口城市（如宁波、天津），沿海—内陆之间的传导性却没有提及，这有待于找寻更多的数据来考察。二为作者集中考察了农村金融的崩溃对于农民的影响以及农民的破产对于纺织业的影响，但是上海房地产崩溃引发的信贷危机、银行危机对于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又有何影响，小工厂主的破产对于城市经济有何影响这些均未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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