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实每一天 发表于 2018-2-21 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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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剑桥中国史》至14%。
何晏和王弼曾经用道家语言注释儒经;向秀和郭象则以儒家精神去解释《庄子》。在这种传统和思想的冲突中,佛教登上了中国的哲学舞台。佛教向有教养的社会精英阶层的渗透变成了沉浸在道家复兴精神中的知识分子的工作,他们认为,他们在大乘教义中能反照他们的问题。大乘教义实际上只是在公元 4 世纪才开始影响知识界,虽然僧徒和文人之间早在 3 世纪之末已有某些最初的接触,这时是西晋王朝(公元 265—316 年)的初年。例如,中国的僧人帛远(约公元 300 年),便是出身于崇尚“清谈”和“玄学”——即道家的诺斯——的家世的人。 道家的诺斯和佛教的诺斯如此相似,这不能不使他们感到惊异。
道、释两家知识分子的这类接触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南方,在公元 311 年洛阳遭蛮族入侵的洗劫,晋室朝廷和贵族播迁到长江下游以后(东晋,公元 317—420 年)更是这样。在京师——即后来的南京——和在今浙江省,这种冲突有增无已;在这些地方南迁的贵族把正在开垦的富饶土地都占为己有。南来的文人们因政府已支离破碎而变得懒散起来,同时永无休止地怀着收复北方国土的幻想,所以他们纵情于“玄谈”之中,那些精通中国文化而本人是南来移民的佛教僧人也参加了进来。
释、道两家彼此渗透:佛教因道家而变得清楚了,但是道家也借助于佛教而变得显豁了。可以和如下的情况作一个强烈的对比:这个时候在地中海世界,特别是在小亚细亚,也在进行着宗教信仰的综合——垂死的异教徒信仰(诺斯替教、俄耳甫斯教、孟他努斯主义等等)同希腊化世界的基督教之间也进行着信仰的综合。支遁的注释在文人圈子中引起了共鸣,自然,他不可能不引起那些自以为是的学者们的许多抗议,象王坦之(公元 330—375 年)就以《非庄论》做出了迅速的回击。
对于世俗人们来说,这种忠诚的祈祷方式要比和尚们的坐禅容易一些,因为坐禅之功得摒除杂念和控制呼吸。但是,慧远也对坐禅感兴趣,他派了几个弟子去克什米尔寻访禅功的操作方法。其中有一个人从克什米尔回来,并带回了一名印度专家叫佛陀跋陀罗(Buddhabhadra)的人;此人于公元418年到达庐山,并译出了《瑜伽师地论》(Yogācārabhūmi)这篇关于禅功问题的大文章。此论以小乘为基础,而在篇末加了一段和大乘教设想一样的关于净土的话。
尽管事实上慧远身居山林,但在发展佛教教会制度上和在使佛教一贯同儒教国家形成紧张的关系方面,他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人们写信来向他请教。他在于京师建康(南京)举行的一次王公大臣会议之后,于公元404年写出了《沙门不敬王者论》的小册子。②对这个问题的决定有利于僧徒,国家给了他们以豁免权的身份;但是后来又屡次旧事重提,和尚们的境遇时好时坏。
此时,竺道生认为法显的译本为人们可以变成“有悟性”之佛的可能性辩护,甚至认为被命(一阐提)所咒诅的人也是如此。这差不多是在以路德派的方式下暗示,这与任何想取得佛性的努力一样,做善行也是徒劳的(“善功不必有善报”),因为佛性就存在我们身上,而我们只要实现它就是了;基督教诺斯替教派的教义也与此相似。我们再一次面对着动静之间的冲突。可是事实上这个命题认为,一阐提在法显所翻译的《大般泥洹经》中并没有许许多多文字,因此竺道生被指控为异端而被驱逐出建康佛教社团。但与此同时,这部经文的一个繁本到达了中国北方,其中关于一阐提的一节文字就是如此说的:竺道生得到了胜利。
另一与竺道生有关的教义在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支遁起,如果不是在支遁之前,就一直在讨论“悟”(bodhi;enlightenment)的问题。它是通过逐步积累善行、功德、修持和学习而渐悟的呢,抑或作为整体,超过时间和空间而立刻顿悟的(正象政治上革命的极权主义同改良相对立那样)竺道生是相信顿悟的,在唐代发展起来的未来的禅宗的种子已包含在他的主张之中了。当时的诗人谢灵运(公元385—433年)是一位大贵族,曾长期在儒家的顺从和道家的意志自由论之间受尽折磨,但他的个人信仰却是佛教,他和一批人通信讨论了“顿”与“渐”的问题。
谢灵运在序《辩宗论》集子时就印度人和中国人的特性问题发表了几点奇怪的议论。他告诉我们,印度相信“渐”,中国人则相信“顿”,因为象王弼所说的那样,孔子曾经“体无”,他的眼光是统一的和全面的,而佛陀劝告“积学能至”,以完成道。谢灵运还接着说,这种区别可以用地理条件和人种类型来说明,这是中国学者经常用的生态学说明方式。他说,中国人用一种直接的、综合的想象力,偏重于“理归一极”,而印度人则认为“受教”要更容易一些。
这样,就把孔子本人搞成了一个“顿”悟论的支持者!自然,中国人一定会对印度的烦琐哲学的支离破碎感到不理解,因为它的按照印欧方式的逻辑推论不向读者漏过一个环节,与中国人的思想和中国人的语言完全是格格不入的。这必然使得他们注意到他们自己文化的特点,而且这或许就是释、道两家初期这些辩论的主要成果之一。释家和道家的诺斯之间在中世纪初期发生了深刻地互相渗透的过程,对后来的宗教史和哲学史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后果是形成了禅(dhyāna;zen)宗,它从唐代末年起以闪电般的速度推向整个远东。关于禅宗最伟大的一个人物临济(公元866年或867年死),人们可以说他的思想是用了佛教思想做调料的庄子思想,虽然很可能临济本人并不熟悉庄子,他只是通过中世纪对庄子的思想的反响才接受了庄子的影响。
这种政教冲突总是削弱中国佛教的力量,并且将最后使它濒于毁灭。印度没有发生过这种问题,因为印度的国家不象中国的那样是皇权的和视国家为神圣的;在那里,国王们很自然地向宗教领袖致敬。但在中国,反对佛教徒的主要之点是因为他们信奉外国的宗教,它不服从皇帝和他的政府;在私生活方面,它反对作为公民社会基本单元的家庭,并且反对祖先崇拜。它的反对者最不满的是佛教僧侣的寄生性质,因为他们可以不纳税,或者不服国家的任何徭役,特别是不服其中最重要的兵役。所有这一切,再加上世俗富豪给寺庙的极大量捐赠,使得国家的经济和国防处于危殆之中。所有这些不满大部分都是一篇小小的辩白文章——即《牟子理惑论》——中提出的,它据推测写于汉末,出自远在南方的一位皈依了佛教的学者之手;从它的现存形式看似不早于六朝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