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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资本论>》尾论：主体批判与客体批判
亩浍敷四海，川源涤九州；既膺九命锡，乃建洪范畴。史体肥沃，并刀如水；批判志学，理通实践。——题旨
（一）
感时花溅泪。这是我们题录在“写在前面”中的工作警语。书写中国经济学，“直是少人行”，以致“恨别鸟惊心”。为了避免“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的尴尬局面，必须把《资本论》作为统一体例之“史书”看待。历史和总体是《资本论》标题的总规定，由此，也才可能使副标题定位于学科方法与工作逻辑的联合。
书写历史，要在显露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全部工作逻辑。马克思伟大而不足，是相对“中国原创”而言的。要之，主体批判与客体批判在规定上和而不同，社会对立而历史贯通。相对而言，主体批判整体上体现中国历史之“原创”。于是，只有使中国原创和马克思原创内在对接，方能明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真正的学科含义。鉴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对“知识逻辑”的高度推崇，我们必欲从方法论与理论层面进行拨乱反正！这样当集体表达“商品”的历史、发展、精神反思及现象学批判的诸多意义时，很显然，亦只能征用“商品批判”的联合词语涵括之。不过，主体的规定依然藏匿了。所谓形而上学批判和社会批判，指示的是主观批判与客观批判的维度。它固然同样适合于主体批判和客体批判，但从资本逻辑对生产逻辑的统摄看，更针对后者，因为“通过‘物’的分析，马克思所要揭示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生活的本质不再是由凝固的实体化东西构成的，而是通过资本的生产与市场交换而不断建构起来的功能化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物’体现为看不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规定了具体物的存在方式。因此，唯‘物’主义并不是从实体化的物出发，而是通过透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从而提示社会生活的发生与存在过程”。对物性科学的反叛（主观批判），“这构成了马克思‘物’的分析的第一层面”。“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物像统治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用下的结果，一旦我们走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物像统治也就瓦解了。”接续的批判是“事的科学”建构——客观批判（本身内在化了“主观批判”），而狭义的政治经济批判特指的就是上述这种关于系统化经济生活的社会客观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基础，而且凝固化为‘物像’，如商品、货币与资本等作为物的形式出现，并通过非历史化使人们臣服于‘物像’面前。唯‘物’主义就是要揭示这种神秘化的过程，揭示‘物像’统治的形成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关于‘物’的分析在马克思那里又以批判的方式展示出来。这在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批判中得到了充分地展示。这是‘物’的分析的第二层面。”可见，“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的差异在于：马克思将物置于社会历史的境域中，而当海德格尔从日常生活结构中讨论物的关系结构时，历史性消失了，物的关系结构成为一切历史时代物之存在方式”。于是，“这些思考进入到鲍德里亚的思想之后就是：在消费社会，任何消费物都不再承载传统的价值，物已经变成了符号，任何对物性的本真追求，在符号决定一切的社会都不再具有意义。因此，马克思意义上的革命筹划、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美学筹划，都不再能楔入现代社会，这些分析只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乌托邦幻想，在其深层上恰恰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意识形态”。唯“物”主义的双重分析，构成马克思的客体批判的核心问题。其对于主体批判的启发是：直接从形而上学批判和社会批判入手，可建立主客观统一之对象的事的科学，如家的事（身份关系制约的主体行动）和国的事（总身份关系及其行动）。要之，是以“批判规定”书写中国经济学的脉络、体系，确立其工作方法以及理论逻辑。这就需要主客体（批判）并举。
《资本论》副题暗示：《资本论》是从事批判科学之“百科全书”规定。这是把批判作为发展之“历史定义域”规定，从史书工作灵魂上把握批判和历史、批判和发展的规定性结合，坚持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统一性。所谓从批判规定的高度看待发展逻辑，盖在于执行“内在地历史批判”，目的是把发展从逻辑上，——诚如我们揭示了的两种一般意义的发展逻辑：主观批判和客观批判，再次归结为“批判”，予以“总体地、辩证地批判”，由此说明社会发展总体逻辑：社会客观批判——社会主观批判。在这个地基上建设“科学”，主客观逻辑必然得以工作统一。既有的批判研究毫无疑问地偏重于“客体批判”方面。这样，主体批判之以“实践批判”“认识批判”身份工作介入，目的是显露实践唯物主义规定，彰显主体性问题，使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逻辑趋于圆满。同时，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作为“学科方法”规定得以创造性地在中国运用，亦必然催生新的理论本体和工作本位，促成中华历史和世界史规定的统一（或毋宁说是“中华历史路径下的世界史的重新研究”）。总起来看，这是在王亚南工作地基上前进的理论结果，即沿着“中华资本论”的研究路径引出“资本主义批判”和“社会主义批判”的深层次理论建设问题。
亦即，从整全的批判规定出发，在这一语义项下，必须认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样古老”之理念，建立双重发展追索认知：物质追索和劳动追索。同时，对公有制逻辑的梳理，既要着眼于“抽象历史行动”（所谓的私有制的发展与自我扬弃），也要着眼于“具体历史行动”，考究历史上公有制建设因素的培育。然则，《资本论》仍旧没有满足于对“现实的历史”的刻画，而是提升该种刻画的规定，使之立足了“现实的历史”批判（参看本书第一章）。从批判出发，根本拒绝了知识演绎，摒除了逻辑起点假设妄想。既研究“客体批判”，也研究“主体批判”，就迫使我们系统研究人类发展意蕴的“全史”和机制构造作用的“整史”。这是“实践化的”（行动和活历史的）批判规定：既穷究物质发展的全部可能性，也穷究人的全面发展，而满足了对于发展类型（或曰“历史前进道路”）的全面追索性。经济形态社会构造总示意如图20-1所示。
图20-1表明了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的“总体关系”。它主要告诉我们，《资本论》完结的是商品经济形态的大写字母的社会发展逻辑，扼要说明的是“商品——资本批判”（以劳动二重性为历史支架和认识支架）。对这一历史辩证法高度的工作发掘存乎于《资本论》结构秘密的发现中。概要而言，《资本论》结构的发生随着马克思对劳动二重性思想史杷梳的认识进程的不断深化，即主客观逻辑的相互辉映，使得《资本论》结构定格于客观史与思维统一，以至于能够体现“中华事的科学”工作意蕴（本书修订版序言阐明了这一点）。进一步，本书以“十二部史”总括《资本论》逻辑，乃是对“中学欧渐—欧学西渐——西学东渐——新中学再造”学术扩张链条的更大程度上的工作提炼。这样我们能够理解：马克思为什么把工作基点置放于“客体批判”，而对“主体批判”似乎存而不论，乃是突出“物质发展”对“劳动发展”的领衔性。在这样的工作语境中，唯物主义的问题被突出，客体辩证法被突出，个人本位的身份关系被锁定，财产关系图景被整体烘托出来，于是突出地要求我们剖析阶级行动架构下的由单一财产关系所带来的经济必然性问题。顺着这种问题的分析与解决思路，《资本论》要求把商品生产关系在定义域设定为“财产关系”。这样，和“身份的具体统治”完全相反，资本主义社会所完成的是有关于财产运动与构造的社会统治，——亦即，形成所谓“财产的抽象统治”。这是马克思以“劳动发展”替代“人的发展”术语，安排资本批判逻辑的缘由，因为，资本社会似乎完全表现为物象化社会，人的能力为物的能力的发展所掩埋。劳动二重性界说商品生产劳动之发展规定性：一方面，抽象劳动以具体劳动为基础；另一方面，社会具体劳动是抽象劳动的外化表现——以抽象劳动为基础的“具体化的社会有用劳动”。于是，“人的发展”隶属于商品生产劳动规定，它的发展特性具体化在“劳动发展”特殊规定性当中了。
看历史共有三种角度或路径：从历史角度、从政治角度、从学术角度，三者有机统一谓为完全意义的“看历史”。客体批判之最终工作目的仍然为了凸显“马克思主义人学”。在身份发展、财产发展替代人本身的发展的史前阶段，劳动发展受到整体束缚。劳动并不能自主发展，体现为与物质之间的不能自由结合。在此情势下，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是客观统一“主体发展”和“客体发展”之历史规定，而根本否决了“人的二重性”“物的二重性”等虚妄说法。人的活动的二重性，而非人的存在的二重性，乃是人本身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和过渡的行动地基与社会生成规定的活动过程。作为一重因素，商品之物绝非纯自然之物，那种把商品的物的体系说成“人的自然性”反映的认识，是把财产关系的客观规定庸俗化了、一般化了。于是被动地接受这样的本体建构理论：“‘本体论’不是关于思维规定的‘存在论’，而是反思思维规定的‘存在论’；不是‘肯定性’的‘存在论’，而是‘否定性’的‘存在论’；不是‘现实性’的‘存在论’，而是‘理想性’的‘存在论’。这种‘反思性’‘否定性’‘理想性’的‘存在论’，不是一般意义的‘对思想的思想’，而是特殊意义的‘对思想的前提批判’。”同样，混淆物化和主体身份（所谓“人化”）的结果是导致主客体行动被高度同质化处理，由此认同下属思想：（1）“人类社会劳动的‘物化’也就是自然物质的‘人化’，二者是同一过程。”（2）“被物化的人的生命及其生产力、被物化的社会生产关系（而不是脱离的抽象的生产关系），我们称为‘社会物质’，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物质’。”例如说，“物化劳动——包括作为当下社会实践条件的既往剩余劳动的物质积累和在其支配下正在进行的活劳动本身，正是‘社会化的物质’（简称‘社会物质’）”。如此追索下来，立在劳动二重性背后的似乎就是“物质二重性”。“社会物质”的二重性被塑造为“唯物史观的基本观念”。“所谓‘社会物质的二重性’，指的是任何社会物质既具有其自然性（是自然物质的具体形态），同时又具有社会性，即其负载着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的纽带。”更甚者，资产阶级的物象二重性被正面塑造为“社会物质二重性”！！而这就意味着，“《资本论》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历史观基础上，不理解社会物质的二重性，就无法理解商品的二重性，从而无法理解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更无法理解资本的本质。社会二重性的观念犹如一根红线贯穿在整个《资本论》理论体系中，这是我们理解《资本论》的一把钥匙”。
上述对于二重性的错误认识，是把主体批判和客体批判的原则区别忽略了，而要把客体方面的二重规定直接说成主体性质的反映，或者倒过来，硬是把主体人的活动属性描绘成客体物质的性质。但显然，社会关系并不会自动承载于自然物质性之上，同时，人也不可能成为独立的自然存在，所谓人“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的说法，是指人的客体性而言的，人作为主体始终“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作为“社会关系（规定）”而存在。犹如这样的说法：“劳动的社会性质表明，人的社会性……并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首先体现在商品的交换价值及其所蕴含的人的抽象劳动之中。”这些都是财产关系的规定被唯一化和主观批判化所导致。例如说，物化劳动写就了“资本主义之社会物质”，这是特殊物质，即物化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物化生产关系是针对“财产的生产关系”定义域而言的，并非适用主体本身。马克思反复强调：“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类劳动力或人类劳动形成价值，但本身不是价值。它在凝固的状态中，在对象化的形式上才成为价值。”商品由使用价值和价值客体构成，——这是一个“客体化”的世界，需要由客体批判开始，它通过物质的发展释放“劳动自由”，从而可能为“人的全面发展”奠立真正的基础。归根结底，劳动二重性必须被看作客观的理论史逻辑。所以尽管我们承认，劳动二重性学说同时是马克思的“主观思维过程”，——尤其是就它和资产阶级物象二重性进行思想斗争这一点来讲（这个学说可被看作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不懈批判后所取得的历史认识论成果），但就性质而言，它是对“客观史”的整体反映，因而蕴涵整个经济形态二重性规定的秘密，在高度上指导着马克思批判与理论建构工作的全局。
要之，全部的批判逻辑包括了主体批判和客体批判两方面的客观内容。而对前者的把握最终需要落实到“以人为本”行动方略上来，在对后者的把握上是需要认清危机的形态发生学原理：以发生学作为辩证法的工作形态把握“个别生产部门上升为社会生产总体”（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具体的社会历史路径——以此把握危机发生和成长的“实践态”（生理——病理发生态），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当代特质性（生产危机——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的连锁作用链条与经济系统表现），并以总形态与总性态分析统一之（这意味着流通领域必须从属于生产的辩证发展），切近全球化危机治理。然则，是需要我们认识到，“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是《资本论》的伟大发展”，而社会主义当代本质就“在克服资本主义危机的现实过程中不断生成”。同时，也就需要切实认清：“社会经济发展是‘以人为本’还是‘以资本为本’，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又一根本区别。”这项工作唯其“深刻”，在于从历史发展全局查明了“物质生产和它所包含的关系”：主体人的发展的活动二重性，而毋宁说它在商品经济形态系统中就表现为“劳动的二重性”（这个在下面还要继续探讨）。据此指明：资产阶级社会由于迫使劳动的这两方面性质（有用劳动和人类劳动）的对立的深化，而加剧了主体自身体系的分裂，促成劳动的二重社会发展，遭致“经济矛盾”日益严重的历史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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