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价值理论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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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理论批判
剩余价值理论批判

赵毅红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建立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决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局限性和他的历史阶段。从魁奈到马克思，对于剩余价值的研究，已经结束了它的发展优势，到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实现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理论的深入探讨，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奥秘，从而促进了社会制度的变革。工人阶级理解了这个奥秘之后，才可能树立起坚定的变革社会的信心和决心，也才能找到新的、理想的奋斗方向。从这个角度去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用，才可能使我们的思维不至于陷入僵化的状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崇拜，应当真正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用所在，没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出现，资本主义也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然而，也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使社会主义的实践步入了困境。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巳不是象进入宝窟之前的探索家那样，千方百计地按照理论的设想，寻找打开宝窟的窍门。而是象已经进入宝窟的人们那样。因为发现现实并不象他们想象的那样美好，所以要彻底改造它。马克思主义指给人类的发展道路，也只是理论上的理想社会。打开这个理想社会之门的任务，已由列宁、毛泽东等人完成了。这个理想社会的现实，已经在近百年的实践中为人类牢牢地记住了。前辈的革命家们和后代的继承人都很尽心尽职地遵照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形态，努力实现人类的最后理想-----共产主义。但是，在与资本主义制度的较量中，已经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许多弱点，不能胜任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改造和发展，已是人类迫在眉睫的任务。社会要进步，就需要有进步的理论能够胜任其指导的作用。否则社会就会停止不前，甚至倒退。对于当前的社会来说，经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七十多年的对立之后，对立的矛盾都显示出向对立面转化的趋势。在这样的时候，便是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候，是进步势力同化落后势力还是落后势力同化进步势力呢?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否成为指导社会运动的理论基础问题，而且更主要的是关系到社会进步的方式问题。就是说，如果在这个甚得时宜的关键时候，人类有了正确的理论作指导，把社会推向进步。人类就可能避开残忍的武装斗争，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度。否则未来社会将出现怎样的坎坷是难以预料的。

    社会的进步，在这里主要指的是政治上进步。发展主要指的是在经济上的增长。政治上的进步，是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条件下实现。就是说，经济上的量变受到政治制度的约束而停滞不前时，便产生了对政治制度改革的要求，就是质变。但是，我这里所说的决不是说，政治只有进步的问题，而没有发展的问题，也不是说经济只有发展的问题，而没有进步的问题，但是任何对立统一的问题，都有它的一定范畴，我们在一定的范畴内研究某一问题时，只能取其一定意义的概念。否则，严肃的学术研究就会滑向诡辩。

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理论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败，使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抓住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口实，他们更加自信资本主义体系，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以经济手段同化社会主义，已经使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们从口头转向了实际的行动。社会主义在目前的困境中是很难逃脱这种挑战的。社会主义要前进，就必须赢得经济上的主动权，而这种主动权目前还被资产阶级掌握着。所以，马克思主义者要想赢得这种主动权，就不能逃避这种挑战，而需要的是积极参于这种挑战，在挑战中掌握这种主动权。然而，经济上的挑战仅仅以经济增长的指标去衡量我们是否占有了主动权，是很不合理的。而且可能会使社会主义被资本主义所同化，对于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经济增长的指标仅仅是他所要迫求的一半。而另一半是要掌握经济发展的方式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政治是衡量经济的一把尺子，只有明确了这个问题，而且找到了相应的办法，才不至于被资本主义所同化。可是，仅仅保持了不被同化是不可能促进社会进步的。要得到社会进步的目的，就需要使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式具有同化资本主义的能力，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学术问题。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获得新生，使它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就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的基石开始去研究，去发现问题，从而改造它。


剩余价值是价值转换过程的一种假象

    马克思继承了魅奈•亚当•斯密等人的研究成果，发挥了自己关于劳动价值理论的作用，使剩余价值理论成为唤醒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的兴奋剂。无产阶级从这里明白了自己应当得到的一般的社会权利。不再为自己的命运而苦恼，而要为自己的命运而奋斗。但是马克思在研究剩余价值的过程中，没有发现剩余价值是价值转换过程的一种假象。尽管马克思肯定了剩余价值是由工人在生产过程创造的价值中被资本家占有的一份，但是这部分价值为什么会被资本家理所当然地占有而工人却不能占有。这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并没有解释清楚。关于这部分价值如何还原到工人的手中，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也不能做到。马克思赖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手段是政治，是要劳动者从斗争中去获得。所以这个问题到社会主义实践时期，就暴露出很多尖锐的矛盾，无产阶级必须以政治手段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不能用经济手段实现这个目标。这样，我们去回顾社会主义走过的路程，就会客观地发现那时所出现的各种弊端都是根源于马克思经济理论本身。

马克思从劳动价值的观点出发，解释了剩余价值这种现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地研究劳动价值。在亚当•斯密那里就已经认识到“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正尺度”，马克思坚持了这一观点，并认为劳动时间是计算价值的依据。这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普遍使用了这一方法。从这里人们发现了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的理论之缺陷，是没有把劳动效率同时作为计算价值的依据。当我们把供需矛盾排除在外时，计算劳动价值的方法应当是：

          劳动价值=劳动时间×劳动效率

就是说，如果某工人甲在单位时间内生产产品为B个，而工人乙在单位时间内生产产品为⒉B个，那么，乙的劳动价值应当是甲的2倍。同样，甲在前一单位时间生产的产品为B个，而在后一单位时间生产的产品为⒉B个时，那么，其后一单位时间的劳动价值应当等于前一单位时间的⒉倍。如果用货币价值表示单位时间的劳动价值时，就可以计算整个生产过程的产品价值体系。

    到这里，我们应当追究产生劳动效率这个因素的原因。在没有劳动工具的时候或劳动工具不进步的情况下，效率完全是由劳动技巧产生的。就是说，是由个人的思维和生理差异产生的。可是，当劳动工具出现时或劳动工具的形态进步之后，个人的差异就不是决定 劳动效率的主要原因，劳动工具才是决定劳动效率的主要原因。劳动工具与劳动者分离的情况下，即劳动工具不是由劳动者本人制造的时候，劳动者的劳动效率就是由制造劳动工具的人的智慧形成的，即使是劳动者使用本人制造的劳动工具进行劳动，也是由前一个时期的劳动智慧形成了后一个时期的劳动效率。由此可以发现，马克思在研究劳动价值时，没有把劳动者和劳动工具在创造价值时的作用区别开来。即没有把劳动工具与历史的劳动过程联系起来。马克思赞同并继承了李嘉图坚决反对机器能够创造价值的观点，把劳动的历史联系割断了。马克思在赞同李嘉图“强调指出劳动是人的，而且是社会规定的人的活动”。但是，没有发现社会的规律性就是由这种历史的联系造成的，没有这种联系，社会就不存在。机器本来就不是自然的，而是社会所规定的人在过去的时间里劳动的成果。机器运动是人的智慧转化而成的。所以机器在劳动中是代表过去人进行运动的。由它带来的效率，提高了现在人在劳动中的能力，以效率表示出创造价值的作用。就是说，劳动者使用劳动工具进行劳动时是现代人和过去人结合的方式。这样劳动工具便成了联系现在人和过去人的纽带。马克思没有发现机器在生产过程的实际意义。所以他没有能够解决劳动价值与物质价值的统一问题。因此，也就不可能发现剩余价值是价值转换过程的一种假象。

当我们把供需矛盾引入时，就会发现劳动价值受供需矛盾的影响，改变了它与劳动效率及时间的比例关系。假如社会的平均劳动效率为200％时，参加劳动的人数为b时，社会的产品总量则为2b，如果消费量也为2b时，则供需保持平衡，劳动价值等于劳动时间与劳动效率的乘积，这个关系不变。可是社会的实际运动并非如此，当消费量小于2b时，劳动价值就会因价格的降低相应减少。当消费量大于2b时，劳动价值便会相应增加。而且，当消费量保持不变时，生产量的扩大与减少也同样会影响劳动价值。计算劳动价值的公式就可以演变成;

          劳动价值＝劳动时间×劳动效率×需求量／供给量

用这个式子计算劳动价值与产品的实际价值相等，前面的式子不计算供需矛盾的影响，所得的结果应当是产品的生产价值或计划价值，当引入供需矛盾之后就成为产品的实际价值了，如果由统计取得实际交换结果，便是产品的平均价格与数量的乘积。

    马克思在研究劳动价值时，没有发现劳动效率和供需矛盾与劳动价值的关系，所以他不能理解利润、利息、地租等作为价值的组成部分的真正出处，也不能理解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实际关系。因此只能用剩余价值的概念去理解它。认为资本家占有的价值部分是从劳动者本身的劳动中夺取的。事实上，很多情况下，劳动者并不认为这是剥削，甚至认为是劳动合作，所以这样的理解是不科学的。只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去认识这个问题，具有社会变革的实用价值。这种实用价值也是在历史的特定条件下表现出来的。但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并不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存在剥削，而是对剥削产生的历史根源和表现形式的理解不同罢了。资本家的这种占有方式本身就是剥削，不过他是通过对过去人的占有，剥夺了其它人应当占有的权利，甚至利用过去人的能力，排挤了现在人的合法地位，使劳动者沦为奴隶。

    人类创造历史的过程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前人的劳动价值包含在后人的劳动价值之中，任何人进行劳动的能力，都是在前人创造的劳动基础上取得的，任何人离开社会，离开前人的劳动积累，都不能得到他应当得到的价值水平。所以任何人所取得的劳动成果，都应当属于社会的一部分。劳动者之间存在的生理机能的差别，所引起的劳动价值的差别，作为劳动者向社会索取运动报酬的依据，社会应当作为衡量劳动的尺度，使它永远保持显明的标志。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而作为劳动者报答社会的遗产，应当属于社会共有，而不应当为少数人所占有。资本主义的不合理之处，正是由于资本家占有了过去人遗留下来的全部劳动基础。就是说，资本家通过占有劳动资料，占有了劳动资料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价值部分，而工人只能占有他本人的体力和技巧创造的价值部分，而且，资本家利用过去人的能力，在竞争中明显地占有优势。由此可以发现，工人的工资占有的部分，只是劳动者在此时此刻所创造的价值。而资本家占有的价值部分是包括现在人除此时此刻的劳动之外，所有过去人的劳动积累所创造的价值。相比之下，劳动者占有的部分未免太渺小了，而所有者占有的部分实在太庞大了，无怪乎经济越发达的资本主义，劳动者与所有者之间的差别就越大。可是，社会主义的缺陷就在于抹杀了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差别。公有制解决了对过去人的劳动遗产的继承问题之后，怎样保持现在人劳动技巧的差别，这是如何认识私有制与公有制之间的关系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就无法生存，共产主义就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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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马克思剩余价值的理论，劳动者应当占有产品价值中除应当补偿劳动资料所消耗的价值以外的所有价值。然而 这种平均占有的方式在社会的实际生产过程中是行不通的。社会主义的实战，尽管以国有化的形式，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然而，即使被人们称为大锅饭的时期，也未能实现平均占有的目的，国有的企业所创造的利润部分，应当归所有国民所有，集体所有制企业归其成员共有。然而究竟有多少国民，有多少集体成员能够从中获得好处，这只要看看现实中的差别就可以知道了。劳动者从生产过程获得劳动报酬的方式，是依据自己占有生产能力的大小决定的。最古老的占有方式具有解释现代人占有方式的根据的作用。即个人之间创造价值的差别是决定个人获取劳动报酬的依据，每个人在过去一个生产过程中获得的劳动价值是向以后的生产过程索取劳动价值的依据。就是说，价值的形成不但有劳动的因素，而且有历史的因素。劳动的因素决定着生产，而历史的因素决定着交换。就是说，人类认识了某种产品是自己生活的需要时，就要进行生产，在许多产品的生产中，对那些最适宜发挥自己劳动效率的产品，才愿意投放最多的劳动力。这样，生产过程才出现了超过自己消费能力的剩余产品，剩余产品的出现是商品交换的基础。人类进行交换的意识，本来是以生产它的实际劳动价值为标准的。按现在人的说法就是成本价，当供需矛盾驱使价格浮动时，过去的价格就成为交换价值的标准，成本价成为最低限价。在最古老的交换方式中，以物易物，就是这样形成的。比如:甲每天生产Α产品的数量为⒊个，生产Β产品的数量为⒉个，而乙每天生产Α产品的数量为⒉个，生产Β产品的数量为⒊个，那么甲乙进行交换时，甲就愿意以⒊个Α产品换取乙的⒉个Β产品，而乙也愿意以⒊个Β产品换取甲的⒉个Α产品，当他们在讨价还价中决定以⒊个Α产品换⒊个Β产品时，双方便都得到了满足。他们在交换中都实现了1/3利润。可以说这是人类最原始的利润意识。重商主义者认为剩余价值产生于交换过程，但是不理解这种现象是由于劳动效率引起的。当商人以欺骗的手段获取这种利润时，他们以为完全出自自己的区区小计，根本没有意识到生产过程日益更新的劳动效率才是商业赖以存在的根据。重农主义者虽然意识到这种现象根源于生产过程，但是他们不能理解这种现象产生的真实原因。所以运用剩余价值这个概念来解决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货币运动伴随着商品交换的复杂过程，几乎使人们理不清头绪。虽然资产阶级曾经一度认为剩余价值是资本引起的，即由资本转化为机器的形态进入生产过程时，创造了这种价值。可是，他们不愿把机器与过去人的劳动联系起来，而把机器仅仅理解为占有的物。这样解释的目的在于证明他们没有剥削工人阶级，而不是寻找价值转换的历史根据。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不愿意接受这种观点。马克思这样做，只是为了说明资产阶级剥削了工人阶级，他没有意识到这里蕴含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就是血统观念。血统观念为人类奠定了一个非常稳固的继承方式。马克思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对人类经济活动的深刻影响，资产阶级把血统关系作为占有过去人劳动遗产的的依据时，马克思只是把这个原因造成的经济差别理解为阶级差别的原因，未能从社会整体运动的关系去批驳血统观念把人类经济关系的最基本的联系方式从血缘关系中解放出来，放到社会的平等关系中去解决。同时，马克思没有认识到血统关系是阶级关系中最顽固的堡垒。消灭阶级斗争应以淡化血统观念的方法为持久的社会政策。他强调以经济差别为标准划分阶级，并从无产阶级程的立场去规范经济过程，忽视了经济过程本身必然存在着差别，这种差别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所以数学家和力学家认为，机器是复杂的工具时，马克思却截然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种说明毫无用处，因为其中没有历史的因素。”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在保持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不愿顾及对资产阶级有利的问题的探讨。机器与工具不但具有共同特点，而且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据。人使用工具进行劳动，是人体器官的延伸。 人使用机器进行生产，也同样是人体器官的延伸。工具在劳动中以节省体力的目的，扩大了生产。 而机器在生产中完全代替人的体力。工具在劳动中只有代替人的部分外部器官的作用，而机器在生产中可以代替人的全部外部器官，甚至可以部分代替人的大脑的作用。作为历史的要素，不只是这些，更主要的表现在无论工具还是机器都是人的劳动与智慧的结晶，其本身不仅是价值凝聚的形态，而且是智慧凝聚的形态。其目的在于突破人的体力的有限性，把思维的无限性与自然的无限性连接起来构成社会与自然的对立统一。价值在转换中须按照向对立面转化的规则缩小其差别，如果不理解这种转换的方式，就误认为剩余价值。产生剩余价值这种社会假象的原因，只能从这里找到。

所谓剩余价值，并非剩余。就是说，不是现在人在必要劳动时间外创造的价值。而是由于过去人的劳动与智慧的积累，形成了创造价值的社会基础。由此而得出的社会价值既不应当属于财产的所有者所有，也不应当属于直接劳动者所有，而应当属于社会共有。这样理解和解释社会出现的剩余价值的这种假象，才能把马克思及其继承人一贯主张的公有制经济有条件地规范到社会运动的历史过程中。它既不是完全否定私有制的单一经济形式，也不是使私有制恶性膨胀的经济形式，而应当是解决人类对过去人留给现在人的遗产问题的占有形式或占有矛盾，所规定的从私有制不断地向公有制过渡的社会运动形式。马克思在他的经济理论中，没有发现机器及劳动工具是联系过去人和现在人的一种客观形态。未能从这种客观形态中发现过去人虽然作为社会新陈代谢的现象已经消灭了，而其劳动的形态却被客观的物质形态永衡的保留下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发展形态是人类思维的成果—智慧的积累形成的客观形态。劳动所起的作用，是把思维的形态转化为物质的形态。人的肉体的存在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只是暂时的，而思维的存在借助了物质的存在永衡的存在着。复杂、进步的社会形态，包含了落后的过去的一切，是简单的物质形态的有机构成。在威廉•配第那里，不能把价值与它的物质形态区分开来，他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显然劳动价值必须借物质形态来表现。但是价值的研究对象不是物质的形态。而是形成这些物质形态的劳动量。这样，无论是什么样的物质形态，才有其共性。


使用价值•实用价值•剩余价值

劳动是价值产生的源泉，到亚当•斯密那里，已经初步认识了这个问题。他说：“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正尺度。”但是如何用劳动去衡量商品的价值呢？在他那里没有得到解决。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耗费了不少精力，但没抓住问题的本质。就是说，因未能识破剩余价值这种社会假象，所以他对经济学的研究总是困惑在这种假象中，这在马克思以后的经济学研究中，都没有能够走出这个迷宫。所以经济学的研究一直处在徘徊中。现代有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还有什么控制论，等等，都没有排除这种社会假象的干扰。

马克思对劳动价值的研究，把效率这个因素一直排斥在外，却引进了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无规则概念，产生了一些幻觉。未能突破用劳动价值这把尺度去衡量物质价值的难关。他认为劳动具有二重性的观点，就是把劳动的形态和劳动的内核进行分离产生的幻觉。人的肢体运动和支配肢体运动的力构成了人类劳动的统一形态，这本来没有什么产生二重性的根据。劳动和劳动力的概念，只是人们在不同场合下使用的，用以说明某种事物所侧重的方面。劳动和劳动力在概念上的差别只是整体和部分的区别。根据使用概念的习惯，劳动包括了形态和力构成的运动的全部。劳动力则是指支持劳动形态的力的现象而已。通常把人叫做劳动力。因为人是产生劳动力的根源，经济学里实际上是把人作为力的单位看待的，所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实在没有把它们区分的必要。把劳动区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或者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这对于解释价值的来源都没有什么必要的意义。认为具体劳动创造了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了使用价值的观点，也是与价值转换的实际不相符的，以具体的个别的劳动计算的产品价值和以社会的平均劳动计算的产品的价值之差别，只是任何事物从个别走向一般的过程，必然出现的客观形象。是人类思维过程产生的数学逻辑的一段表现。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它只能解决社会计算产品总价值的方法，而不能解决价值的根源问题。从这里可以发现。马克思在研究劳动价值的时候，只注重了劳动本身的作用。忽略了决定劳动价值的另一个社会因素，供需矛盾。劳动表现为价值，必须具备需求这个条件，没有需求的劳动是没有价值的。这是与劳动联系在一起的劳动目的所规定的社会因素，离开了这个因素，就无法把价值的产生叙述清楚。社会需要的产品如果为100个，而生产的产品只有50个的话，劳动者的劳动价值必然受需求牵制而增加，如果生产的产品为200个的话，劳动价值就会受需求的约束而降低，这些过程都是通过价格的形式完成的。就是说，生产某种产品的劳动价值的增加或减少，是通过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并非劳动量的变化引起的价值变化。是价值转换为了使生产适应需求，迫使劳动者改变劳动方式。这样的价值变化实际上是改变了现在人占有过去人劳动的量。这样，总是因为劳动对象不同、劳动方式不同，表现为不同劳动的劳动价值也就不同。这里人们应当看出，决定价值形成的因素，不但有劳动的因素，而且有历史的因素。就是说，人类的价值观念只能在交换的实践中形成。在过去已经形成的价值形式，是衡量现在劳动价值的基础。就是说，过去在交换时，人已经认可了的产品价格就是衡量现在产品价值的基础价值，而劳动的尺度在这里所要起的作用就是平衡不同种类的产品之间的价值比例。比如：Α产品过去的价格为5元，而现在由于需求猛增，价格涨到了10元。如果这种价格在短期内不能复原，那么在市场交换中，人们就会自觉地调整其它产品的价格以抵消这种价格因素对劳动者本人的收入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产品的价格此起彼伏，千变万化，使人们捉摸不透。其实，这是通过价格占有机器的使用价值。不过，自从纸币发行以后，价格竞争超出了它应有的范围，当货币随着市场需求调整发行量时，造成了货币的贬值和增值现象。经济学研究本质上是要把握劳动价值、货币价值与物质价值之间的关系，然而，当货币贬值或增值时，劳动者已经取得的货币收入与其劳动价值就发生了背离。

供给是供需矛盾的主动方面，生产中机器的使用价值增加，是产生有效需求的条件，就是说，人在生理上的需求要转化为有效需求。生产过程就需要有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生产过程拥有的机器的使用价值不仅要与社会需求在量上保持相等，而且生产的结构与需求的结构要保持适应。在实际生产过程中，货币的数量表示有效需求量，只要与机器的使用价值保持相等就可使商品与货币的流通顺利进行。然而，供需矛盾的产生往往因为结构的不平衡而造成。比如，使用价值创造的物质产品是棉布，而货币代表的有效需求却是粮食。这样，粮食因为供给不足而涨价，棉花因需求不足而滞销。劳动者的劳动价值因此发生改变，棉花生产者收入减少，粮食生产者增加。如果土地所有者迅速调整种植结构，使供需趋向平衡。问题也就解决了。可是市场上偏偏没有农业生产机械，只有纺织机械。那么，土地所有者只能把获得的利润存入银行，银行把这笔资金贷给纺织工业，纺织业的扩张使棉花种植面积继续扩大，而粮食面积进一步缩小，市场需求结构更加不平衡。劳动者因此更加趋向贫困，而社会显示的财富表现为生产过剩。资本主义在三十年代以前的经济危机就是这样形成的。资本家的生产规模越大，过剩产品越多，有效需求越显示不足。资本家为了维持生产，就必然向国外寻求市场。商品的输出引起输入国的经济发生不平衡时，就会发生抵制商品输入的政治运动。因此引起了资本主义与封建势力的矛盾，最终导致战争。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时，认为工人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创造了剩余价值。资本家占有了剩余价值，使工人趋向贫困的。这样的分析是不客观的，此时的剥削者不是工业资本家，而是土地所有者和商业资本家。如果不是因为市场的作用，不是因为有效需求与市场供给发生了不协调，就不会引起社会的经济危机。

人类总是借助科学技术的威力解决生产过程的难题。每一项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总是针对生产过程的实际问题。然而每一项科学技术的实际运用，又是造成经济危机的原因。从它的产生到发展，生产过程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总是因为科学技术转化的机器过多地投入了生产。因此表现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一规律，随着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生产力的发展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的增强，科学技术成果的出现越来越快。因此，经济危机的频率表现得越来越快。人们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时，发现了这一现象。但对其原因未能解释清楚，而是笼统地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

解决供需矛盾的契机，存在于生产过程中。人类进行生产的物质基础是发挥人的思维能动性的必要条件，所以解决供需矛盾的纲绳，就是能够控制生产规模的投资活动。其方法就是依赖精确的统计手段掌握生产过程，资产的配置比例以及与消费结构存在的比例关系，是解供需矛盾的根据和契机。人类进行生产的物质基础，以发挥人的思维能动性的必要条件，投资引起生产过程比例关系的变化，是掌握供需矛盾变化的必然。统计需要完成的任务，是在理论上使有效需求与市场供给在结构上保持平衡。通过对使用价值的计算，使供需矛盾在理论的框架内消灭在生产资料的生产过程中。这样离开计划是不行的，而且这才是负有生命力的计划经济形式。

价值产生于生产过程，并非只是劳动者的劳动所起的作用。既然马克思认为劳动的基础条件是劳动者创造价值的必要条件，为什么认为这些基础的条件没有创造价值的作用呢？如果说没有人，这些基础条件就是无用的，那么，没有这些基础条件，人的劳动也必然是有限的。所以说，机器在生产中不但转移了自身的价值，而且有创造价值的作用。这就是由机器引起的劳动效率的提高。这部分价值不应当归于劳动者本人，而应当归于社会成员共有。因此，我认为，由机器引起的劳动效率所实现的价值应当解释为机器的使用价值。

    物化劳动的使用价值，是客观地存在着的一种价值形态。它与劳动价值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因为都是由劳动者的智慧转化而来的价值形态。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劳动都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如果我们把体力和智力分别进行研究。就会发现，人的智力所产生的是智慧。是由人的思维运动所规定的物质运动的形态。体力所能产生的是支持肢体运动的形态，是受思维运动支配的一种力或者说是一种自然力。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人的体力理解为个人占有的自然力。人体本身就是自然运动的结果。由自然运动产生的力的现象，就是自然力。所以人的体力理所当然地属于自然力的范畴。人的思维器官虽然也是自然运动演化的结果。但是其运动的形态，却不是自然所规定的，而是由人类认识自然的过程所规定的。所以社会的本质，就是思维运动发展的结果。人类思维的发展，不满足于自身体力的占有。因而以发展劳动工具的方式，扩大了对自然力的占有。如果要区别工具和机器的差别，可以发现工具依赖体力驱动的时候，是以节省体力的方式，实现了对自然力的占有。最简单的工具—杠杆，就是以省力为目的，使人的有限的体力，扩大了占有自然的能力。劳动效率就是从这里表现出来的。这里表现出劳动与占有的统一。当工具发展到机器的时代，完全代替了人的体力。因此，劳动与占有发生了分离。就是说机器时代的劳动是由人体之外的自然力与工具的结合完成的，而人的体力专属于思维的发展。同时专属于对机器劳动的占有。在这里，连同马克思在内的经济学家，不能解释机器劳动和人体劳动的统一性。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理解了机器的客观存在形态，就是思维形态的客观表现。体力与自然力的统一性规定了机器劳动与人体劳动的统一性，这是由人类发展的历史性所规定的。我们对过去人们关于生产力的解释进一步分析，把生产力所包含的三个要素：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进行彻底的解剖，就可以发现，劳动者即思维和体力(自然力)，劳动工具即思维的客观形态和节省的体力或代替的体力，劳动对象即思维所要改造的对象。这样，生产力的构成，就可以改变为思维、自然力和生产对象三大要素。劳动者的作用是对思维和自然力的补充。在这里我们应当理解，劳动工具发展的目的，在于使人的体力从生产过程最大限度地解放出来。而且劳动工具的发展，也仅仅是代替人的体力，扩大人类对自然的占有。即使是电脑，也仅仅是代替了人的体力，只要它需要安装预制的软件，它就不能取代人的思维功能。思维形态的客观性，就是为了解决对自然力利用的问题。克服人类体力的有限性。在这里使用使用价值这个概念，最好不过地解释了人类思维与自然形态的统一性。而马克思在理解物质产品的使用价值时，却不能把劳动价值与物质价值统一起来，这应当算是一个缺陷。而且应当把使用价值的客观意义引伸到经济学研究中来，使之为社会的发展服务。从创造价值的角度理解使用价值的客观意义，就只有代表人参与生产的物质，才可能具有使用价值。除劳动工具作为一种物质形态参与生产过程外，还有劳动对象也是一种物质形态参与了生产过程。作为劳动对象的物质，是否具有使用价值这要求它是否具有促进价值增值的作用。这种作用是从作为劳动对象的物质在比效中表现出来的。比如:某产品原来使用c物质作原料，后来使用d物质作原料时，不仅提高了产品质量，而且降低了生产成本，表现出价值的增加，是人的智慧所致，所以说明物质具有使用价值。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产品不断更新换代，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物质的使用价值在生产过程不断地产生和不断地消灭。

马克思认为劳动分为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认为具体劳动转移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又认为具体劳动创造了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了价值。这里显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解释方法，把价值和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两重性，和把劳动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两重性一样，显然对解释价值起源及其规律性没有什么实际作用，而且认为一切商品都具有这样的两重性。不但是对使用价值这个概念的理解不确和使用不当，而且还把使用价值和实用价值的概念混淆了。

使用价值和实用价值的区别，应当把它们一个放到生产过程，另一个放到消费过程去理解。就是说，使用价值是从物质与劳动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以劳动效率去衡量。劳动效率超高，使用价值越大。实用价值是从物质与消费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以需求与供给的比率去衡量。一种产品的需要量越大，它的实用价值就越大。具有使用价值的物质，同时也具有实用价值。具有实用价值的物质，不一定具有使用价值。就是说，使用价值在生产中必然转化为实用价值，被人类消费，而实用价值就不一定可以转化为使用价值，进入生产过程。比如：玩具、食品等产品，对于人类的生活消费是实用的。可它创造不出价值来。马克思在研究使用价值时，实际上是把使用价值与实用价值的概念混淆了。他没有发现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两大类产品的本质区别，因此不能发现价值转换现象。实用价值不需要用价值量计算，它是鉴别劳动是否有价值的标准。

实用价值要从人类生产的目的去理解，就是说人类的生产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从这个目的出发其产品是否适合这个目的及其适应范围的大小，是决定实用价值这个概念的基本因素。比如：某产品无论耗费了多少劳动，但它对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毫无用处，那么这种产品就没有实用价值。产品没有实用价值，劳动也不可能有价值。就是说，这样的劳动不会被社会承认。这样就可以看出产品的实用价值是规定其劳动价值的基本条件。劳动价值不仅由其量所规定，而且由其质来规定，所以应当引进效率这个条件。实用价值可以从两方面去研究。一方面是产品适应人类消费的人数，另一方面是产品 适应个人消费的数量。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量都受这两方面因素的限制。就是说，产品的实用价值影响着需求的发展，而产品的使用价值影响着供给的发展。然而，使用价值与实用价值在形态上的分离，造成了供需矛盾产生的原因。就是说，物质的使用价值可以生产的产品，但不一定是适合人类消费的产品，至少在数量上没有必然的规律性。而适应人类消费的产品生产能力不一定能够满足其消费。这样，供需矛盾就必然地产生了。认识供需矛盾产生的根源是解决供需矛盾的前提。人类只有在认识了这种矛盾的原因时，才能有计划地促进供给与需求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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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类解决了供需矛盾的时候，剩余价值这种社会假象就自然地消失了。供给和需求保持稳定的平衡时，价格的变化不再显示供需矛盾的支配。社会的竞争只存在于经济过程内部，政治转化为保护经济秩序的职能，人类不再需要用竞争的手段打破经济秩序，这样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就是人类所要追求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
   
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循环
    魁奈的《经济表》试图解释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经济学发展到马克思时期，这个问题还没有突破性的进展。资本主义经济沉入了混乱状态，人类在混乱中自相残杀。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要得到两个目的。第一，客观地解释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从这里找到混乱的原因，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二，阐述资本家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利用价值规律剥削无产阶级，从这里找到混乱的动力。
马克思继承亚当•斯密等人剩余价值说的观点，就是要为解决变革社会的动力问题，鸣锣开道。这样马克思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割断了历史。在他看来历史是人创造的，所以一切都要在人身上找到根据，因为他没有发现经过人改造了的物质与自然本身的物质的不同，所以问题又回到了形而上学的轨道。一切事物的运动都是循环的，所以运动的轨道都是双向的，人与人改造了的物质，就象人体的静脉与动脉一样，是社会循环的双向轨道，人把劳动价值转换到物质，物质又把劳动价值归还于人，物化劳动高于人的价值，表现了循环运动的基本规律。马克思否定了机器创造了价值的作用，就好比割断了社会的静脉，马克思运用剩余价值的观点，虽然解决了变革社会的动力问题，然而 ，对于解决第一个目的问题却没有充分的自然的依据。因此，必须借助政治力量，才能疏通这种关系。从剩余价值的本质来说，虽然可以使劳动者从一定程度上明白自己处于受剥削的地位，从而 参与变革社会的活动。然而，这种说明，都又成为解释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循环方式的障碍。认为不变资本只是转化了自身的价值，可变资本创造了剩余价值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如果，劳动者认为自身劳动可以创造高出自身劳动价值的价值。这对于人类继承前人劳动成果的作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既然自身的劳动是那么重要的，继承前人的劳动又有何作用呢？既然物化劳动只是转移了自身的价值，为什么离开物化劳动活劳动就一事无成呢？显然马克思的这些观点用来解释价值转换是错误的。对于解释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急躁病、冒进风是的根据。虽然马克思也强调了现代人的劳动必然在过去人创造的劳动基础上才能有所作为。但是，却不可能使人们理解过去人的劳动基础在劳动中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所以人们一味地夸大了活劳动的作用，认为生产力就是活劳动，解放生产力就是得解放人。只要有了人，一切事情就好办了。偏面地夸大活劳动的作用，尤其在人口问题上犯了不可挽回的错误，这样就必然形成冒进风、急躁病。因此，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不同国度的具体实践中都没有收到显著的效果。
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工人与企业的关系，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以及社会的分配形式在马克思的理论中都不能找到符合实际社会状况的准确答案。或者说，马克思用以区别社会主义形态与其社会形态的标志，除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外，再没有什么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的标志了。恰恰又是单一公有制形式阻碍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这样，当人们抛开公有制的时，社会主义还有什么特殊标志呢？围绕这个问题，人们展开了殊死的斗争。眼看着私有制把资本主义推上了历史的顶峰，公有制把社会主义围困在时代的峡谷中，然而 ，一代人闭目不看如此事实，硬着头皮顶住时代的潮流，却没有人怀疑马克思在理论上是否也有错误，或者说，时代不容人们去怀疑，经过数十年的曲折之后，人类终于发现了自己的幼稚，开始正视现实。正是由于 这些问题的困惑，必须到实践中去找答案。这样才发现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一旦找到了问题的根源，任何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单纯的公有制就是违背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对立统一，使社会肌体残缺，造成了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原因。任何构成对立统一的事物的矛盾的解决方式，都不可能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的结果。要使矛盾彻底解决，应当疏通矛盾转化的通道，认清矛盾转化的方向。矛盾转化的基本方式，是从量变到质变，从质变到量变，形成自然的转化过程。从量变到质变必须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而质变到量变则是无条件的。比如：母鸡产蛋到一定的量时要孵化，这里必须有温度这个条件，而小鸡长大到产蛋，这里无须额外的条件，表现为一个自然的过程，社会也是如此。私有制的发展，私有财产不断增加，私有财产积聚到一定的限度时，人类内部矛盾产生，需要以公有制的形式解决这种矛盾。可是解决这种矛盾的条件是需要有一定的社会制度规定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化的方式。如果没有这种社会制度去解决这种矛盾，社会就必然以革命的方式解决这种矛盾，革命的作用就是要造就社会制度这个条件。当私有制转化为公有制以后，在为个基础上，私有制仍然要不可避免地产生。则是由于基础不同而形式不同罢了。我们理解了辩证统一这个过程之后，再去观察社会的生产与生产过程，就会发现，价值是在转换中满足劳动者占有的目的的，劳动者必须以劳动的形式占有使用价值，所有者则总是首先占有了劳动形态，然后占有劳动价值的。这样，就不再为剩余价值这种假象所迷惑。
    生产与再生产的循环是由于交换行为的不断扩大而趋向复杂化的。如果交换仅仅停留在生活资料的交换水平上，也不会出现如此复杂的社会局面。在没有生产资料进入交换之前，交换是直观的、简单的，不需要价值概念去衡量交换物之间的关系，也不需要用货币这个价值表现手段作为计算价值的单位。就是说，在生产资料进入交换之前，生产过程不可能产生绝对剩余产品，即专门用于交换的产品。否则，就无法完成消费。总是由于劳动工具进入了交换过程。就是说，由于劳动工具有提高劳动效率的作用，被人类认识之后，出现了专门从事劳动工具制造的行业。这样，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之间的交换就成为人类必须进行的一种行为。如果不进行交换，就无法完成生产与再生产的循环。从此之后，社会的交换就建立在必须的条件下。就是说，交换要在生产资料的强制或监督之下进行。人类的自由交换行为已不容人类自由不进行交换了。就是说，社会的交换行为本质上是要完成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劳动者之间的交换。这两者之间的交换是必须的、不自由的，除此之外，在其内的交换是自由的、无条件的。我们只要抓住了社会交换的这个本质，就不难解决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循环方式问题。
    为了叙述的方便，这里采用人类对生产习惯地分为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和第三产业的概念，并把握这些概念的确切的范围：
    农业，指人类直接为维持生存而从事的生命物的繁衍活动，包括农业、林业、牧业和渔业。
    重工业指人类专门为扩大生产而从事的生产资料(劳动工具)制造行业。
    轻工业指人类以重工业的产品为劳动手段，以农业的产品为原料，从事提高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的产品的行业。
    第三产业是人类习惯上把农业认为是第一产业，工业为第二产业，而把其它的服务行业称之为第三产业，主要包括商业、金融业以及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服务的其它行业。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循环方式比较容易地描绘出来。当重工业从农业中独立出来，另立门户之后，产品的交换就必须以价值为尺度来衡量。就是说，单独以劳动时间计算价值的方法已经不能适应交换过程的需要了。因为人们发现劳动工具有提高劳动效率的作用，如果不能把由劳动效率增加的产品用价值概念把它作为价值的尺度，劳动工具制造者就不能占有这部分价值，必须把劳动效率引伸到交换中去估量产品的价值。因为重工业产品不能直接为生活所消费，它只具有使用价值而不具有实用价值。人类为它付出价值时，必然知道它能否提高劳动效率，不具有提高劳动效率作用的劳动工具是不会被劳动者接受的。然而，正因为它具有使用价值。所以，在交换时，必然以高于它的劳动价值的价格进行交换。价格还要由供需关系来决定。在其劳动价值与劳动价值加使用价值之和的范围内浮动。这样，生活资料产品就被迫以低于其劳动价值的价格进行交换。这种交换方式是以交换者双方共同占有使用价值为宗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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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工业与农业的交换，农业产品大幅度增加，社会出现绝对剩余产品，这种交换就不能继续下去了。重工业为了维持生存必须改变产品的使用价值。使劳动工具能够加工剩余产品，改变人的消费方式，提高人的消费数量和质量，这样就出现了轻工业。历史的发展是这样的。粮食有了剩余，人们就用来酿造、养猪、加工食品等。这样就使人对粮食的消费数量大大提高，粮食不再剩余了，就可以维持农业与重工业的交换，粮食剩余也可以改变农业本身的发展方向，缩小粮食种植面积，扩大棉花、油料或其它的种植。促进纺织工业和其它行业的发展。各行各业都源于农业，农业产品不能维持社会现有的生活水平时，各行各业都不可能有长足的发展，农业产品有了剩余产品时，就可为各行各业创造发展的条件。轻工业使农业产品始终保持不饱和状态。重工业为农业和轻工业提供了发展的手段。
    第三产业的行为，一方面为了完成产业间的价值转换。另一方面，为了完成产业内部的价值转换，金融业为商品交换提供了方便的条件。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为各行各业的发展造就了人才。这样，第三产业尽管不创造价值，它却是社会不可缺少的，因此它具有占有价值的条件。
    由于劳动工具不断进入生产过程，劳动效率不断提高。这样不但生产过程不断产生过剩劳动力 ，而且产品需要交换，需要不断增加劳动力去完成这些社会任务。第三产业就必然地产生了。首先是商业，其次是金融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及其它各种服务行业就依次产生了。
    马克思发现了等价交换原则，各产业之间的价值转换，必然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即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分别付出的产品价值(实际上是以价格计算的)与收入的产品价值是相等的。这样各产业之间的价值转换总是保持着一个方式，即:
        重工业的交换价值＝农业交换价值＋轻工业交换价值
如果按照社会财富归社会成员共有的原则，计算各产业的交换价值，可以用以下式子表示：即
        交换价值＝产品总价值／社会总人口×(社会总人口－本行业人口)
虽然在实际交换中，每个社会成员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交换，使生产过程始终保持矛盾。但是由于价格的作用，这个等式始终是成立的。价格的总和等于价值的总和。矛盾存在于占有者之间，产业间是没有矛盾的。问题说到这里，似乎第三产业与整个价值转换过程无关。不是这样的。第三产业的交换依符于其它产业，由它的服务性质决定，在价值转换中起中介作用，其本身不创造价值，其行为是为了占有价值。一方面为了完成产业间的价值转换。另一方面，为了完成产业内部的价值转换。金融业为商品交换创造了方便的条件，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为各行各业的发展，造就了人才，这样，第三产业尽管不创造价值，它却是社会不可缺少的，具有占有价值的条件。同时受其它产业的发展所限制，所以必须把使用价值分配给其它行业。首先劳动效率的提高，是否为劳动者脱离生产过程创造了条件。其次，生产过程是否为第三产业的发展积累了资金。再则第三产业本身的发展是否具备了条件。都是制约第三产业发展的因素。从历史的发展看，封建社会及以前的社会，劳动者没有脱离生产过程的机会，他们必然充当生产力。否则，生产无法进行。资本主义时期，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劳动者能够脱离生产过程。可是资金集中于发展工业，资产阶级放弃了管理生产的职能，使产业结构极度不平衡。劳动者脱离生产过程后，形成了庞大的失业队伍。社会没有能力使劳动者重返生产过程。国家缺乏平衡产业结构的作用。从第三产业的性质来看，它只是一个服务性质的行业。从社会价值产生的方式看，可以划分出第三产业的界线，但它不能独立发展，它必须依赖其它产业。因此，第三产业的经济行为不影响总体平衡。可是，当把社会规定在一定的范围时，第三产业的行为可以改变社会生产的平衡度。就是说，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可以通过对外贸易使经济实现平衡，也可以通过发展科学技术使经济实现平衡。第三产业的服务性质还在于它是从消费过程产生的。一方面是生产过程出现的剩余劳动力，为了维持生活，寻找占有价值的机会，决定了他们必须转向为生产服务的方向。另一方面，人们占有了价值，如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需要服务行业介入，促进价值转换。
第三产业发展的经济基础是由剩余产品的价值决定的，当劳动者被劳动工具排挤出生产过程之后。他们原来在生产过程占有的价值部分。是他们要求占有的价值量。留在生产过程的劳动者占有的价值量，与其适应的消费量之差，等于剩余产品的价值量。当剩余产品的价值量不足以支付剩余劳动力需占价值量时，第三产业没有发展的条件。就是说，此时重工业的产值，不足以补偿生产的消耗及满足扩大再生产的要求，没有能力为第三产业提供发展的。重工业必须首先满足生产过程的需求，才能创造第三产业发展的条件。就是说，生产过程必须具有一定的规模，才能承受第三产业的适度发展。
人类发展生产，是每一个人以占有为目的，参与生产过程。政治经济学要从每个人的活动中找到共同的规律，保护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平等地位，从而找到以经济交往的方法代替政治斗争的方法。从这一点看，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以政治手段的强制为前提，扼杀了经济过程的自由性，当人们取缔私有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时，就意味着是对人类进化的原始动力的否定。国家的职能把社会的权力放在阶级的地位上，干予个人占有的方式和目的，以对经济过程进行干预，未能触动经济本身的规律性。
    生产是每个人达到目的的正当的方法，消费就是占有的目的，怎么样才能在促进生产的前提下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即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使每个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享有平等的占有条件，才是政治经济学目的。
从生产过程出来的人们并非都是被迫排挤出来的，还有自愿让位出来的。

供需矛盾与利润的形成
由于劳动工具进入生产过程创造了使用价值。当人们还按照原来的价值观念计算劳动价值时，发现了剩余价值这种假象。马克思为了解释这个问题，引用了产品的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概念，说明是由劳动者直接创造的价值，却没有把劳动效率这一客观事实历史地联系到人类的生产实践中。这是马克思不能排除剩余价值这种假象的关键原因。尽管马克思未能理解这种假象的原因，但是他关于利润的形成原因仍然是正确的。这个问题在亚当•斯密那里还有概念上的混淆。马克思把这种混淆彻底澄清了。如果以使用价值这个概念代替剩余价值概念，生产过程的各种疑难就可以解决了。
    使用价值需要承担的价值分配范围，首先是脱离直接生产过程的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其次才是利润。第三产业虽然不创造价值，但是有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作用。他们脱离生产过程，把劳动条件过渡于别人，开辟了促进生产的劳动条件。这样，劳动工具替代劳动者进入生产过程必须创造应当属于他们占有的价值。从这个角度观察社会。很多后来被人们深恶痛绝的现象，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比如：利息、地租等。只是这些价值现象，在历史的一定条件下，超出了它们应当占有的价值范围，造成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因此引起人们的厌恶。
    人类占有使用价值的方法，必须有一定的劳动形态，商业、金融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各种服务于生活的行业，以及各种社会职能的管理，等等，都是以一定的劳动形态占有使用价值的。从价值的本来意义讲，只有能够被人类消费的物质形态才具有价值。就是说，只有生活资料产品才是价值。或者说，只有农业和轻工业才创造了价值。似乎重农学派意识到了这一点，只是他们没有理解价值的来源。如此说来，重工业不是没有用处了吗？不是的，这正是使用使用价值这个概念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就是说，重工业产品必须具有使用价值才有其存在的意义和发展前途。正是因为它具有使用价值才具有其本身的价值。使用价值的发展，劳动价值逐步与劳动者分离形成社会价值，转化为衡量使用价值的职能，形成物质价值和货币价值的对流形态，形成了价值转换的过程。
    利润概念的形成，在人类发现了剩余价值这个假象后，即认为利润是超出自己劳动的价值以外的收入。到资本主义时期，这个概念才与资本联系起来脱离了劳动本身的直接关系。经济学家在研究这个问题时，不能把资本与劳动历史地、有机地联系起来。所以，人类至今不能以较为理想的方法消除由交换引起的弊端。
    在理论上总是以一种自然的、合理的方式，解释这种社会现象，而在实践中却总是以斗争的方式，形成了各种社会现象。经济活动的竞争就是一种最普通的斗争方式。因为供需矛盾的存在，人们不得不凭借自己的智慧，利用这种矛盾去占有价值。任何一种产品都因为存在着供给和需求的差别，规定了该产品的产生到发展到消灭的过程。同时也规定了劳动者从一种产品的生产过程转移到另一种产品的生产过程的必然之路。由此而说，供需矛盾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有基本因素。然而，这并不是说，供需矛盾可以无限地推动经济发展，人类对经济过程的认识，是要把供需矛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一定的程度上，使之能够持续地发挥推动经济的作用，消除酿成经济危机的隐患。然而在实践中，总是不能如愿地达到这样的目标。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局部的供需失衡影响了总量的平衡而引起的。就是说，部分产品的供给过剩，迫使货币流通集中到了生产领域，使消费领域因缺乏货币流通阻碍了供需的中和。凯恩斯主义解决这一矛盾采取了货币主义方式，扩大需求使供需中和，这就需要向流通领域注入过量的货币。因此引起的负作用是物价无限制地上涨，这就是赤字预算法的结果。
    把供需矛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是要把价格的浮动控制在产品的更新换代过程，形成新产品取代旧产品的条件。把供需矛盾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上，是要生产过程始终保持产品更新换代的能力，这就要求生产过程为科学技术的发展积累足够的经济条件。从历史经验看，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是防止供需矛盾产生负作用的条件。可是人们往往发现 ，这个条件保持不变时，有时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效果，特别是当科学技术提供了发展的依据时，生产过程却反应迟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采取货币主义的方法刺激生产过程。人们虽然意识到了这种刺激是有害的，但是在权衡利弊时还是要牺牲部分人的利益的。人类尚且没有认识到，这是由于缺乏计划的连续性。比如：我们要建设一个工厂，需要钢材五佰吨，可是钢材市场供需处于平衡状态。当以货币计划投放市场时，供需则产生矛盾。如果在计划建设这个工厂时，同时扩大钢材生产能力，那么就可避免供需矛盾产生。这种计划的连续性是社会发展的方向。
    在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的条件下，利润分配由两个因素决定。一个是投入的劳动量。另一个是具体产品的实际需求量。就是说，总需求是根据生产实际控制的有效需求，是以货币表示的购买力为依据的。可是，对于个别产品来说，实际需求不受货币量的控制，因为人们完成可以把购买衣服的钱用于购买食品。这样每一种产品从奢侈品向必须品转化时，得到了其实际需求量。人们不可能预测这种转化的细节，局部供需矛盾总是要发生的。因为在某种情况下，人们可能节衣缩食，追求高级的住宅或其它高档次的消费品，所以利润分配的结果是不相等的。
追逐利润是生产者的基本目标，生产者必须在获得利润的情况下，才能有扩大再生产的条件。获得利润的多少，是生产者决策的基础，因此，研究利润的形式对生产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个别产品的生产过程看，利润是劳动者占有使用价值的形式。比如，劳动者使用劳动工具之前，每天收入为⒌元，使用劳动工具之后，每天收入为⒑元。如果劳动工具每天消耗价值为⒉元。那么他获得的利润为⒊元，其利润率为⒛％，这样得到一个公式即：
  利润率＝总成本（工资＋固定资产消耗）／总收入。
从整个社会的生产过程看，流动资金是在过去的各个环节上付出的工资。这样，在社会总生产过程中，流动资金和工资实际上合并表示为工资总额。工资总额的实际价值应当等于农业和轻工业产品的总值。重工业产品的用途，首先是补偿固定资产在生产中的消耗，其余用作扩大再生产。因此，这部分价值实际上表示社会的总利润。因此，计算社会的平均利润率公式即：
        平均利润率=总利润(重工业产品总值-固定资产消耗) /工农业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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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工业方面来看，利润是超过其产品实际价值而占有使用价值的部分。从农业和轻工业来看，利润是通过让渡产品价值，占有使用价值部分。从第三产业来看，利润是从占有的使用价值中扣除工资部分。从整个经济过程看

        使用价值＝农业、轻工业产品总值－本行业工资＝重工业产品总值－固定资产消耗＋第三产业工资  

        利润＝使用价值－第三产业工资。

    生产的最终目的表明，社会的总劳动价值是生活资料的总价值。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社会的劳动只能得到这些产品补偿自己的劳动。如果，重工业的产品可以补偿消耗的物化劳动，并能扩大生产的规模的话，全社会的工资总额(包括奖金、福利、补助等)应当等于生活资料总值。否则，应当通过外贸途径，取得维持和扩大生产的物资。这样就给了人类计划行为的主动性。就是说，人们可以预先确定工资水平和生产扩大的规模(即经济增长速)。然后，根据生产实际情况用外贸手段调整。如果计划的总量与生产总量不符，就需用金融手段调整，即通过借贷实现总量平衡。但是，无论外贸手段还是金融手段，都只能解决暂时的、突发性和局部的不平衡状态。从长远看，计划本身保持产业结构的平衡，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从社会生产的每一个局部看，利润所包涵的实际意义并不相同。就利润这个概念产生的历史原因来说，它是伴着商业的产生而产生的。人们知道，商人是从买和卖的差价中实现了自己的劳动价值。利润这个概念是源于这种获得手段演化而来的。在商业看来，劳动是无足轻重的。获得的多少在于是否真正掌握了市场信息。所谓信息，实际上就是由局部的客观条件决定的物质价值。就是说，由于客观条件的差异，人们对同种产品付出的劳动量的差别决定物质在其产地的实际价值。商人从这里找到了商业发展的条件。因此，人们对商业一只怀有投机取巧之嫌。直到资本主义时期，人们从交换中获得利润的现象，才成为一种公开的秘密。但是商业的获利行为没有造就利润这个概念的职能。它只是把获得的利，区分为毛利和纯利。即把买和卖的差额叫做毛利。从中扣除工资和其它开支的部分叫做纯利。纯利在数额上等于现在人所说的利润。但是这个概念是在工业兴起之后完成的。在机器生产的条件下，人失去了独立的劳动职能。人的劳动价值不能用其产品价值衡量了，只能根据过去劳动的价值来计算。生产资料所有者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把计算的差额列为利润的。实际上就是由工具的使用效率获得的价值。过去人们不理解价值与劳动时间与劳动效率之间的关系。认为利润是由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的。其实剩余只为一种假象。虽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剩余价值是由工人劳动创造的，但是他所指出的直接对象是错误的。就是说，应当承认过去人劳动的作用。对于过去人的劳动的继承方式，应当在，也必须在生产过程自然地有秩序地完成，不可能脱离价值转换的过程实现。我们认识了过去人和现在人分别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就会发现人类的生死循环通过劳动工具把社会历史地联系起来了。现在人不但不可能否定劳动工具创造价值的作用，而且不可能离开价值转换的形式和过程，占有这部分价值，这部分价值必然以利润的形式存在于生产过程。一方面它起着维护生产过程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它把劳动者组织到生产过程。利润是以它的物质形态保存了过去人的智力及其劳动形态，使现在人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劳动。因此，社会才有发展和进步的条件。利润又以它的价值形态，使劳动者超出了占有其物质的范围而占有其价值，这样把社会平面地联系起来了。其方式就是通过供需关系的变化，在人们的占有活动中，实现了这种目的。使用价值转化为利润，是由劳动者的占有关系决定的。就是说，对于过去人在生产中创造的价值，现在人为了占有它进行竞争，使之转化为利润的形式。这种竞争表现为多层关系。主要的有：⒈生产资料劳动者与生活资料劳动之间，是以产品的实际劳动量(成本)为起点。根据供需矛盾，争取自己占有的数量。⒉工商业劳动者与工农业劳动者之间以传统价格为基础，根据供需关系，商榷占有的份额。⒊商业与消费者之间。⒋各产业内部工序之间。⒌各产业内部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⒍各产业与社会其它职能部门之间等等，都是以竞争的方式，占有使用价值。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不是劳动工具具有创造价值的作用，第三产业和其它社会职能部门就没有存在的条件，如果只有劳动者的劳动才能创造价值，那么，除工人农民之外，其他人都应当属于剥削者了。因此说，剩余价值理论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看，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供需矛盾与工资形成

工资是在机器生产的条件下，由劳动者的劳动价值转化而来的价值形态。就是说，在自然经济的生产组织中，劳动者的劳动价值是与物质产品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可是，当机器生产打破了这种自然形态之后，劳动者的劳动价值被机器融合到产品中，不能独立分离出来。这样，劳动者对于自己的劳动价值的估量唯一的根据就是过去劳动能够获得的利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生产资料所有者才有与劳动者共同组织生产的条件。

    生产资料所有者发现了生产资料有创造价值的作用时，才占有生产资料的，否则是不可思议的。过去的政治经济学不能解释这种现象与剥削之间的关系，不能解释生产过程出现这种现象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不能理解转换对这种现象的需求。众，因此，总是要让有条不紊的生产过程挂上政治色彩。

    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整个社会的劳动得到的劳动价值就是生活资料产品的总价值。因此说，社会的工资总额，应当等于农业和轻工业的产品总值。在这个总量的范围内，工资的形成根据劳动者的技术素质、文化素质及管理能力等，形成了工资级别差。根据不同行业的劳动力供需关系形成了各种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在实际生产过程，工资是从企业收入中提取的。就是说，劳动者的竞争是通过企业之间的竞争实现的。除了供需关系，表现在行业之间的竞争外，还表现在行业内部。由企业之间存在的产品质量差别引起的竞争，即使从某个行业看来，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下，有的企业的产品却能表现为供不应求。在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下，有的企业也可能发生产品滞销，因此使企业之间的收入档次拉大。这样工资就与企业的收入联系在一起了。虽然企业的收入会影响工人的工资，但是，影响企业收入的因素不只是工人。在现代化生产中主要表现为企业的设备和管理，工资的形成又受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影响和劳动力供需关系的影响。在设备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管理对企业效益的影响，越来越表现得重要。在公有制条件下，企业的效益如何与管理者的收入无关,往往不能充分发挥企业设备的作用。而在私有制企业中，所有者就是企业的管理者，企业的收入直接与管理者的收入联系在一起，就可充分发挥企业设备的作用。中国的体制改革就是顺应了人类占有本能的发展规律。在改革中，虽然对私有制的历史偏见阻挠改革的进程。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人类对私有制可能形成的弊病总是忧心重重的。公有制造成的经济衰退，从社会发展的观点看，缺乏生机。但从人类占有的平等观点看，却可使多数人无须担心。因此，两者不可偏废。应当建立从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化机制，在转化的过程中，克服其自身的缺点，承包责任制、租赁制等多种经营方式。可以是私有公向私有制转化的形式，是必然的和必要的形式。但是，在这种转化过程中，由于人们对经济规律的认识还处在低级水平上，所以，不仅利益的分配上存在相互侵占的现象,而且由于经济过程中的趋势不能平衡，所以私有制助长了腐败的产生。这样人们在经济收入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不得不忧虑社会的安危。在差别不断扩大的情况下，社会犯罪行为就必然增加，以致黑社会形成。仅仅靠政治手段打击犯罪行为是不可能杜绝犯罪的。历史告诉我们。越是严酷的政治统治，越是导致犯罪的条件。须知，犯罪现象也是深深植根于经济基础的。人类的政治目的。必须在认识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在对经济的管理中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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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管理的重要性，管理者成为社会经济竞争的重要人物，他们不但承担着竞争中的风险，而且有占有劳动价值的有利地位。所以社会管理阶层决定着社会的命运。一方面他们可以运用权力，推动社会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又可以利用权利剥削其他劳动者。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剥削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合理的。在公有制条件下，社会从道义上取消了他的合理性。可是，人的占有意识本能的驱动，总是要千方百计地、顽强地表现。除贪污、行贿受贿等犯罪行为被社会列入取缔的行列外，还有很多以生产之名增加个人消费的行为，却被社会无可奈何地默认其存在的合理性。

对于社会存在的这种不合理现象，人类历来采取政治手段加以反对，运用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但是，法律总是统治阶级用来束缚其它阶级的工具，因此，剥削总是名正言顺地存在着，阶级斗争也就不可避免要产生。马克思发现了阶级斗争必然产生的历史原因和历史规律，并指出被剥削阶级要争取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权利，必须采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这是马克思的伟大历史功绩，表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人类正是认识了这一点，社会主义才成为现实。可是马克思在经济理论上的错误，社会主义实践时期未能发挥经济规律的作用，制约阶级斗争产生，而且错误地夸大了阶级斗争的作用，主要是以阶级斗争的方法消灭阶级斗争，这就使社会迈入了歧途。马克思没有认识到社会出现剥削现象是经济规律本身起的作用，阶级斗争只能促进人类认识经济规律、运用经济规律，才可能消灭剥削现象，消灭阶级斗争。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想通过对错误思想的批判改变人的思想认识，让人们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抵制剥削思想的侵蚀，达到消灭剥削、消灭阶级的目的。正是没有认识经济规律对人的思想意识的决定作用。所以，良好的愿望却适得其反。当我们发现了经济过程这些规律之后，掌握了各种产品的生产总量和消费总量以及这些价值转换的渠道，就应当、而且可以运用经济的方法逐步使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趋于缩小和趋于合理。政治方法解决人类内部分配不合理的现象，总是认为平均分配是最合理的。历史上每一次革命成功之后，都要采取这样的分配形式，可是由于不能触及经济规律本身的功能，即便这样的分配是最平均的，在以后的经济活动中，仍要不可避免地发生差别。一方面，人的思维素质的差别是产生差别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价值转换的规律助张差别的不断扩大，在研究经济运动规律时必须辩认差别，就是要保护人的思维差别的存在，承认思维差别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同时必须运用经济手段缩小差别和限制差别，就是要运用经济规律，削除经济规律本身的推波助澜作用。

以经济手段解决人类内部分配的不合理，是最理想的方式。用计划的方法调节社会投资的平衡度，以达到产业结构的平衡和使用价值分配的平衡。承担这一任务的，只有政府职能才有这种能力。通过政府投资的方式消除社会投资的不平衡，是实现计划经济目标的唯一出路。政府投资不以占有为目的时，改变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从代表阶级的特殊地位转变到消除差别的特殊地位，达到彻底改变社会性质的目的。历史区别社会形态的主要标志，其实就在政府行为的差别上。政府的职能政治的职能到经济职能的转变，是从奴隶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整个历史时期的演化过程。共产主义社会的政府职能，应当主要是经济职能。不仅以经济手段实现其经济目的，而且以经济手段实现其政治目的，这是区别共产主义与其它一切社会形态的根本标志。

从整个社会看，投资的总效益就是重工业产品可能发挥的使用价值。无论是誰投资，都不可能改变这个总量。所以，政府放弃占有目的，并不损害总的利益。通过有意识的平衡，不但可消除占有上的不合理，而且可以充分发挥出使用价值的效益。以信贷及其它经融手段，引导社会投资，消除社会投资的盲目性。主要以计划手段取得政府投资的能力，以税收手段辅助计划消除生产过程的不平衡现象。社会应当并可能为劳动者提供的最佳生产环境，只能是这样的。社会只能为劳动者提供平等的竞争环境，而不能取代劳动者的竞争，这是永衡的社会规律。共产主义也只能如此。劳动者也必须参与竞争，社会才有发展的朝气，劳动者从竞争中取得自己应当占有的利益才，才能体现人生的价值和乐趣。他们不能幻想共产主义是平静的一滩死水。生活应当是波澜壮阔的大海，平等是竞争者应当享有的条件，不是得到最后的结果。好比比赛一样，参赛者应当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而不是让他们得到相同的比赛结果。

    政治对社会的作用是要保护人类已经认识了的规律性。人们为了占有的目的，有时可能会破坏这些规律。特别是当人类的认识进步时，新的规律要取代旧的规律总是这样。无论在何种社会形态里，法律总是表现维护这些规律的作用。在不同的社会形态里，法律代表不同的社会阶层的人们的利益维护这些规律，发现新的规律时，便形成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对立。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社会运动的规律的认识不断提高。人类拥有战胜本能的力量不断增加。共产主义是人类认识的最高阶段。人类自觉地把新陈代谢的规律引伸到认识领域，建立起消除斗争的自然方式。

当人类认识了消费的总量等于农业和轻工业的产品总量时，就为社会把握分配的平衡度提供了依据。就是说，社会的平均工资应当是：

    平均工资=农业和轻工业产成品总值/劳动人数

根据 这个公式，可以计算每个行业的平均工资值。重工业的工资总额等于它在产业间的交换价值。农业和轻工业的工资总额等于产成品总值减去与重工业的交换价值。产业间的工资分配，按照 这样的一种必然的方式进行，平均工资受劳动人数影响，在实际社会分配中还受税收的影响。可是在历史上，税收并非有意识地为调节人口的收入差别而产生的。它是以维护政权存在为目的而产生的。它对经济的调节功能，是其必然的结果，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被人类逐步认识，并有意识地运用到经济调节中。可是利用税收调节经济，把它作为调节产业结构的杠杆，比较计划调节的效果有明显的差别，计划是直接的调节方法，其它调节方法都是间接的。人类必须利用投资手段控制产业结构平衡，才是最有效的方法。税收的动力其实得不到平衡目的，甚至会造成倾斜。

在产业内部，各种行业之间存在的工资差别，除受劳动人数这个因素影响外，还受产品的供需关系的影响。劳动人数与行业的技术设备条件相关连。当劳动力过剩时，会阻碍技术设备的进步。当技术设备取代劳动力的趋势已定时，劳动力必须向技术薄弱的环节转移。劳动力与技术设备的配合劳动，与文化教育水平相关连，计划若能把其中的关节协调好，是发挥设备效率的关键。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与重工业的结构相适应，并同步发展时，社会生产力增长速度最快。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 ，劳动力的转移若不受文化教育的滞后和产业结构不平衡等 因素影响时，工资的级差现象表现为正常。即由劳动者的智力水平造成的差别，劳动者是认可的。在社会关系方面，控制了产业间、行业间的平均工资差别之后，企业在具体的工资分配中是按照企业的实际收入进行分配的，即：

      平均工资=纯收入-社会摊派-扩大生产资金/劳动人数

    产业结构的平衡，不只表现在产品供需关系上，而且表现在劳动力的供需关系上，产品的供需关系只能以有效需求衡量供给。当劳动力失去劳动机会时，就不反映有效需求，他们的实际需求会因此转化为政治力量，以政治手段谋求生存。社会动乱以及社会罪恶行为总是因为这个原因引起。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是脱离生产过程的劳动者放弃为生产服务的职能转化为剥削者，以暴力剥夺劳动者的劳动果实，引起了暴力革命。在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是利用供需矛盾剥夺了劳动者的劳动机会，造成了庞大的失业队伍。社会主义为了避免这些矛盾。公有制企业中形成了大 批的闲散人员，降低了劳动效率。在产销平衡的前提下，还需创造劳动力与产业结构相适应的条件。除计划生育是从劳动力供给方面解决劳动力过剩的措施外，发展生产和完善社会管理同样是解决劳动力过剩的不可少的方法。然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才是彻底解决劳动力过剩的方法，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劳动者既可以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可能 创造劳动者就业的条件。在人口少的国家，主要以机器自动化的现代科学技术解决人力不足的问题。在人口众多的中国，首先应当发挥人的管理职能，掌握社会各部位之间的关系，疏通社会价值转换的渠道，向管理索取社会效益的基础上，追求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初探

共产主义应当是人类历史上最完美的社会形态，所以，它必须符合两个方面的条件。一个方面，它必须完全符合自然的运动规律；另一方面，它必须符合人类的共同愿望。两者舍其一，都不能称其为共产主义。

违背自然规律的社会形态是不可能存在的。在历史上出现的每一个社会形态，都是在符合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产生的，也是在符合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存在的。正因为必须拘泥于这个条件，如果人类不能把自己的愿望有机地结合到自然规律中，或者一部分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而违背了其他人的愿望，就会产生社会矛盾。社会矛盾的容忍度以处于劣势人群的生存权利不受侵害为最低限度；以处于优势人群对发展经济可以创造的能力为最高限度。随着经济的发展，优势人群的智慧与劣势人群的体力相结合，显现社会的整体进步。

人的愿望必须依赖客观条件的具备才能实现。在客观条件没有具备的情况下，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愿望，都只是一种空洞的意识形态。为了使空洞的意识形态转化为实在的物质形态，人类开始了劳动，开始了生产，把自然的存在形式改变成符合人的愿望的社会的存在形式。每个人或每个团体以自己的意愿为目标对自然的改造、乃至对社会的改造，必然要发生矛盾。矛盾在斗争中相互让步、相互妥协、互相结合实现了进步。人类改造自然只能是一点一点地、一部分一部分地实现，决定了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的方法去实现，决定了社会的进步必须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表现出来。历史上每出现一种社会形态，都表现为一部分人的愿望的实现，在一种社会形态取代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过程中，表现出实现愿望的人群在不断地扩大着，被侵害生存权利的人群在逐渐地缩小着，被侵害的程度在减弱，优势人群的特权也在减弱，社会发展的趋势向着平等的方向进步。由此而推断共产主义的一般标准是与社会生产力相匹配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社会的发展动力来源于人的愿望和要求。所谓社会生产力，就是服从于人的愿望的自然力。如果人类没有新的愿望和要求，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就停止了。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愿望和要求进行活动，产生了矛盾。在斗争中发现了共性，形成了组织，形成了社会。社会的发展就是共性的发展，是个性的妥协和让步。任何一种矛盾的发展过程，都是克服个性的差异，扩大共性的基础，实现思维的统一。所谓条件，是使促进个性之间的差异实现统一或一致的中介事物。矛盾主体的不断扩大或不断变化的情况下，维持其统一或一致的中介事物的相应发展或变化，表现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过程，从原始状态的分散、孤立的人群，到共产主义的统一、具有有机结合方式的社会形态，社会矛盾主体的人，通过对自然物质条件的选择，最终找到克服人类内部矛盾激化的方法，实现自然规律与人类愿望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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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的政治制度 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政治是经济的反映。既然如此，只要社会存在着经济现象，也就必然有政治现象。据此推论，只要人类存在，只要人类进行活动，就必然表现为经济和政治现象。人的活动相互联系起来形成了社会，就需要有一定的制度进行管理，这是因为联系起来的人与人之间必然要产生矛盾。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制度的根本作用在于制约斗争的发生、控制斗争的强度，但制度不能防止矛盾的发生，它是在矛盾存在的基础上控制矛盾的发展或扩大，防止矛盾的激化。由于个人能力的差异始终存在着，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分布的差异也不会消失，所以，根本意义上的阶级现象是无法消灭的。然而，只要人们充分认识了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必然性，就完全有能力制约阶级矛盾的扩大和激化。消灭阶级斗争的可能性应当成为现实，所以说是可能性，是说消灭阶级斗争的条件必须在掌握了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前提下，否则，随时都有发生的可能。 无论是奴隶制、封建制、还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制订制度的人们目的都在于避免阶级斗争的发生、或者为了制约斗争的形式和方法。任何社会制度的主观目的都不是故意要激化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说明人们认识上的错误导致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的违背。人类认识上的错误往往忽略了认识社会的主体和客休都是具有意识能力的结合体。奴隶制采取驯服野生动物的方法管理社会，就是无视被管理对象的意识能力。封建制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这个问题，给奴隶以人身自由，但又以另一种方法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窄取他们的血汗。资产阶级从根本上认识了人性的自由，但又忽略了自由在自然规律中的地位是无法超越客观条件限制的，所以酿成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惨剧。至此人类认识过程的循环完成了它的第一个周期。 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认识过程第二个循环周期的开始。马克思以商品为切入点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是把人的生存愿望作为社会发展最终目标的主要因素去规范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思维方式。而忽略了经济发展本身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符合自然规律这一不可辩白的事实。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时候就存在着违背经济规律的缺陷。《资本论》与其说是一部经济学著作，不如说是一部政治学著作。这部著作的问世，无产阶级找到了奋斗的方向，找到了斗争的理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在建立国家的经济秩序时迷失了方向，因为《资本论》对私有制的批判无疑于是要铲除经济发生的基础。人类因为有了私有意识才可能从一般动物的行列中分离出来，由自然的随从转化为自然的主人，独占鳌头。经过奴隶制和封建制的自然磨炼，资本主义是人类思维的飞跃。以自由为奋斗目标的社会制度，如果把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建立在对强势群体权利限制的框架中解决，社会的平等就不难实现。然而在资本主义内部发生这样的现象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马克思提出用阶级斗争手段实现社会制度变革的目的就具有合理性。事实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撇开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对发展经济的效果，社会主义形成与资本主义对立的阵营态势，迫使资本主义接受凯恩斯主义的改造，就已经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目标，甚至比马克思主义本身所能达到的效果更理想、更现实、更实在、更符合自然规律对理论的要求。 马克思从政治的层次创造了实现社会制度变革的方法，凯恩斯从经济的层次完成了社会制度变革的归宿，或许凯恩斯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补充和修正，或许无论是资产阶级的学者还是无产阶级的学者都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事实上确就是这样，如果马克思的理论不能指导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并形成与资本主义对立的阵营，凯恩斯的理论再好也不会被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纳，那就是无用的。当人类欣赏资本主义接受凯恩斯主义之后的神奇效果时，不要忘记那是被社会主义革命带动起来的民族民主革命形成四面楚歌情形下的无奈之举。同样，社会主义革命以民族民主革命兴起达到顶峰时，资本主义在凯恩斯主义的导航下安然地转危为安、并获得了发展经济的巨大成功，形成了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压抑，社会主义也是在无奈之下不得不放弃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攻势，不得不借助资本主义的成功经验转向以经济为主导的发展模式。 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借助民族民主革命的兴起得到消灭资本主义的目标？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依据马克思主义建立的社会制度不能继承资本主义在发展经济方面的合理成份。资本主义为什么在接受凯恩斯主义之后能够化解社会主义的政治攻势？原因就在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可以化解自由资本主义形成的尖锐的政治问题，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却有制约经济发展的负作用。就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相比，马克思的理论对制约政治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发生要优于凯恩斯，但凯恩斯的理论对促进经济发展的速度要优于马克思。社会发展的主题是经济而不是政治，所以人类必须选择凯恩斯，而不是马克思。 人类选择了凯恩斯，宣告人类的认识过程完成了第二周期。社会运动就是这样，以激烈的政治运动表现社会变革的过程，以坚实的经济运动反映社会变革的结果。如果政治运动不能取得直接的经济效果，就有可能被另一种政治运动所利用。政治是残酷的，经济是实在的。把政治和经济完美地结合到一起，才是历史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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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本身就很抽象了，你怎么弄得更抽象了

正好要这方面的资料，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