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ZF在市场中的平衡——构建有特色中国市场经济的理论与现实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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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社会经济成就有目共睹的，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引进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及思想，是中国经济成就的前因与外因。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经济的成就是与中国所处的历史状态、政治状态、文化状态相联系，有其内在的自我决定性。即有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

与此相反，西方经济社会正在走向衰落。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以经济学为出发点，企图通过“经济方式”完成整个社会的发展及问题解决，忽略了经济只是社会构成的一个部分，忽视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整体关系与相互联系，而简单套用纯粹的经济学理论。

中国正面临着发展的一个关口，如何回归历史和文化语境，使经济运行更有效和内、外环境及中国本位性价值相契合，是新经济思想和理论的重要修正指向。中国学者不应再迷恋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回归于“中国方式”下的治国理民思想体系，借鉴西方经验完成自己的经济理论与实践，并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智慧”。

（注：最近有位名为马光远的学者。认为对当下经济的指标（今年第一季度）不应做过于乐观的解读，这一点恐怕有识者皆知。马同时认为，政府在房价调控上，不应过激过急。提出房子不“炒”来“住”，应该有一个过程。作为一个经济学者，马应该知道近些年政府与房地产资本间的“拉锯战”，最终可谓以政府调控失败而告终。只要政府放开了口子，资本立即投入到投机之中，甚至有上市公司靠倒卖房产“出数”。房地产调控政策是一个方向问题，不是调控的口径宽窄问题。

这位学者还有些悚然地指出“有些人”借“改革”的名义“反改革”，并提出对改革要有个“定义”。我想，至少他的改革的定义很明确，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应该遵循“自由市场”的“准则”，然而，这恐怕已经成为“常识”——-西方社会经济的实践也已经给出了比较明朗的结果。而改革恰恰是要“反常识”，要改的是“邯郸学步”、脱离实际的照本宣科、对西方理论的盲目崇拜。

至于他所谈到的中国改革实践是“自下而上”的成功，这恐怕未能理解“顶层设计”与“民间实践”的关系。任何改革的活力都来自于经济体微观主体的活跃创造，这正是实践出真知的体行，然而，在民间完成的创造，对其的提炼和推广，使之更具普遍性价值、战略性和前瞻性实践安排，则需要顶层设计。而新时期理论正是在这种场景中展开的。不是违背了实践，而是更贴合了实践、尤其是中国实践，是向经济健康的真正回归。从马先生的角度而言，只是违背了他所信奉的自由市场理念和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我不明白中国某些知识精英为何在西方理论的“洗脑”下完成了对社会和经济的真理性认知，他们真的是否了解中国、体会百姓民生的疾苦，令人怀疑。

当下中国学者应该有的态度不是再拿西方人的那一套去形成“批判意识”，而应在当下中国实践中给出问题探索和建设性解决方案。如果说在“于光远”的时代，自由市场是中国的方向；在“马光远”的时期，恰要对其进行符合中国实践、具有真知灼见的智慧性反思。）

关键词：市场失灵，经济主体，政府参与，市场平衡，历史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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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西方经济学语境中，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参与被认为是“政府干预”的一种性质，其违背了市场自由的宗旨，并由于政治权力介入而发生市场关系扭曲或失衡。自由市场理论主张市场完全由“看不见的手”主导，并能达到最佳运行状态（资源在市场机制下的最有效配置）。政府干预由此成为市场经济的“敌对势力”，从而排除政府在经济行为中的任何可能性、正当性。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放弃凯恩斯的干预理论，纷纷推行经济“自由化”，市场经济理论开始独占鳌头，成为经济运行的真理化学说。然而，随着西方经济的衰落，人们认识到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良药。“看不见的手”更多为贪利的资本家、贪婪的人性所主导，经济运行出现巨大的失衡，促使人们开始反思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理念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及其实践的问题。然而，这种思考仍然局限在如何确保市场自由化、依靠市场机制、完善市场机制上，未能跳出这一理念展开更宽、更符合人类社会生存实践的反思。
人类社会有几千年的生存史，这一历史提供给当下丰富的经验与教训。然而，当人类从进化论角度出发，认为一切新的就是好的，旧的就是落后的，这种简单的进化论思维模式让人类陷入只关注未来的非理性状态中，而忽略了长达几千年的人类社会运行及治理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迅猛发展，在经济运行和社会治理上取得了伟大成绩。然而无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都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下，交融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而形成。在这一理论和实践的互动过程中，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由于把握了社会公平与国家利益的主线，有着鲜明的政府参与特色。出于计划经济的前因和市场经济的政府参与性质，这一模式饱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诟病。
十九大正式确立了习总书记的思想，这一思想在强调进一步开放并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活化并推进市场自由运行、减少政府及权力体系对经济干预的同时，指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矛盾从经济总量的矛盾转化为“不平衡”的矛盾。为解决市场经济运行导致的不平衡问题，依靠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及实践是远远不够的。西方当下的“不平衡”问题便是市场放任和市场自由的资本规律结局。
面对十九大提出的社会发展目标与经济发展方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亟待丰富和完善。而构建新时期有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仍然参照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及其发达经验是不符合历史客观要求的；要出发于中国有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要参照古今中外的社会治理模式及经验，更要反思西方近当代社会发展的缺陷。只有如此才能形成有未来指导力的理论，才能拥有全球化时代的理论话语权，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业。
由于本人的学识、能力有限，实践把握极浅，因此本人只能提出一些粗浅的想法，供理论研究者与实践决策者参考。需要指出的是任何一个理论都是同社会发展趋势、国内外局势相关联，内因和环境变化要求理论的适应性调整，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

一、市场经济：历史形态与理论形态
（一）中国古代社会的市场经济
一般意义而言，“市场”是产品或商品等生产、生活用品的交换场所。从这个意义来看，古代社会从来就没有“市场”缺位的现象。换言之，无论何种社会形态，市场都是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应然存在。
中国古代有关于炎帝“开市”之说，“昔神农氏时，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返，各得其所”。其后在尧之时，有“王主政、后主市”之说，这都说明了“市”在中国古代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大禹构建了“随贡互市”的宏观贸易体制，除了完成九州方物的祭礼意义，在经济上则有“通有无、均天下”的宏观指向。周礼中有对市的具体规定。春秋之际，关于“市”的流传有很多，甚至孔子都借用过“市”来起兴。汉唐都城的长安设有东市西市，与皇宫一街之别，保持了“前朝后市”的地理格局。
“市”在古代中国社会的生活中伴有重要的角色、起到不同性质和作用。古代的“市”遍布于各个层次：从乡间的“井市”到都城中的“大市”，其不仅交易规模有别，在交易性质和交易种类上也有着巨大的差别。譬如乡间的“井市”通常交易的是日常生活用品，一般为“抱布贸丝”的性质，即以“物物交换”为主。“交易而返，各得其所”，多为交换性质；都城里的市则布满各类的“肆”，各肆所卖不同，肆主为典型的坐地商户，所谓“行商坐贾”。其经营品类五花八门，从生活用品到奢侈品，可谓应有尽有，其交易性质多为货币媒介的逐利性交易。依时间而言，“市”还有“早市”“午市”“夕市”之分。总而言之，“市”遍布于社会生活中，承载着供求交换，也提供了“负贩远求”的逐利之流。
在这里需要指明的是，无论炎帝的“开市”之论，还是乡间的“井市”“早市”，出于古代中国自然经济的性质，“市”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以交换功能为主要范畴，是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态；但这并不排斥或排除逐利性质的交换，都市中的以货币为媒介的“市”便属商品逐利性质，包括大宗商品、奢侈品等多属于商品逐利范畴。只是在以乡村土地经济为主的古代社会生活中，后者的“市”占比较小。需要提及的是，每当后者进入乡村及一般生活用品领域，即当商品性质的“市”遍及各层次的“市”、成为“市”的主流性质时，中国乡村社会就会因商品化的普及而导致纷争与不平衡、唯利是图的状态，正如春秋战国和历朝历代的晚期，正是中国王朝发生崩溃的时刻。这种现象不独发生在古代中国，也发生在古希腊、罗马帝国等任何一个时代。这就是说，可能存在一种“逻辑”：当一个社会以“商品逐利”为经济生活的主要方式，当商品侵袭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人人“唯利是图”，这个社会便失去了群体粘性，会发生人性腐朽，政治同时也“商品化”了，这个社会便到了灭亡的时刻——要么是内部倾覆，要么为外来力量攻取。
古代中国哲人认知到“市”或商业的这种危害性，在中国制度文化中便有了相应的“安排”。《周礼·月令》中关于西周对市的管理体现了“戒贪婪、顺自然、合人伦、守规矩”的治世理念和思想，它也反射到中国人的观念安排和制度安排上：即“重农抑商”的观念和“商人禁止为仕”的制度设定。其所指即是防止商业的过度化侵袭到社会伦理与制度安全。以往我们依据社会进化论的发展模式认为这是古代中国社会的“封建性”决定的，是自然经济落后性的体现。这种看法只是一种历史倒推的逻辑，并不属于理性的、客观的历史认知范畴。
汉是中国皇权开始成熟运行的时期，其标志之一是郡县制，即构建了从中央到郡县的垂直制度体系；还有一种重要标志是形成了统一的政治信仰，即“独尊儒术”，相应匹配进制度的是开始了最初的以“经学取仕”的准科考制度（包括举贤良的方式）。在汉王朝的历史经验序列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经世行为，也可以看到与“政府干预”相关联的治世实践。
汉初主张“黄老政治”，提倡的是“无为而治”，某种意义而言，这是来自于古代治世理念的一种方式，也可谓是“亚当·斯密”所提倡的“市场自由”。在这种治世模式中，政府不干预一般社会的自由运行，在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采取“放任自为”的政策，以此凭借社会体的“自然运行”，达到“休养生息”“适者生存”的目标。这种治世理念来自于老子，老子的“小国寡民”和“无为而治”即有此种设定。
到了汉武之际，汉王朝的治世理念与政策开始转入“积极干预”的状态，一方面武帝开始驱逐匈奴与征服西南夷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另一方面武帝也看到大的商人形成的势力会影响国家和王权的统治——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便有商人的背后支持。而商人与官僚的勾结，导致了腐败问题的出现。在武帝时期最惹争议的是收拢商业范畴的举措，诸如管山海、盐铁专营、打击大商人等等。
在汉朝的历史经验中，中国古代史书中已有相关讨论。比如司马迁的《史记》，有《货殖列传》与《平准书》，可谓是经济学著述。前者强调了商人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国家和社会的运行需要商人集体的价值，用经济学语境而言是社会运行要有承担生产、流通、交换的商人存在，不能因他们的逐利行为而一概否定；后者则强调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应有效避免商人的唯利是图、投机取巧导致的社会经济的商品供求失衡，国家要通过市场干预（平籴之类）确保经济运行的平稳与均天下的政治理想。其后历代史书中的《食货志》构成了古代中国在经济领域的经验梳理。值得一提的是汉代的《盐铁论》一书，提出了“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的最早辩论，只是主张还利于民的是儒家，主张政府干预的反而是商人出身的桑弘羊。

然而，无论古代中国社会处于何种状态，“市”一直存在，并在乡间和制度范畴内有效运行。首先古代社会的政治权力并没有现代社会这么发达，权力与制度系统没有渗透到社会的微观层面，即无法出现“计划经济”这样的管制可能，哪怕政府有各种官办的手工业和其他行业，其远远不足以影响到市场的自主性质；其二，中国王权政治在县级以下为乡村自治，乡村以宗族社会、村老为主构筑了更普遍、基础性的政治范畴。在这一范畴中央王权是很少干预到的，也就是说不管上层社会如何波动，乡村范畴有着自动稳定的社会秩序与伦理秩序，在经济上而言则处于自然经济与市场自主的状态。只是在这个层次上“自由市场”发挥的是“交换”功能，而不是逐利性的“商业”功能。后者才能有效激发人性动力，促进经济发展。只是当乡村社会商业化后，乡村失守，中国王朝的命运也宣告终结。
以上简述可知，在古代中国从来不缺失“市场经济”，甚至有“自由市场”的时期和范畴。但在中国主流的政治中，“商业”性质的“市场自由”是受控制的，与其说是政府的干预，毋宁说是“恶利”文化的抑制。这正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伦理特点。这种治世经验不应该用其后欧洲国家的发达经验去认定和框定，也就是说不能用诸如“封建制”“封闭锁国”“不重视对外贸易”等等近代性“价值”词语去概括。倘若简单的这样理解，就失去了由古代中国获取全人类治世经验的前提。
（二）西方市场经济的历史形态
1.雅典
西方市场经济的历史形态，首先提及的是雅典——被西方史认为制度典范的希腊半岛最“文明”的城邦。很多人从历史叙述中认知雅典，这种倒叙并不能让人充分理解雅典的“成功”究竟的由来，以及其发达后的历史命运，这才是问题的所在。
首先来看为人敬崇的雅典“民主制度”，简单而言，这种民主制度的前因是希腊社会的原始公社形态。这种氏族公社人人平等的理念与小亚细亚已经成熟的城邦政治相结合，再加上殖民和移民因素（希腊早期是小亚细亚城邦的殖民对象），使雅典人保留了氏族时期的投票权，汲取了诸如腓尼基的先进政治模式（集体决策），最终促成了雅典的民主政治形态——包括公民大会、陪审大会、元老院的构建（参见本人所写《世界贸易史》）。我们因此可以说，“民主政治”形态并不是“最先进”或“最文明”的政治形态，比起中央王权的制度模式，它不仅保留了原始公社的痕迹，也因为“跳跃式”嫁接而没有走自然成长的阶段，这是一种早熟，不是一种成熟。直到当下为止，“民主政治”不可克服的弊端（大多数决定、少数人煽动、不具有长效稳定性等）与中央王权制度的弊病堪称不相上下，只是人类社会治理模式的不同，改变不了权力的本质、秩序的要求。换言之，政治都是在群己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王权政治偏于群，民主政治偏于己，各有千秋，但作用条件不同，作用效果也就出现了差异。譬如，当国家安定和平时，民主政治更易激发个体的活力；而当国家贫穷、内部不平衡、外来力量侵袭时，民主政体就不易解决这些难题。原因在于，个体诉求超越了群体利益。
雅典在其最盛之际，不仅是政治文明的典范，也是经济文明的典范。单从市场经济角度而言，雅典在克里斯提尼之后打破了氏族公社的最后残余，以海上贸易为主的商人集团（海洋党）即城市力量战胜了乡村力量为主的保守派山地党。从这一时期起，雅典堪称进入以城市商业、手工业为主的市场经济状态。当波希战争后，在战争中崛起的雅典成为全希腊的“老大”，依靠提洛同盟成为东地中海海上霸主。在伯里克利主政之时，雅典的光辉是同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海上贸易显现在一起的。当时的雅典除了在武器出口、粮食进口方面进行严格的控制之外（也包括类似于美国的移民政策），其最有名的港口拜厄里斯港，是当时地中海的自由港，几乎处于“离岸贸易中心”的状态。这极大活跃了雅典的经济，也促发着地中海的贸易。但我们仍然说这是一种结局，而促成这种原因的结局，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从资源角度看
整个希腊半岛，除了斯巴达拥有一些平原之外，其他城邦包括雅典，堪称处于“穷山恶水”的状态，主要产物不过葡萄、橄榄、羊。在自然经济状态下，其自给自足是与人口繁殖相平衡的，一旦追求发展，就需要向外扩张。雅典在最繁荣的时期城邦人口几乎是以前的几十倍，其中绝大部分是奴隶，这样的人口规模与性质决定了城邦的发达路径必须也必然是依赖外部。这促成了其所谓的“蓝色文明”取向。相反，拿中国而言，地大物博，内部资源和内部市场足以支撑自身人口规模下的发展和繁荣，与外无求。这决定了中国王朝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和“内向性”，但并不影响中国王朝达到商业繁荣、市场自由的最高状态，事实也是如此，无论汉、唐、宋、明都达到过这样的商业繁荣状态。换言之，商业繁荣与市场经济或“海洋文明”、“土地文明”、“民主政治”、“王权专制”没有必然的制度关系。这是当下绝大多数学者的一种由来于西方的误解，同时也是对东西方文明的误读。
（2）航海贸易
雅典等希腊城邦都重视海上贸易，一方面是前述资源条件决定的，另一方面是地理条件决定的。这些城邦都濒临海洋，海上交通相较陆路交通有一定的便利性，再加上腓尼基等小亚城邦发达模式的启迪，这些希腊城邦便加入到以航海事业为取向的发展路径。
航海贸易有效瓦解了希腊城邦的农牧生活。当农民看到航海商人的一夜暴富之后，便纷纷涌入到航海冒险的行列。而诸如抵押土地、筹措航海资本等行为，包括由此导致的债务危机，都促成了农村的最终瓦解。雅典在全盛时期，作为“公民”身份的雅典人少有生活在农村的，纷纷涌入城市和海洋。这有效促进了雅典的商业繁荣，却也留下了巨大的后患：除了文化丧失在所谓“弃本从末之外”，当战争来临时，商人缺乏爱国心、城邦无法获取粮食时，便只有坐等待毙一条路。

航海贸易的繁荣同城市手工业与金融资本的发达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贸易需要有交换物，雅典的手工业提供了这种支撑。而发展规模化、投机性的事业，必须要有金融支持——雅典最盛之际，高利贷与资本运作极其发达，这导致了雅典的几种经济弊端：从手工业角度而言，雅典手工业以奴隶劳动为主，奴隶本身没有劳动积极性，一旦发生战争、内乱，这些奴隶会成为破坏力量；其次，繁荣的手工业需要外部市场，这促使雅典寻求武力拓展殖民地，从而卷入战争漩涡；高利贷的金融资本易催生经济泡沫，促成资本投机，导致产生空心化……这一切都是商业极度繁荣所导致的弊端，也不独发生在雅典，同样发生在所有的类似时代。
（3）殖民地
雅典的发展模式所依赖的海上事业实际上有三个结构：海上贸易、海上霸权、殖民地。这三种事业是密切交织在一起的，海上贸易需要海上霸权去维护，海上霸权可以通过武力实现对航海利益的垄断，殖民地可为海上贸易提供资源——市场、奴隶、农产品等。因此，当我们去看待雅典包括其后欧洲乃至美国的发达模式时，不要忽略这三者的关系。
殖民地的好处还在于可以“输出暴力”与“野心”，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强调的是森林原则，能者辈出。怎样避免森林原则导致的内部纷争、能者辈出导致的彼此厮杀，一个出路便是殖民地——正如英国将囚犯送往澳洲一样。这是从雅典到欧洲、美国解决森林原则与内部群体秩序的一种方式。
雅典在殖民地上的成功还要提到“文明差异”。文明与文化不同，文明更多体现在物质层面，虽然没有优劣之别，却有强弱之分。比如早期雅典在文明上处于弱势，因此饱受腓尼基等小亚强势文明的欺侮。当雅典实现繁荣强盛之后，它开始利用地中海的“文明”级差开拓自己的殖民地。在当时的地中海，除了波斯帝国、东地中海的迦太基是雅典难以匹敌的文明体，包括非洲沿岸、色雷斯沿岸在武力上都无法与雅典相匹敌。而且由于非洲、色雷斯等处于部落状态，在文明强度上根本不是对手，在这种情形下，由文明级差客观形成了雅典的殖民便利——其后欧洲对美洲也是如此，在文明力量上，根本不是对等的关系。
以上通过雅典的描述是想说明几个问题：1.雅典的成功不是制度的成功；2.雅典的“蓝色文明”有其资源与环境条件；3.市场自由不是促成雅典商业繁荣的唯一因素，它同时是一把双刃剑，也成为促成雅典衰亡的因素之一；4.西方发达国家的路径与模式堪称雅典的临摹，美国尤其如此，中国若想借鉴这种路径需要思考是否有相似的条件、能否采取同样的作为；5.雅典与西方的发达归根结底是森林原则、暴力式的。
2.从罗马帝国到中世纪欧洲
罗马帝国是继希腊成熟的另一种政治形态——即中央王权政治形态。罗马帝国与中华帝国在权力形态上接近，但在政治内涵上还是有差别的，其主要在于领地经济与奴隶制。两者极大地限制了市场经济的范畴与商业运行的顺畅。领地制度使得罗马治下的大多数区域成为罗马帝国权贵的领地，领地上以奴隶劳动为主。这样一方面领地经济回归到自然经济状态，市场变得很狭隘；一方面奴隶劳动虽有剩余产生，其交换收益为领主收益，奴隶根本无法形成消费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包括西方学者都不得不承认，罗马帝国的经济及商业化程度受到了巨大打击，地中海此前的贸易与商业繁荣基本熄灭，这个结局让我们反思欧洲进化史的荒谬。
倘若与罗马帝国相比，中华帝国则是另一种局面。前述已提及，在中原王朝市场经济受自然经济影响，宗族或家族化的土地经济与领地经济有本质差别：一个是小农化的，一个是奴隶化的。换言之，中华帝国的主权政治没有影响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市场关系与产业关系、城乡关系，在整个文明体系中有一种分层次、性质的市场区间存在。但整个经济有一种持续稳定的平衡，以及因政治稳定、生产力提升、积累增加而触发的商品繁荣。这是罗马领地经济难以达到的状态。
中世纪欧洲普遍进入宗教时代，这一时代主要有三种力量：一，封建领主；二，教会及教会领地；三，自治市，这三种形态都是封建化的，甚至在领地经济中有原始公社的遗存。在宗教时代，由于禁欲主义流行，大量生产力被约束或吸附进教会体系，包括领主和教会的双重税赋，使欧洲经济陷入极低水平，处于生存维持状态。在这一时期，虽然有城市经济的补充，但整个欧洲市场活力与活动范围极窄。大规模生产力处于自给自足状态，交换型商业几乎停滞，逐利型商业仅限于教会和贵族上层消费领域。
之所以提及中世纪这一时期，是想表明一种结论：或许正因为中世纪欧洲对人性及物欲的严酷压制，才导致了启蒙主义后欧洲的人性泛滥和物欲横流，也就导致了欧洲的个体解放与自由主义。这是近当代西方政治经济的一种有趣的前提。
在这种前提下，我们似乎可以梳理西方文明的一种特征：线性的、在两极震荡的历史发展模式。譬如从古希腊的“民主自由”到罗马帝国的酷政专制、罗马晚期上层社会的物欲横流导致的精神极致（宗教）、中世纪欧洲的精神极致（宗教）导致的18世纪新的物欲横流。这种发展缺乏可持续性、稳定性，其发达主体是借助森林原则优选的，不具恒定性。而中华文明恰恰相反，是一种圆形循环运动，保持了可持续性与稳定性。这是执政者从群体和民族角度应该认知的历史文化视野。（参见本人《世界贸易史》）

（三）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形态
当代市场经济的理论根源是西方古典经济学。这一“经济学”由来于18世纪产业革命前后，成熟于上世纪80年代。我们可以大致把其划分为四个阶段。
1.古典经济学阶段
（1）威廉配第：生活在克伦威尔时代。此时英国城市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市民（商人和手工业者）成为社会的主干力量。贵族开始参与经营活动，农村开始商业化，发生着圈地运动，出现了新型农场主。在威廉配第之前，人们对社会的研究和认知主要在历史、哲学、文学等领域，还没有关注到社会财富的作用。威廉配第最大的贡献之一恐怕就在于他率先单独思考了社会“财富”问题，这开始了人类认知领域的新园地。以往的哲人们将其放入整体的政治视野中考量，没有将其作为独立思考的对象，这正是其后英国经济学发达的根由—---当法国人还热衷于宗教、艺术和文学、人性，英国人开始了实用主义探寻。威廉配第的第二个贡献是“劳动价值说”，指出经济或财富来源的主要生产要素为劳动力、土地，成为经济理论的要素基础。
（2）亚当斯密：亚当斯密生活在轰轰烈烈的产业革命发生阶段，在这一时期，面对社会的巨大变革，新兴产业、大机器工厂的出现，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冲击。传统贵族势力垄断着权力，却江河日下；新平民阶层一夜暴富，蒸蒸日上。普通百姓努力寻求腾达之路，社会充满“森林原则”的竞取味道。
如果说威廉配探讨的财富问题还在于政治体系下如何更公平地对待财富及有效保护财富的基础，亚当斯密则思考个人奋斗与国家财富的群己关系。并且把这种关系放在了“市场”的供求上去考量。更进一步形成了对财富思考的独立性探寻，使得“经济学”成为一个与伦理学、物理学、哲学等几乎并列的学科。
亚当斯密最核心的主张便是“个人主义”与“市场自由”。前者鼓励个体自由的财富追求，认为每个人从人性自私出发去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最终会导致国家整体财富的最大化。这种森林原则在某种逻辑上是成立的。欲望能挖掘人性，使人性得以奋进；群体在数量上是个体的简单累加，每个人的财富增长会完成群体整体的财富增长；资源和市场是无限的，可以容纳个体愿望的无限伸张—-然而这种逻辑早在中国的老子那里便得到了有效批判：个人欲望会导致人人相争，其后果是人人自损。如果我们认为亚当斯密作用于英国的成功不受老子的影响，那就错了。因为英国是靠殖民地和战争有效实现了森林原则的外部释放。这是读亚当斯密和英国发达史需要关注的要点之一。
斯密并非没有看到老子所说的人性之恶，因此他又有“道德情操论”的主张。这一主张沿袭了宗教普世观，认为人在欲望奔求中是需要有道德前提的。如果说当代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个前提是“理性人”假设，斯密那里便有一个“道德人”的假设。因此，虽说亚当斯密率先系统的阐释了“财富学说”，开创了体系化的“经济学”。但他的经济学并不纯粹，而是在社会伦理前提下、兼顾群体生存利益的经济学，把宗教意识与达尔文主义在经济行为上结合在一起，这正是古典经济学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原因，也应该是当下西方经济学需要反思之处。
（3）马克思：在此我们可以绕过对亚当斯密有批判性传承、对马克思有直接影响的李嘉图，直接思考古典经济学在马克思这里的终结。
比起配第到斯密热心于探讨如何才能增进社会财富、以及财富产生的要素基础与人性根源，马克思更多关注的是老子所提到的“争”，而且发现了“争”的源头和结果。这种观察没有像老子那样放在人性深处，而是关注到经济学的一种视角—-“分配”。马克思看到自由放任缺乏一个个体竞争的公平性前提：机会平等。无产阶级生来就是无产阶级；其次没有带来公平的后果。普通劳动者如蚂蚁般创造财富，财富却落到了资本家手中。马克思是从政治家的角度思考财富问题，他关照的是当时既存的社会现实：即工厂主和工人、资本家与无产者的对立。这种对立遍布在经济领域的全部范畴：自然劳动与必要劳动、产品与商品、价格与价值、货币与资本。这样就剖开了劳动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区别，找到了由资本引致的对立纷争，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生产关系”。
某种含义而言，马克思没有将视角放在个人自由与欲求满足的森林原则上，也没有简单看待供求决定价格的市场关系。但同时马克思也没有否定个人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合理性、否定森林原则带来的社会发展动能。只是依据于当时社会的真实结构和矛盾存在为前提，重点指出两种阶级的对立，以及造成这种对立的原因。提出了消除这种对立的方式：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的理想设定中，个人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是努力的：“劳动成为第一需要”，具有充分的道德情操和理性，能够认同“按需分配”。
我们感受到马克思出于人类不平等所生发的伟大情怀，正如中国的孔子所追求的大同世界一样。遗憾的是，两者都忽略了人性这个基点：没有纷争是不会有动力的。当人类在群己社会关系中生存时，只有森林原则才能激发人的原始动能，令能人辈出。而能人辈出必然会导致不公平。当“能人”占据资源和势力后，这种不公平分配变得越加激烈。它不是大机器、工厂化生产导致的供过于求的简单经济学原理，更是深入人心的“法家准则”。
这就使得斯密与马克思都只看到了一个方面：前者关注到个体解放、欲望自由的喷张性；后者关注到全体公平的需要。而在中国古代的治世准则中，我们同样看到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困惑。

2.马歇尔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
马歇尔经济学：正是因为马克思过于鲜明的革命性，迫使西方古典经济学由“政治经济学”或所谓“规范经济学”转向，因为他们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会导致现存秩序的纷争与崩溃。从那时起西方经济学开始热心于探讨财富增长，而避免谈及财富分配。经济学的关注点更多具有行为主义色彩，落实到“应用经济学”或“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范畴。应该说“当代西方经济学”便是这一转向的优秀成果。经济学放弃了从整体社会的群己关系视野关注财富，而更多以财富的炫目色彩，诱发人性归位于贪婪，将人生失败归结于“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这种洗脑术获得了直至当下的成功。
马歇尔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新古典主义”奠基人，这一学派仍然秉承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基础，但引入了边际效用学说，在古典主义强调供给决定论后，走向了需求决定论。
马歇尔的一大贡献，是把数学分析方法运用到经济学中，从而开启了经济学的“科学化”，使经济学披上一层科学的外衣；探讨了供求均衡问题，形成了对所谓“经济规律”的认知。在人性自私与自由竞争关系中，马歇尔巧妙地把森林原则转化为对特权垄断的否定。由此更进一步把自由竞争哲学抽象为功利主义准则：即竞争不包含道德因素，经济自由不存在道德前提或争议。其转化的政治语境可归纳为：人是自由的，财富和物质增长是政治正确的唯一选择。由此推进了启蒙主义以来经济学视角下的民主、自由、科学、唯物等现代性政治语境，完成了经济学与现代政治的理念同构。
马歇尔除了集古典经济学之大成，完成了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向应用经济学的转变，提出了“边际效用”学说去支撑它的供求关系与竞争性资源分配的理论。再有一个伟大的贡献便是将经济学梳理成一门完全独立的学科，剑桥大学率先设立了经济学专业。这个出现在教育领域的知识现象，导致了一种后果：作为独立学科的经济学，可以从一个有理论根据的视角去诠释人类社会：从个体到群体的运行本质与规律。
这个直接的后果，伴随着不列颠王国及其后美国的强大，使20世纪成为“经济学世纪”。无论政治家还是一般民众，把人生和社会发展更主要放在经济学视野中去考量。这导致的便是人类忽略了社会运行与治理的完全性关系，掩盖了个体人性与群体关系的矛盾本质，简单放在了物质进步与物欲满足的经济学层面，也掩盖了西方国家走向发达的内在本质及其多重因素（战争与殖民地的资源掠夺、市场掠夺，靠霸权建立的利己性秩序）。由此，“经济学”犹如洗脑术成了20世纪各国治国理民的几乎唯一法宝，“市场经济”成了政治正确的代名词。这是中国政治家应该清醒之处。
3.从凯恩斯到现代西方经济学
（1）凯恩斯：理论永远来自于实践，这一点在凯恩斯身上最为突出。当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经济的领头羊英国深陷危机之中。正是这次危机促成了凯恩斯的思考，成就了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
略过凯恩斯经济学的细节不谈，凯恩斯主义首先继承了英国早期的、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重商主义学说，同时汲取马歇尔经济学、尤其是其边际学说，将其与心理动机相结合。运用到宏观的消费、分配、就业、支出等经济关系中。他在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投资乘数”原理，指出资本的边际效应及其带来的不同后果。“有效需求”理论是他的一大发明。这导致了国家干预主义的流滥。凯恩斯经济学第一次放在了经济周期的关系下进行思考。虽然凯恩斯被认为是破坏自由市场理论的“国家干预主义”者，但他的主张确实在经济危机中帮了英国乃至当时世界的大忙。很多国家开始认同他的主张，实施国家干预主义——诱导投资走向、增加公共性开支、刺激有效需求、增加出口、减少进口，以避免财富和就业的流失。这有些类似于李斯特的“保护主义”，但有了非常完美的经济学理论逻辑。
凯恩斯的影响在20世纪初期直至二战后，远远超过被其认为过于单纯的马歇尔经济学。其后美国学者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发展经济学等明显具有宏观意识层面的经济思考，无不源流与“凯恩斯主义”。而美国的罗斯福主义，乃至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也均与这种思想有密切关系。（如今特朗普也不过如此）
凯恩斯虽没有探讨经济微观层面，只借助边际理论和看起来与微观关系密切的需求、就业、货币等分析，但其视角和出发点都是宏观的、国家主义的。因此，从凯恩斯时代起，经济学不再有规范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与实用经济学等分法。有了去除政治和价值色彩的“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这种经济学的分法流传至今。无论西方经济学在某个时期举什么旗号，至今经济学门类的教科书仍然延续这两种分类，如今已成为中国所有经济学子的必读经典，也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理论指导。

（2）萨缪尔森：二战结束，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经济学的主流性质和势力也开始转入美国。虽然在凯恩斯前后，有欧洲其他经济学者的各类门派学说，但在萨缪尔森之前，经济学的主流无疑是在英国。
当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出版后，迅速成为替代马歇尔、凯恩斯的炙手货，成为各大学铺天盖地所用的经典经济学教材。萨缪尔森可谓是继马歇尔后的第二个集大成者，即将马歇尔的“准微观经济学”与凯恩斯的“准宏观经济学”合在一起，并明确区分两者的范畴关系，使经济学形成“体系化”的基础。此后，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大学教育的流滥，经济学成为热门学科，教授们为寻求新理论，解决现实问题——包括职称评比，哈佛、芝加哥竞争的需要，经济学开始在美国风行。
在这样的情形下，再加上诸如世界银行、IMF、GATT等经济全球化的配合影响，经济学开始构建一整套诠释从世界到国家、从群体到个人、从行为到心理、从理念到信仰的体系。
从经济学本身而言，这个体系首先是宏微观之别，其次我们可以归结为“部门经济学”或“范畴经济学”，譬如有专门探讨货币与财政的，有专门探讨就业或通胀的，有专门探讨需求或消费心理的，诸如此类举不胜举。再次我们可以放在工具层面，有计量经济学、统计经济学、模型经济学等等。我们还可以细分，诸如经济周期学说、发展经济学等等，这些门类充斥人类社会几乎所有范畴，使经济学成为“显学”，似乎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必须的、唯一的重要范畴。因此，20世纪堪称经济学的世纪，它导致的最大弊端便是使人类对一切社会问题、人生的思考放在经济学的唯一出发点上，这是个巨大的误区，却至今还未走出。
4.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实际上西方经济已处于经济停滞或经济危机之中，若不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以一个巨大的、发展性市场消融了资本、供求的出路，西方经济危机会深陷。
因为这个危机，使西方经济学者对凯恩斯主义提出了反叛，将所谓“新古典主义”的旗帜重新树起，这对应的经济现实是“经济全球化”与欧美等各国的“去国有化”或“私有化浪潮”，这才是当下西方的市场理论的真正开始。
首先，这场运动即经济学的新主流——“自由市场理论”是因美国经济的发达和资本输出的需要而发生的（内在还包括推行美国的价值观、搞和平演变的动机）。二战后，美国用两个马歇尔计划促成了欧洲与日本的经济复兴。再借助世界银行，IMF等推动了美国资本与产出的全球化，当美国人拥有了最强的竞争力时，它渴望其他国家能敞开胸怀，使得失去“殖民地”政治可能的美国全球化得以借助资本的竞争来完成。其次，二战后，英国等老牌帝国衰落，在凯恩斯主义下形成的国家干预体系面对来自美国更加自由的市场竞争而失去效率和效能。诸如英国、法国、日本等的国营经济体系面对民间资本的冲击遥遥欲坠，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拖累了整体竞争力，这促使其他国家开始效仿美国，走上“自由市场”的道路。
其次是经济学理论的再发展。二战以后，随着经济政治重心向美国转移，经济学的话语权的主流性也归属到美国。以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为核心的经济学研究，开始遵从美国社会的一般规律——民主和自由，导入到经济学的理念中，开始摆脱凯恩斯、萨缪尔森的约束，在古典主义经济学中去探求新的理论主张。这既是美国资本性质的要求，也是美国经济特色的要求，还是追新求异的标榜。在种种力量的合力下，美国经济学者开始重构经济学的底色。他们不仅把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重新拿来，而且开始了自由市场的种种假设：理性人、任意进出、信息公开等等。这样，“自由市场”摆脱了宏微观等经济学说在不同门派间的非统一状态，而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最基础落点。由这一基点出发，再加上各类实用经济学的分析，美国自由理念和技术方法重构了西方现代经济学。坦率地谈，美国经济学者并没有对经济学进行开创性的体系构建，只是在已有的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宏微观经济范畴下，用“自由市场理念”进行了重构。
再次恐怕也有“冷战”的一种影响。前苏联、东欧及中国所采取的“计划经济学”有着意识形态的泾渭之别。美国既然扛着民主自由的大旗，当然不会让西方经济学染上计划经济的色彩。在这种情形下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是有嫌疑的，而“国营企业”简直就是乱了阵营的性质。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东欧的解体、中国的改革开放，更进一步在历史现实中映证了私有制、自由市场的伟大胜利。不考虑这种背景，我们无法理性回顾前苏联东欧与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成与败。
还有就是“诺贝尔奖”的助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无论对制度经济学的褒扬还是诸如布坎南等经济学者的获奖，诺贝尔的幽灵无一不在推动“自由市场”攻击“计划体制”起着风向标似的推动。人类是庸俗的动物，诺贝尔奖被视为人类知识的伟大、文明权威的最高标定。这些出发于“自由市场”理念的经济学者获奖，未必是他们真正解决了社会问题，而在于他们立足在了势能之上。提出这一点是警醒当下还迷恋诺贝尔奖的中国学者或官员要回到自主的经济实践，勇于探索自己的经济理论。
不得不提出的是，美国人提倡的“自由市场理论”是其“普世价值”的一部分，是自由社会理念下的经济学准则。由此，美国借助自由市场理论完成了其以政治旗帜所不易完成的“经济全球化”和“普世价值”推广的大业—--然而，物极必返，老子的话证明了人类社会的非线性主义、非理性的唯一。

二、市场经济的主体与主要关系
（一）市场经济的主要主体
如果把“市场经济”看成社会运行的经济环境或整体环境——实际上“经济学时代”以已具有这种理念的实质，在这个环境里，主要有三个行为主体：政府、企业和个人，同时还有一个我们不能忽略（实际上被忽略）的一个被动化的，作为人的对象物的主体——资源或客观自然。人的一切行为如果不同其相结合，是不会有真正的“产品”的，哪怕是高技术产品。当然思维产品和知识产品除外，后者不是提供生存的物质性需求，甚至可以不借助物化物而独立存在。实际上这种可能性也很小，书籍需要印刷，信息传递需要“电子”……

1.政府
政府提供的产品主要是“公共服务”，抽象而言是“社会秩序”。社会秩序必须要由“权力”来完成，所以政府供给的便是“权力”。权力由群体力量形成又为群体服务，应该是政府的实质。然而包含在这种抽象的实质中，有一系列现实考量：政府如何形成群体秩序——一种认同关系；权力形成后其所具有的力量与势能必定落到个体手中和体制化机制中，如何避免这一“权力”落实而出现的人性问题，体制问题；政府的权力范畴和制度范畴运行在何种空间才合理；政府的权力和势力能力在何种范畴下才能起到有效的作用，即确保社会秩序的有效实现；为实现这种目标需要付出多少成本才合理；怎样获取这种“权利”运行的支持等……
在权力提供秩序的内在性中，“公平”虽然是个“价值”词汇，却是作为“群体”共约的一个道义基础和制度有效存在的正当性基础。从这个角度而言，“公共服务”便有了道德含义。而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中，人人自利具有人性自然的哲学基础，又必须借助力量维持群体关系不至破裂，这就是确保群体关系的“公平性“——抽象来看，人人公平，这当然不可能，尤其在市场经济语境下，那么平衡人性自私与群体共益的经济社会的平衡点放在哪里？是机会公平——自由竞争所认为的，还是能力公平——适者生存所必定的，还是社会公平——即超越市场竞争的准则而由道德规定，由收入转移去实现。
政府有供给就一定会有需求，这种需求从何而来，如果从市场经济中而来，其符合市场经济的供求准则，但有可能由于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导致”不公平“的发生？从”国营企业”而来，又会出现政府“市场干预”的经济不效率。而这个需求又有谁去支付，支付的收入来源和支出的过程又该如何体现“公平”“公正“？由于政府所具有的”群体性质“，“市场关系”所具有的私人和竞利性质，这种矛盾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成本。
简而言之，作为群体的代理人，权力的拥有者，政府必须借助有能量的权利实现社会秩序——公平、公正、避争、求和，为了这种“秩序”的有效运行，整个社会就要为其付出代价。从市场经济的语境而言，其一是这种代价怎样形成，怎样完成最有效率；其二是如何处理群体秩序要求形成的权力与市场的关系；其三是政府可否直接介入或参与经济以实现群体利益最大化，以何种形态进入最有效。
毋庸讳言的是，无论政府处于何种角色、采取何种方式介入和完成公共性供给和需要，在社会经济中，它不可避免成为一个主体。否认这一点，就是违背客观、掩耳盗铃的自欺。

2.企业
企业在西方经济学里的意义很简单，即是生产单位、供给的一方。然而这种看法恰恰是“市场经济学”的弊端，企业有性质、有类别、有动机、有行为，正如一个人一样。简而言之，会出现群己关系必存的善恶冲突——即道德范畴。凡是忽略了企业的社会性质而只以其经济性质为着眼点的理论都是有缺陷的理论。
我们之前所评价的企业性质往往因于冷战背景而包含了政治含义，也同西方市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相冲突，那便是“所有权”，即国有或国营企业和私有或私营企业。这种划分很容易导致经济学赋予的关于“经济自由性”的含义：即国有或国营企业是不自由的，并影响了经济的“自由性”。如果我们把企业另一种性质划分指出来——垄断和非垄断，就会发现垄断型企业与国有企业几乎有着同等的性质，在经济行为中影响到”自由“和”公平“。很多人把国有或国营企业视为”垄断性质“，却忽略了抽象出的资本无一不渴求垄断利润——这符合市场经济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换言之，无论是否存在国营或国有企业，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样，也是市场经济假设下的必然现实的真实，垄断都会必然出现，并且会迅速扩展，当下市场经济也充满了这种气焰。这就让我们去反思：如果同样具有垄断这一性质，国有或国营企业是否比私人资本的垄断会好一些，因为前者的动机是为了公益。还有一种思考即经济学家的天真思考：自由竞争会打破垄断，后者很有趣的便是不断有新的“垄断”产生——因为它是私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必然。再者，并非国有企业就一定是垄断的。
从企业类型上，我们可以把企业按规模去分。有个体性、几乎没有雇佣劳动的小企业——个体经济；有中型企业；有大型企业。这样分同样可以看到一种现象：大型企业拥有庞大的资本和资产，容易构成垄断，也容易因破产导致社会动荡。
在类型上，我们还可以从行业角度去看，可分为金融企业、生产企业、流通企业、零售企业等，即生产型和服务型的划分。这种划分同样显示出，金融企业容易发生资本投机行为及垄断性质，而其他行业也几乎遍布这种有违”市场自由“和竞争悖论现象，譬如在流通领域发生的”逗你玩“（炒绿豆）、“蒜你狠”（炒大蒜）、型超市的渠道垄断、乃至电子商务的渠道垄断，都折射了市场经济的“资本”为追求最大利益而发生的“扭曲”。那么市场经济能否借各种理论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并能深入到道德教育即所谓培养“理性人”的层面上，这不仅是值得怀疑的，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譬如微观经济学给出的厂商理论，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确定利润的最大化，这首先从时刻变化的供求上就难以成立；其次，在现实中的资本从来不渴求以这种方式去赚取最大利润。
在这里读者可以看到一种概念置换，即“资本”和“企业”的相等性，前者容易让人联想到政治经济学，后者让人陷入理想的市场经济学说，而现实是两者都不可能纯粹存在。只是有的时候，一些中小企业并不具备“资本”的性质和能力，反是受“资本”支配。在信贷经济普遍发达的情形下，几乎所有企业都要么与金融资本结合、要么受金融资本的剥削。
企业的分类还可以按技术类型划分，在此不加展开。我们回到“企业”这一经济学主体。作为“市场供求”的一方，受自由竞争的影响，企业是否具有充分的理性提供符合需求的产品，倘若供求波动，又是怎样造成的，这种供求失衡或波动的影响有哪些？我想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只给出了供求关系下的模型分析，却无法应对上述具体问题，这也是理论经济学的大憾，却符合一种真理：现实永远是运动的，不可能刻舟求剑。
而另一种复杂性又在于，企业同时是需求者，它不仅需要材料、劳动力，甚至还需求“市场”，当这种需求进入到简单理论化的“供求关系”中就会出现势力的不对等性、工资与资本关系、技术垄断、收入分配、就业等一系列问题，在西方经济学中这些问题都是被分门别类研究，它割裂了经济的完全性，因此只能是“功能经济学”。

3.个人
个人在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中主要以消费者的角色出现。它的作用除了从消费端影响供给之外，作为劳动力的提供者，也与收入和就业发生了最直接的联系。同时它与资本的结合在经济领域发生着普遍的社会影响力。
首先从“理性人”的假设来看，“理性人”应该包括政府、企业、个人三个经济主体。按理，作为最明确的主体落实者个人应该最具有理性，然而希尔多德所言“大众才是最愚昧的”似乎有一定的道理。我们单从消费环节来看，消费者的消费往往被大的垄断资本牵着鼻子走，那些构成中坚社会力量的中等收入者大多会消费“名牌”和“品牌”商品，这些商品几乎都借助资本通过营销打造、信息或技术垄断形成了名不符实的供求价格——即超额利润。这种消费不仅浪费了社会资源，也造成了供求失真。一些踏踏实实作产品的企业被这种消费观和行为斥之门外，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发生，同时导致收入与就业的失衡。而消费者的“助纣为虐”不仅催促资本垄断的形成，也造成消费端的失衡。
从收入和就业的角度来看，合理的收入对应合理的消费是再生产的基础。有了这样的消费才会刺激供给，企业才会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凯恩斯理论就是依据这个简单的道理。当消费扭曲后，正常的企业发生市场困难，这种困难导致的便是失业。这种失衡也出现在收入分配领域：垄断利益并不能有效转移收入与消费的合理关系，进而又影响到生产和就业等均衡。西方社会经济痼疾之一的失业问题背后隐藏的就是这种机理，然而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却回避了马克思提出的这一资本与人性矛盾，也忽略了一般大众的媚俗媚世心理。
从个人与资本的关系来看，在市场经济时代这种结合不仅密切，而且方式和花样都充满新奇，且不说一般民众热心于股市投机，中国大妈反复被黄金比特币折腾，还有诸如“炒房团”等现象，乃至“传销”都可视为“资本运作”。这种投机心理将个人收入转化为“社会资本”，再由“资本运作”进入利益最大化的“资源最有效配置”，最终实现的是“击鼓传花”的“割羊毛”。由这样的“滚雪球”导致的资本关系对社会产生了非常广泛而病态的影响。不单是失败者跳楼、传销者闹事，更在于社会资本的集聚未能进入促使企业与就业，消费与收入等正常健康的循环中，最终造成的是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社会不公平的加剧。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从各种科学的编织中，要么忽略、要么以更美好的未来为指向，躲避对这种真实的理性思考。
就个人与企业的关系，我们还可以举一个有趣的事例。西方的工会是调解“劳资关系”的机制设计，然而我们看到企业与工会之间最终成为一种“势力博弈”、选举期间的政治筹码。其结局无论如何却不是“看不见的手”在起“有效合理”的作用，而是势力集团以“利益最大化”目标实现的短期平衡。而工会也助长了懒人社会问题。
再有一个层面就是，无论政府权力、资本权力、企业经营权利，最终都与“个体人”相结合，这便发生了个体与群体力量的嫁接关系，会出现马克思所指出的“异化”现象。而西方经济学者，借用经济学技术将其以“寻租理论”、“代理人行为”等去诠释，实际上根本没有触及资本时代的人性力量，倒令维持社会的法律和宗教坐收渔利，这恐怕不是“自由市场理论”渴望的结局。
4，资源
在市场经济的主体认知中，我们忽略了一个恐怕是最重要的主体——自然资源。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当人类视自身为天地自然的主人，以自己的主体观看待它时，它成了被动体，成为被盘剥、被利用、被挖掘的受体。
随着市场经济下人性贪婪的觉醒与奋取，也因为历史力量、群体力量导致的文明发达——科学与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盘剥速度达到了极致，利用范畴深入地球腹脏、远到宇宙之外。人类从来没有思考过当蚕吃尽树叶时，其又何以得生。这种“竭泽而渔”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既是市场经济的后果也是森林原则所致。
如今的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都是因为这一主体被侵蚀进而失去“自然自生性”而发生的。市场经济美其名曰“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但更多体现的是加快资源的盘剥速度。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早在中国明王朝刘基（刘伯温）的思想中就有所体现。
人类如何能认知到自然资源的主体性，如何回归到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如何给大自然以自我生息的机会，这决定着全人类的未来。
当人类处于疯狂的消费时代，地球上盖满高楼，屋子里堆满商品时，是否想到这种贪婪的后果便是一毁俱毁。因此尊重自然、尊重每一种生命、每一个存在是人类必须首先修复的健康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