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见这本书至少算上是缘分成全,本来打算去找找科斯的著作之类的,可是不经意间便发现了这本书,也是看了好久的一本书了,没怎么认真连续看、也不打算看完了,至于具体的内容和观点便不再另辟蹊径、在后文作为一个附录参考。
想起来是一年前的事情了,偶尔在张五常一次公开演讲视频上听说到关于他在科斯100年的大会上的一篇关于中国是否会走向市场经济的演讲,其中他提到的科斯后来与王宁合作的一篇解释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著作因起名而未能即时发表,看到这本书时,昔日听闻的故事便突现脑海。算得上是缘分了。
我本以为作者可能会为在中国发表便会说一些对历届领导人的好言与称赞,实际上,确实称赞居多,但也有适合的批判之轨迹,当然,该是委婉。作为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创始人,科斯在这本书中也极尽自己的才华,将中国的市场经济之路化为政治斗争与分权历史。总的来说,即为政府与市场或曰计划与市场以及权利下放的程度。
当然,或许诚然著作扉页上说这是一部系统阐述中国几十年惊心动魄变革的书籍,科斯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发展。科斯也创出了自己的解释路径,不同于张五常的“县域竞争”,但其实或多或少有些交杂的位置,也存在模糊地带。
真相远非看起来那样,真理只能靠往深处求。政府与市场关系究竟如何,在改革几十年中国经济实现奇迹式发展期间,政府究竟是发挥着善的作用还是恶的影响,事后解释往往难以说清,跟进也可能有自身理论和道德观的限制。诚然,尝试也是了不起的抉择。
至于是不是足够幸运踩到了点子上,拾到宝,不好说清。套用张五常的话,观察现象,要看因素的变化。我想的是,每个大家在处理局限的变化时,技巧上可能大同小异,但可能寻求的局限点不太一致,以至于得出不一样的理论,但往往却是相通的。当然,这也只是我的个人揣测。
科斯102岁了还在做研究,这是爱好的体现了。张五常说83岁后就不该再做了,这是给华夏民族的机会—一个超越他的机会。站在巨人肩上看世界呀。
如何总结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和经济发展,并展望中国未来的社会转型,中外学人提出了不少理论、假说或分析模型。他们共同致力于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真正原因,破解中国制度安排及其变迁的真正秘密,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说,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罗纳德·科斯教授的回答是:“不是中国政府,而是我们称之为的‘边缘革命’,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有关中国改革和中国经济发展最深刻的洞见。
从张五常的“县际竞争”到科斯的“边缘革命”
按张五常自己的说法,他于1982年去香港担任教职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让他占据了“跟进中国发展的最佳位置”。这个决定是在他的老师科斯教授的鼓励下做出的。自张五常于1982年发表他石破天惊的论文——《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之后,没有哪个世界级的经济学家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就近持续观察中国的经济转型和发展。
在科斯看来,张五常把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视为“历史上最为伟大的经济改革计划”的论断,“无疑是正确的”;科斯要说的是,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系列事件并非来自有目的的计划,其结果完全出人意料。科斯回忆,在1982年,当张五常对“中国是否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问题做出肯定回答时,几乎每个人都表示完全怀疑,即便张五常也对自己的结论表现出审慎的态度,认为“这个转型是个缓慢的过程”,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速度之快,远远超乎经济学家们的想象,以致张五常在1986年就不得不对他的观点做出调整,承认“低估了转型的速度”。
那么,中国急剧的经济转型以及随之而来的高速增长是如何发生的呢?为什么长期受制于僵化的意识形态的人们,能够在一夜之间完成向市场经济(在科斯和张五常的汉译著作中,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的转变?这些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张五常认为,经过30年的就近观察,他找到了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的秘密,这就是他说的“县际竞争”说。张五常坦承,他是在1997年“才惊觉到中国经济制度的重点是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史无前例”。他为此提出“承包合约扩张”的概念来解释县际竞争,认为各自负有承包责任的地区成为相互竞争的主体,首当其冲者当属县级政权。按张五常的解释,最大的经济权力不在省市和村镇,甚至不在中央,而是在县里,因为县有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户与户之间的竞争,机构与机构之间的竞争,均赶不上以县为核心的地区之间的竞争。竞争的激烈程度决定着土地使用效率的高低,而土地的有效使用是决定其他要素合理配置的基础。
张五常在前后间隔差不多有近30年时间,分别从市场经济和县际竞争这两个不同角度出发,来认识它们各自在资源配置中所发挥的作用,的确从根本上抓住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秘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显然是政府和市场双重作用的结果。张五常由此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制度,因为它有了市场和政府两个轮子,它们共同推动中国经济进入飞速发展的轨道。
科斯和王宁在《变革中国》一书中认为,张五常分析框架的弱点在于:“它将社会看作同质的实体,将制度变迁看作一个单独的事件,在这个框架中,制度变迁仅仅是一个更优越的制度一举替代另一个较差的制度。20年之后,这种思维依旧是社会科学文献中的主流思想。在这个理论框架里,制度变迁中既没有过程,也不需要时间。”
这个批评可谓击中要害。制度经济学最注重的是对制度变迁的分析,离开了制度演变的时间、过程和具体构成要素,最后只是以结果为结论,一定似是而非。
科斯和王宁关注中国的“边缘力量”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先锋作用,首先是在方法论和价值观上的突破。在他们看来,中国改革的初始目标是拯救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人一开始并没有一整套关于市场经济的理念和方案,后来所发生的不可逆转的市场转型完全是出乎意料的。他们这么说并不是要否认或贬低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作者是要表达出这样的看法:中国改革的许多程式化描述实际上并不真实,至少是忽略或掩盖了那些“边缘力量”在改革进程中的突破性作用。
承包制、乡镇企业、个体户和经济特区,被科斯和王宁视为是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中四个最重要的“边缘力量”,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的“边缘革命”。
农村土地承包制最初起源于安徽小岗村。这个完全是由饥饿的农民偷偷摸摸搞起来的资本主义“复辟”行为,经过谨慎的探索,再到大规模的推广,最后终结了人民公社体制。乡镇企业是在国有工业体系的缝隙中,由农民在缺乏任何国家支持的条件下,逐步发展起来。个体户则是由城市底层的边缘人群所组成,从小买卖开始,逐步壮大为城市私营经济。经济特区是在沿海城市已经形成民间对外开放的形势下,由政府顺势而成。
科斯和王宁总结道:“我们对边缘革命的强调表明,80年代中国市场化经济转型主要是由非国营经济引导的,而国家引导的改革并没有成功拯救失去活力的国营经济。”这个结论指出了一个基本事实:一直被有些人视为中国经济发展主导力量的国家权力,其实并没有在中国市场化转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国家主导的改革或通过其有形之手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实际上是在边缘革命所开拓出来的基础上形成的。
比较张五常和科斯的观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在思想和价值观上的差距所在。张五常把制度变迁的过程抽象掉了,把时间凝固了,把变迁中的一系列事件和要素都化约了,进而把中国市场化转型的结果,而且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结果,看作是这个制度演变的最终成果。而科斯和他的合作者王宁,则是尽可能真实地还原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恢复那些被长期忽略的边缘力量的应有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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