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举了色诺芬据给我们吹笛子的例子。他之前就从来不曾有能力把握诸如“吹笛子”这种事情的经济学意义,现在也依旧没有搞懂过色诺芬所举例子的真实含义。
如果我们告诉他色诺芬甚至非常明确地算给他的读者说
“如果国家首先购入1200名奴隶,那么在五到六年的时间内,从这些奴隶身上得到的收入会使奴隶数目增加到不少于6000名……。”
我们的包不同先生又作和理解呢?他不能从自己所阅读的文字中读出劳动是价值的根本规定性,他只会看这样的格式:××定义:……。
可是,色诺芬先生恰好没有这样的格式,于是,包不同先生就开始怀疑对方的语言是否是自己所不能理解的了。不过,他还算能思考到,也许是语言的时代差别导致了他不能理解。于是搬弄了一套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认为是语词意义的理解转换和传输中的讹传导致了理解偏差。其实,这是y可能的。我们从来不应该忽略信息传输过程中可能导致的失真。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科学技术尚不能消除这种失真。我们知道,即便是有源相控阵雷达在扫描过大范围的边缘时,也会因出现波束畸变而导致信号失真,从而也就被间接地减低了其探测距离。我们的包不同先生并不是这样一部优秀的雷达。当其理解他所阅读的文字时,只能基于很窄的范围和方法,就象一部雷达只能使用特定的波段和单一波束一样。
不信?我们看看包不同先生能理解色诺芬关于笛子的例子到什么程度呢?我打赌他不能理解,他的理解必须通过马克思,如果没有马克思,他就没有办法对色诺芬的任何文字做出任何评论,因为我们的包不同先生只能通过认为马克思没有以固定的格式来说明的形式发表自己对于其它著作的意见,否则他对于任何著作都是很谦虚地觉得一定是词语上的不同形式导致了他理解上的偏差。这不,他又要卖弄自己本身就没有能完全理解的词句,说什么
老马理论当中的价值可不是指使用价值,而是指交换价值。
人类的语言当然是一种动态和发展的手段,一如人类使用的其它工具。很多词汇早已经废弃不用,同时,很多词汇也已经具有很不相同的意义。如果因为某种语言其实已经毫无作用就不应该再去阅读和理解这种语言及其可视化的文字所要表达的意思,那么色诺芬的著作本不应该被搬出来。而在包不同那里,之所以被搬出来,恐怕除了显示他读了他其实没有能理解透彻的文字以外,再也没有其它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