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实每一天 发表于 2018-3-24 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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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早时期开始,中国政治制度的质量,大体上被认为并不比最低层政府的质量好。晚清政治的理论继承了一个长期以来的争论,即现存官僚政治制度对地方社会的影响的利和弊。各县若由本地人,而不是由中央选派的外地人管理,其得失将如何?让地方人士参与政治,官僚政治的国家要承受多大风险?1860 年以后国家现代化的需要,又把这些老问题以尖锐的形式提了出来。如果国家的强盛需要动员民众的力量,通过什么样的地方上渠道才能最好地得到这种力量?如果国家需要更多的钱,通过什么样的地方机构才能最顺利地得到钱?在20 世纪,军事现代化、扩大的和西化的学校系统、新型的警察力量,所在这一切都需要国家设法更好地控制地方社会,并从中汲取更多的财源。就在国家被迫以新的和更有效的方式渗透进地方社会的时候,民众运动的各种思想也把注意力投向地方政府。民族主义是巨大的动员力量,因为中国的命运越来越被看作是每个人的事,新的群体要求过问政治。这些群体主要是那些正在现代化的城市里的商业阶级和新式学校的毕业生,但也包括内地的一些地主和有科举功名的人士。立宪政府需要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发展模式,合法的国民议会成立以前,必须调查和确认选民资格的合法性。建立一些地方名流能正规地参与政治的机构,确实背离了清代的旧体制;在旧体制中,地方名流也参政,虽然也有势力,但一般是非正式的。这样,来自上面的压力,又加上了来自下面的要求,它们的目的是要改造中国的地方政治体制。大部分中国近代的政治结构的特征,都产生于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哪一种将最后占上风?中国的地方政治是否会因此而变得更有参与性,或者,这个官僚政治的国家是否会比以前更成功、更细致和更严厉地控制中国社会?
义和团事件以后列强撤出,华北地区处于无政府状态,袁世凯以名流为基础的民主制和官府控制结合起来的试验,可看成是他对所接管的这一混乱局面作出的反应。在日本人的影响下,较为严厉的政府控制,将会在地方名流的合作下建立起来。这种观点也体现在清廷自己对地方行政的看法上,1908 年颁布的法令授权逐步设置地方谘议局作为全国立宪制度的基础。朝廷认为地方自治只是传统的绅- 官关系的延伸;在自治中,地方名流能够做那些县政府不能执行的工作:主要是在教育、公共救济和公共工程等固有士绅管理领域内。在官府密切监督下,自治团体在地方政府中起纯粹的补充作用。当然,这里没有我们先前在维新派分子的著作中见到的动员民众的热切呼唤。中国地方政府的改革将在以后的30 年中摇摆于这两种概念之间:追求动员和追求控制。
国民党政府对待地方行政的政策演变,表现出一种偏离孙逸仙的地方自治概念,并向着更有力的官府控制体制发展的总趋向。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名流参与社区事务管理残存的一些方面,成了反复攻击的目标。许多这样的行为发生在国民党内保守思想复苏的环境里,也发生在 30 年代标志国民党政府对待民政的态度的特点,即狂热追求国内治安的环境里。
战争迫使就高等教育应否给军事工作让路,或应否继续追求它的学术目标展开争论。但是到 1938 年学术界已经接受了继续从事教育工作的任务,认为这对中国的未来是必要的。在大范围的军事动乱和人民流离中,主要大专院校选择了迁往内地较为安全地区的战略。几十所高等教育机构的迁徙——包括迁移计划,为目的地校址谈判,为运送教师、学生、职工、图书设备筹措资金和后勤以及沿途必要的准备等各个阶段——本身就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传奇。它的实施需要决心、组织技巧、协调和适应。在战争的第一年内学术界就完成了这一任务,并在这个过程中把现代教育带进比较不发达的内地。
为了弄清所迁学校在八年战争期间的作用,让我们看一下其中最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整个学术界顽强坚持是支撑战时教育的关键因素。1937 年秋,即当战争扩大到中国更多地方时,联大的课堂教育恢复了:长沙临时大学以其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师生之众,于11 月1 日开课。校舍一部分是借用的房屋,一部分是计划中的未来清华大学农学院的校舍,恰在长沙城外,是战前不久获得的。然而,在秋季学期结束时,日本人更迫近长江中游地区,学校决定迁往西南边陲省份云南。没有人提问如此远距离、大规模搬迁中的人力和物力消耗是否适当:高等教育机构显然是国家最有价值的资源,所以只要形势允许,当然必须抢救和重建。1938 年秋,师生在云南昆明重逢(由于容纳不下,文学院和法学院已先在蒙自住了几个月)。大约300 名学生,由几个教授随同,从长沙步行两个月,行程近1000 英里,而更大的队伍则乘车船绕道香港和滇越铁路到达。人员会齐之时,联大随之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