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迁徙背景下的人口往哪儿流?
中国目前正在进行中的这埸人口大迁徙中,公民们基本上是具有“自由迁徙权”的。这里说的是“基本”,而不是“绝对”,比方说,如果哪个公民想出入国境,那当然是要受到限制的,出入香港、澳门、台湾等特别地区,也不是那末自由的,还有一些边防地区、军事禁区,等等。除此之外,在我国境内,一般公民基本上都是可以自由迁徙的。
当公民们具有基本“自由迁徙权”时,大迁徙中的人口将会流向哪里呢?这种情况下,一个自然法则就起作用了,这个自然法则就是:水向低处流,人往“好”处走。也就是说,当你被告知:在一定范围内,你可以“爱上哪儿就上哪儿”的时候,你自然是“哪儿‘好’,就上哪儿去”。
一、吸引人口流入的因素有哪些?
被卷入大迁徙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各种不同的人对一个地方的“好”与“不好”有不同的判断标准。
对于投资商来说,哪儿有好的投资机会和好的投资环境,哪儿就是“好”地方;
对于各种打工者(农民工、异地就业的下岗工人、普通大中专毕业生等)来说,他们判断是否“好”地方有三个最重要的标准:(1)工作好不好找(就业机会多不多?)?(2)一般的薪酬水平如何?(3)生活成本高低?有很多打工者,将这三个标准综合成一个:我在这个地方干一年,吃过用过,最后还能落下多少钱?落下钱多的地方,自然是“好”地方,落下钱少的地方,或者干脆落不下什么钱的地方,自然是“坏”地方。
对于各种高级一点的打工者,如博士生、硕士生、名校或热门专业的本科生、各种具有中高级职称的人才等,他们除了关注就业机会和薪酬水平以外,还关注自己的专业特长能否在这个地方得到发挥,这个地方是否具有良好的个人成长环境,或者个人创业环境。
对于各种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来说,他们是跟着目标顾客群走的。不同档次的商业服务业有不同的目标顾客群,例如,高端商业服务业的目标顾客群是有钱人,低端商业服务业的目标顾客群是低收入者,等等。这些人的商业嗅觉都很灵,哪个地方的目标顾客刚开始聚集和形成一定规模的人群,这些商业和服务业从事者就跟着风过来了。
通常人口流动的逻辑顺序是:先是投资商进入某个地方,投资商投资办企业会创造出大量就业岗位,于是招来各种人才和普通打工者,接着就是各种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跟上,而且,商业服务业进入这一地方,也会给这一地方创造出大量就业岗位,形成良性循环。
除了以上所说的那些以外,吸引人口流入一个地方的因素还有很多,例如,丰富而优质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人文资源、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社会一般文明发展程度、社会一般成员的思想观念开放程度,等等。
二、过去三十多年来我国人口流动的三大基本趋势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我国人口流动基本呈三大趋势:(1)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2)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3)偏远小城镇人口向中心大城市流动。
上述三大趋势只是总体上的基本趋势,具体各地方的人口流动方向还很复杂,例如,同样处在东部地区的安徽省,却是一个人口流出大省;而地处中西部地区的重庆,则是人口大量流入地区,等等。
上述三大基本流动趋势的共同特点:
(1)都是从人口密度低的地方往人口密度高的地方流动。所以,这样流动的结果必然造成我国总体人口分布的更加不均匀,即原来已经人满为患的地方,现在还不断有人拼命往里挤;而原来人口相对稀少的地区,却还在不断地人口流失。
(2)都是从经济相对不发展地区往经济相对发展地区流动。这样流动的结果必然造成我国原来就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格局,更加的不平衡。
人口流动,并不仅仅是人从一个地方流到另一个地方那末简单。投资商流过去,带过去的是资金;各类博士、硕士、大中专毕业生、中高级职称人员流过去,带走的是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各类普通打工者流过去,带走的是劳动力。当资金、管理经验、技术、劳动力等,源源不断地从相对落后地区抽离出来,流往相对发达地区时,会对我国未来的经济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国本来就是一个经济和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旧中国的工业以及近代工业文明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以及长江、珠江等沿江地区。新中国建立后的前三十年,曾为改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不平衡的状况作出了种种努力:建国初数十万军队的屯垦戍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支内”的口号下将许多沿海城市的大工厂整体搬迁到中西部地区,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建设大三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等等。当时的国家,用了各种革命的口号来激发人们的献身热情,用了强制或半强制的行政手段把发达地区的人才和资源送往贫穷落后地区搞开发建设。这些举措虽然对改善我国经济布局有利,却在民间留下了无数的怨恨,因为那时候国家这些举措,都是把人们从生活环境“好”的地方迁往生活环境不“好”的地方,是与人们向往“好”地方的本能要求相抵触的,而现在放开让人们自由迁徙,那些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和至今还贫穷落后的地区,自然就被越来越多的人弃如敝履了。
三、北京、上海的房价为什么居高不下?
北京、上海(还有其他一、二线城市)是全国最“好”的城市,这里有众多的就业机会和商业机会,这里的居民平均收入水平高于其他城市,这里有各种人才施展才华的机会,这里有良好的个人成长环境,这里还有优质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人文资源,等等。所以,当被卷入流动大军的人们来到北京、上海上学、打工或做小生意以后,他们都希望能长期在这里居住和生活。
有媒体记者对上海各所大学毕业班的学生做了一次毕业后去向的调查,结果是,除了少数希望去国外留学以外,其余的清一色地表示希望留在上海找工作。我们知道,上海各所大学每年招收新生的时候都是面向全国的,招收的新生来自全国四面八方,其中有些新生来自农村,有的甚至来自贫困山区。但是,这些学生毕业以后都要求留在上海。北京各大学的情况也是如此。事实上,这些年来,北京和上海(还有其他大城市)的大学都成了人口大迁徙的中转站。
当一个来自贫困落后地区的农村或小城镇的人,来到北京、上海这类大城市读大学、打工、做小生意时,他会被大都市居民生活状况与家乡人们生活状况之间的巨大反差而深深震惊,他会深深地感叹命运不公:都是人生父母养的,为什么一些人出生下来就是大都市人,就能尽情享受大都市的生活?为什么有的人出生在贫困山区,要在那些闭塞、贫困的地方过一辈子?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会下决心:既然来了,就不走了。他们决心也成为大都市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北京人宁有种乎?上海人宁有种乎?
有一个很有名的电视连续剧叫《蜗居》,剧中的女主人公叫海萍。这个海萍和她的丈夫都是来自江南小城镇的,在大都市上大学,毕业后留在大都市工作。海萍不惜代价地要在大都市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因为她有一个伟大的心愿:她要让她心爱的女儿从小在大都市长大,从小就在大都市受教育(分享大都市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其他资源),成为大都市人。为了这个伟大的心愿,她愿意付出她的一切:搜光她和丈夫自己的、公公婆婆的、娘家父母的毕生积蓄,一个人打几份工,天天和她的丈夫吃挂面(连方便面也舍不得吃),背上三十年才能还清的巨额房贷,等等。只要肯拼博,大都市人宁有种乎?
从海萍这个事例,我们就能理解北京、上海的房价为什么这么高了。如今,北京的房价,即使是五环边上的二手房,都达到3.5万元一平方了,买这儿的一套二屋一厅的房子,加上中介费、税费等,都要400万左右,即使是一对俩人月薪都是1万元的公司白领小夫妻,每月还完房贷以后也只能过贫民生活了,而且这样的贫民生活要过三十年,要搭上这一辈子的青春,因为要还三十年的房贷。但还是有人义无反顾地要在北京、上海买房子,因为他们买的不仅仅房子,他们买的是在大都市的定居权,是分享大都市各种各样机会和资源的权利,是让自己的子子孙孙成为大都市人的权利。
在外来人口源源不断地往大都市挤的时候,这些大都市的市长们都在忧心忡忡,因为这种人口爆炸式的增长所带来的问题和麻烦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当全国都在搞户籍制度改革的时候,北京和上海坚持户口不开放,坚持要让那些没有本地户口的外来人员沦为二等公民;当全国各城市纷纷取消住房“限购令”的时候,北京、上海等城市坚持不取消“限购令”,坚持对外来人员在本城购买住房的限制政策。当然,市长们这样做是有苦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