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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与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有走向贸易战的迹象，它来的似乎很突然，因为中国经历了新常态、供给侧改革，已经成功地进入了新时代，经济学家们正在总结中国30年快速增长的奥秘，新供给主义者、新结构主义者都在摩拳擦掌，准备向诺贝尔经济学奖发起冲击，贸易战给癫狂的中国经济理论家们泼了一盆凉水，让他们有机会反思供给主义的不足。
2015年底，中国一夜之间冒出了无穷多的供给主义标榜者——周天勇、吴敬琏、贾康、滕泰，他们齐声反对三驾马车的需求理论，吴敬琏再次成为时尚旗手，他的理由是大规模政府投资亏钱，原因是产出下降，进而推出效率下降，并据此做出论断，需求管理失效了，要转向供给侧以提高效率，他给出了自己的经济增长公式：人力资本+物质资料+效率=经济增长。
2016年7月30日，李扬在南开金融（北京）论坛上表示，目前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主要来自资源配置效率下降、供给效率下降。
第一经济首席宏观经济学家认为，上述论断存在逻辑推理矛盾，现分析如下：
一、忽视货币
供给主义与重农主义、古典、新古典如出一辙，都是侧重于供给端，忽视需求端，尤其是忽视货币，它们将货币视为一层面纱，只是瞬间起到定价标准的作用，这与现实完全相悖：在微观上，经济个体如果现金流断裂，在找不到救助的情形下，那么，只有破产倒闭；在宏观上，经济整体如果发生货币短缺，必然导致流动性危机，发生银行挤兑、股市、楼市暴跌，商品严重通缩，系统崩溃，央行行长的一举一动牵动着无以计数的目光，他成为市场最有权势的人，因此，忽视货币对于经济理论而言是致命的缺陷。
二、忽视货币性质变化
新宏观主义以英国央行出现为界，将经济划分为实物经济与货币经济，因为央行导致了货币性质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内生货币转向外生货币，即实物经济的货币为金银等实物，它们是从地下挖掘出来经交易而得，但货币经济的货币尽管是纸币，印制成本极低，这是一大进步，然而，为了防范政府乱花钱，滥发钞票，它需要政府抵押债券才能发行，也就是需要还本付息，从而给社会带来了基础性债务，它极大地影响了经济运行，并使传统的经济理论不再适用。
在中国，货币性质的转变体现为外汇占款的变动上：
棕红线为央行对商业银行债权，天蓝线为央行对商业银行债务。
其中，2009年至2010年商业银行对央行的债权曾经高达5万亿，而现在却是央行对商业银行10万亿的债权。它表明中国由顺差拉动的小经济体转向了由债务拉动的大经济体，即顺差拉动属于特殊性，债务拉动才具一般性，由此解释了去杠杆与稳增长的矛盾，也说明了美国要求减少逆差的必然性，因为美国的国债已达21万亿美元，这就要求将经济理论研究重点引导至改革货币发行体制上这一正确轨道上来。而新供给主义与新结构主义却对此都有误导作用，因为它们对中国崛起奥秘的解释根本就没有顺差的位置。
三、忽视生产目的变化
在实物经济中，生产目的为实物的增值，即实物利润，消费品、库存与资本品都是当然财富，货币仅仅起到交换的作用。但是，在货币经济中，生产目的转变为货币的增值，即货币利润，库存与资本品不再是当然财富，它们只有通过折旧加成到商品中，然后出卖给最终消费者，换成更多的货币才能完成惊险的一跳，否则就是一堆废物，但供给主义者还在醉心于生产函数与生产要素。
四、忽视经济货币循环主导
正是由于货币性质的变化，导致货币的作用凸显，它形成了完整的循环链条，即初始借贷货币——购买实物、劳动力——更多的实物产出——更多的货币收入，可见，货币循环主导了实物循环，实物循环只是实现货币利润的手段。现实中，则是央行通过基础货币控制了商行，商行又通过现金流量表、利润表、资产负债表控制了企业、居民、政府，银行成为现代经济的中枢与统治核心，它们决定了经济系统的稳定与兴衰，但供给主义对此却是茫然不知。
五、生产过剩推导出的不是效率低，而是效率高。
生产普遍过剩到底是效率低还是效率高？
要解释清楚这一问题，首先要明确效率与效益这两个概念的区别。
根据实物利润=实物产出-实物投入，货币利润=货币收入-货币成本；
则效率=实物产出/实物投入，效益=货币收入/货币成本。
由于央行带来的基础债务，以及商行衍生的储蓄债务，即顶级公司初始投资的货币成本被分解为消费需求与派生的投资需求，而顶级公司的货币收入却只有消费需求，它是初始投资货币成本的一部分，不可能给其带来货币利润，也就是宏观投资必然亏损，因此，成功的市场经济可以使实物利润为正，但却无法使货币利润为正，大规模投资效益下降是客观事实。打麻将既无实物利润，也无货币利润。实体经济与打麻将在货币循环层面是等同的，但看清这点并不容易。
进一步可以推导出，初始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没有初始投资就没有消费需求；但有了初始投资，却必然导致宏观亏损，即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它需要价值补偿。
吴敬琏以大规模政府投资效益下降为由反对投资，是否定了投资的必要性；
林毅夫以投资的必要性来反对效益下降，是将必要条件夸张为充分条件。
凯恩斯主义的实质为价值补偿，但补偿方式还不是宏观的，因为它忽视了政府投资本身的收益性，或者说它没有改变宏观投资必然亏损，政府投资只是替代了社会顶级产业的亏损而已，这也是凯恩斯主义不彻底性的一大根源。
根据物价水平P=总需求TD/总供给TS，商品普遍过剩，物价下跌乃至持续54个月通缩，它表明的是总供给增加，而非减少，也就是效率增加，效益下降。
限产后的煤炭钢铁水泥价格大幅攀升，它们的品质并无显著变化，这说明它们并非是落后产能。
通过减少总供给TS才完成价格P的提高，说明总需求TD并没有增加，这可以从螺纹钢的暴涨暴跌得以印证——上游限产保价，由期货投机炒作推动，螺纹钢暴涨，但下游在终端去杠杆与货币紧缩下，需求不足并无明显改善，因此，暴涨的螺纹钢只能无功而返，好似撞了南墙再回头。因此，经济衰退的关键在于需求端的疲软而非供给端的低效率。
下面是一大佐证。2018年4月10日，中国最大钢铁集团宝武集团总经理陈德荣在博鳌亚洲论坛“大宗商品新周期”分论坛上称，去年以来的钢材价格上升，并不是由于需求上涨带来的，而更多是因为“去产能”政策的落实，以及中国政府对钢铁产能和秩序的整顿。
那么，供给主义者是如何推出这一罔顾事实的谬论的呢？
原因是他们将实物产出等同货币当然收入，当看到效益下降，第一反应就是产出减少了，这是忽视货币与需求，将实物等同于货币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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