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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特的国家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对李斯特的赚钱的工业的批判（6）

19世纪德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而英国已完成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法国的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德国面临英、法大量廉价商品的冲击。因此，摆脱外国自由竞争的威胁，促进德国大工业的发展，就成为德国资产阶级的迫切要求。李斯特就是为了适应德国资产阶级的要求，写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在这本著作中李斯特发挥了关于国家体系经济学的学说，论证了实行关税保护以发展德国工业资本的必要。
李斯特的国家经济学说，以英国的工业水平为发展目标，以英国资产阶级发展工业的历史过程为样板，以亚当斯密的资本家把资本投入工业为了生产利润和雇佣工人为资本家劳动获得工资 ，作为国家经济学说的基础。所不同的是，亚当斯密的理论是个人或者世界用发展交换价值来发展工业的理论，而李斯特的理论是国家用发展生产力来发展工业的理论。这里，李斯特把生产力区分为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并且认为精神生产力是发展物质生产力的生产力。精神生产力包括科学与艺术、国家与社会制度、智力培养、生产效能等国家生产力，因此，国家应该着重发展国家生产力即精神生产力，以此来发展物质生产力亦即发展国家的工业。由此，人们就把李斯特的国家生产力理论谎称为爱国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告诉我们什么？
第一，历史的教训
李斯特按照国家发展的顺序记述了从意大利人，到美国人九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历史，从中总结出了历史的教训是“不论何处，不论何时，国家的福利同人民的智力、道德与勤奋总是成正比例的，财富就随着这些因素而增进或减退；但是个人的勤奋与俭约、创造与进取，如果没有内政上的自由、适当的公共制度与法律、国家行政与对外政策，尤其是国家的团结和权力这些方面的支持，就决不会有任何重大的成就。 ”
历史到处向我们指出的就是社会与个人力量及条件之间起着交互作用的这种动人过程。在意大利与汉撒城市、荷兰与英国、法国与美国，我们所看到的是个人生产力，因此也就是个人财富，随着所享受到的自由以及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完善程度作比例的增长；而另一方面，自由与政治社会制度，反过来又从个人的物质财富与生产力取得了进一步进展时所需的要素与动力。英国工业与权力的增长，只是从英国的国家自由奠定实际基础的时候才真正开始的；而威尼斯、汉撒城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工业与权力的崩溃，是与自由的丧失同时发生的。缺少了自由制度以后，公民个人方面无论怎样地勤奋、俭约、富于创造能力和智慧，也不能有所弥补。历史还教导我们，个人的生产力大部分是从他所处的社会制度和环境中得来的。自由、智力与教化在国家力量上的影响，因此也就是在国家生产力与财富上的影响，显示得最清楚的是在于航海事业。但航海事业不过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力量的一部分，这个部分只有与其他的辅助部分结合在一起，才能发展起来，达到重要地位。无论何时何地，只有工业已达到了高度发展状态，航海业、国内和国外贸易、甚至农业本身，才会发展起来。如果说自由是航海发展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那么要发展工业力量，要提高一个国家的整个生产力，自由这个条件又将更加不可缺少到什么程度？一个富裕的、工商业发达的国家，而同时它却并不享有自由，象这样的情况，历史上还未见过。
但是这些大君主国靠了自由贸易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后，就认识到，只有把工商业同农业结合起来，文化、财富和力量方面的最高度发展才能实现。它们认识到，它们新建成的国内工业要想同国外成立已久的工业在自由竞争下获得胜利是决没有希望的；现代德国，既缺乏一个有力的、统一的商业政策，在国内市场又有一个处处胜过它的工业强国跟它进行竞争，它在这个竞争力量之前毫无掩护，一方面在国外市场刚受到霸道的、往往变幻莫测的限制政策的排斥，就它文化发展的程度来说，在工业上已有的进展与应当达到的进展，实际上相差得极远，因此种种，它甚至不能保持它原来已经取得的地位，它就象一个殖民地一样，竟被一个国家所任意利用，那个国家也就是在数百年前被德国商人以同样手法利用的；在这样情况下，直到最后，德意志各邦终于决定采取统一的、强有力的商业政策，使它们自己的工业能够掌握本国市场。  
历史教导我们的是，凡是先天的禀赋不薄，在财富、力量上要达到最高度发展时所需的一切资源色色具备的那些国家，就可以，而且必须——但不必因此失去了我们这里所说的目标——按照它们自己的发展程度来改进它们的制度。改进的第一个阶段是，对比较先进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以此为手段，使自己脱离未开化状态，在农业上求得发展；第二个阶段是，用商业限制政策，促进工业、渔业、海运事业和国外贸易的发展；最后一个阶段是，当财富和力量已经达到了最高度以后，再行逐步恢复到自由贸易原则，在国内外市场进行无所限制的竞争，使从事于农工商业的人们在精神上不致松懈，并且可以鼓励他们不断努力于保持既得的优势地位。我们看到处于第一个阶段的是西班牙、葡萄牙和那不勒斯王国；处于第二个阶段的是德国和美国；法国显然是紧紧地靠在最后一个阶段的边缘；但在目前只有英国是实际达到了这个最后阶段的。　　   　     
第二，国家经济学与世界主义经济学  
世界主义的经济学就是魁奈和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学说。　关于自由贸易学说。首先把政治经济学研究扩展到全人类、不以国家概念为考虑对象的是魁奈，普通自由贸易这个概念也是从他开始的，他把他自己所写的那本书命名为《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支配力量》，他要求我们必须具有这样的想法：所有各个国家的商人是处于一个商业联邦之下的。魁奈所谈的无疑是世界主义经济，是从事研究如何使全人类获得发展的那种科学；它与政治经济学，即以研究如何使某一指定国家（在世界当前形势下）凭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化和力量的那种科学是对立的。   
亚当•斯密也在同样扩大的意义下研究他的学说，尽管重农主义者违反了自然法则，违反了逻辑，发生了严重错误，他仍然以阐述全世界范围的商业绝对自由原则作为他的任务。亚当•斯密同魁奈一样，对于真正的政治经济，也就是各个国家为了改进它的经济状况所应当遵行的政策这方面，却极少过问。他把他的著作题名《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里的国家指的是全人类中所有国家）。他在他书里的个别场合谈到各种政治经济制度时，只是为了指出这些制度的无成效，从而证明必须以“世界主义或世界范围的经济学”来代替“政治的”或国家的经济学。他虽然在这里或那里不时提到战争，但只是偶然提到的。构成他理论基础的是持久和平局势的概念。为他作传记的斯图亚特曾明白指出，他的研究从一开头所根据的就是这样一个原则：“为促进公共福利而订立的国家规章大部分是多余的，一个国家要从落后的未开化状态转变到尽可能最高的进步状态，无需什么别的，只需合理的租税、公正的司法与和平。”亚当•斯密所理解的“和平”，当然是象圣皮埃尔神甫所说那样的“持久、普遍的和平”。   
就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绝对不是要把流行学派主张的世界主义经济理论一笔抹杀；但是我们认为政治经济，或者象萨依所说的“公共经济”，也应当科学地加以发展；可是我们还认为对事物应当给以正确的名称，这样总比使用意义相反的名称要好些。   
我们如果想对于逻辑、对于自然法则信守不渝，那就必须使个人经济不与社会经济相混淆，关于后一项，又必须把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与世界主义经济划分开来。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是由国家的概念和本质出发的，它所教导的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而世界主义经济产生时所依据的假定是，世界上一切国家所组成的只是一个社会，而且是生存在持久和平局势之下的。
如果象流行学派所提出的那样，我们的确有一个包括一切国家在内的世界联盟作为持久和平的保证，那么国际自由贸易原则似乎是完全正确的。就个人来说，他争取个人发展时所受到的束缚越少，同他自由往来的那些人人数越多，财富越大，他个人活动的范围越广，则为了争取进一步发展，对于他先天的禀赋、后天的知识和才能以及供他支配的自然力量，利用时就越加容易。个人如此，就各个社会、地区和国家的情形来说，也是如此。
为了使自由贸易能够获得自然的推行，必须首先用人为方法，把那些比较落后的国家提高到曾经用人为方法使英国达到了的那个文化阶段。通过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生产力发展的世界主义倾向，世界上那些比较辽远的地区，也许会比坐落得较近的欧洲各国先一步获得利益，达到富强。为了避免这种形势的发展，欧洲的那些国家，对于自己道德、智力、社会和政治情况作了衡量以后，如果感觉到自己有能力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强国，就必须采用保护制度，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最有效手段。在这个目标下实行这个制度有两个步骤：首先是把外国工业品逐渐从我们市场排除出去，这样工人、才能和资本在外国将发生过剩，它们必须找寻出路；其次是在我们的保护制度下，国外工人、才能和资本流入时应受到鼓励，获得利益，这样国外的剩余生产力才可以在这里获得出路，而不必迁徙到世界上较远地区或殖民地去

第三，生产力理论与价值理论  　
财富是交换价值，产生财富的原因是生产力。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据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他将越过越穷。一个人也许很穷；但是他如果据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有价值产品，他就会富裕起来。由此可见，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个人如此，拿整个国家来说，更加是如此（例如，国家是不能仅仅靠着收租过日子的）。
我们说财富的起因是劳动，说得与事实更近一些，也就是起因于人的头脑和四肢；于是接着就发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促使头脑和手足从事生产、从事于这类活动的是什么？我们说，这是对个人有鼓励、激发作用的那种精神力量，是使个人在这方面的努力可以获得成果的社会状况，是个人在努力中能够利用的天然资源；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呢？
谈到社会状况，这就是说，科学与艺术是否发达；公共制度与法律对于宗教品质、道德和才智、人身和财产安全、自由和公道这些方面是否能有所促进；国内的物质发展、农工商业这些因素是否受到一视同仁的、相称的培养；国家是否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可以保障它的国民在财富和教育方面世世代代发展下去，可以使他们不仅能够充分利用本国的天然资源，而且通过国外贸易和殖民地的占有，还能够把国外的天然资源供他们自己来利用。
假使亚当斯密不是把全部精神贯注在“价值”、“交换价值”那些概念，而同时还能够注意到“生产力”概念，他就会看出，要解释经济现象，除了“价值理论”以外，还必须考虑到一个独立的“生产力理论”。 基督教，一夫一妻制，奴隶制与封建领地的取消，王位的继承，印刷、报纸、邮政、货币、计量、历法、鈡表、警察等等事物、制度的发明，自由保有不动产原则的实行，交通工具的采用——这些都是生产力增长的丰富泉源。这些源泉产生的就是精神生产力，就是国家生产力。如果对这个说法有疑问，只要把欧洲各国的情况与亚洲的比一比就可以明白。思想与意识的自由对国家生产力影响很大，要在这方面获得适当估计，只须看一看英国的然后再看一看西班牙的历史。司法公开、陪审制度、国会立法、公众监督行政、地方自治、言论自由、有益目的的结社自由——这些都足以使立宪国国民以及官员获得一定程度的精神力量，这种效果是难以用别的方法取得的。任何法律或公法上的决定，对于国家生产力的增减，或多或少总是有些影响的；说是全无影响，这个情况是难以想象的。     
流行学派把物质财富或交换价值作为研究的唯一对象，把单纯的体力劳动认为是唯一的生产力；按照这个学派的说法，一个养猪的是社会中具有生产能力的成员，一个教育家却反而不是生产者，供出售的风笛或口琴的制造者是生产者，而大作曲家或音乐名家，却由于他表演的东西不能具体地摆在市场，就属于非生产性质。医师救治了病人，倒不是属于生产阶汲，相反的，一个制药工人，虽然他所生产的交换价值（丸药）在化为无价值状态以前的寿命也许只有几分钟，却是一个生产者。象牛顿、瓦特或刻普勒这样一种人的生产性，却不及一匹马、一头驴或一头拖重的牛（近来麦克洛克把这些都列入人类社会生产性成员项下）。
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主要并不是象萨依所相信的那样决定于它所蓄积的财富（也就是交换价值）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法律和公共制度虽然不直接生产价值，但它们是生产生产力的；国家对于物质资产势必多少有所牺牲或放弃，借以获致文化、技术和协作生产的力量；就是说，必须牺牲些眼前利益，使将来的利益获得保障。如果以任何国家的情况来说，在工业各部门都获得了发展的一个工业力量，是在文化上、物质繁荣上、政治力量上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条件。如果就目前世界形势来说，世界上已经有了一个国家处于强有力地位，并且早已在它自己领域以内有着周密的保护，处于这样的形势，在自由竞争下一个一无保护的国家要想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国已经没有可能；因此，保护关税如果使价值有所牺牲的话，它却使生产力有了增长，足以抵偿损失而有余，由此使国家不但在物质财富的量上获得无限增进，而且一旦发生战事，可以保有工业的独立地位。工业独立以及由此而来的国内发展，使国家获得了力量，可以顺利经营国外贸易，可以扩张航运事业，由此文化可以提高，国内制度可以改进，对外力量可以加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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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家经济 李斯特 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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