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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禁售中国芯片证明必须建立“全成本经济学”
2018-04-18 黄佶，原载微信公众号“黄道佶曰”
在做经济决策时，不能只考虑经济成本，还应该考虑政治成本和生态成本等因素。因此，只有兼顾所有类型成本的“全成本经济学”才是正确的经济学。只考虑经济成本的极端“纯粹”经济学只会产生误导作用。
中国自己研制大型飞机的成本很高，高于直接购买外国大飞机。但如果考虑到外国控制中国大飞机来源后所产生的政治代价，那么依赖外国大飞机的总成本就远远高于中国自制大飞机的成本了，因此中国自行研制大飞机是正确的选择。
近日美国宣布禁止向中国企业中兴出售计算机芯片，沉重打击了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可能迫使中国做出重大战略让步。这再次说明在做决策时考虑政治成本的必要性。
笔者十五年前的旧文“全成本经济学”（见后）曾受到一些经济学研究者的吐槽和批评，但现在看来还是有点价值的。
（黄佶，2018年4月18日）
旧作“全成本经济学”一文的补记
经济学既然已经背上了“帝国主义”的恶名，那就干脆再彻底一些：
建立一个“全成本经济学”，在研究人类的政治、经济、社会、个人活动时，不仅考虑经济成本，还考虑政治成本和生态成本（欢迎补充），即考虑所有可能的、不一定是经济性的、正的、尤其是负的外部性。这个“全成本经济学”，也许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和预测人类的行为。
例如美国执意要打伊拉克，既有经济上的考虑（掌握石油资源，推动美国经济），也有政治上的考虑（巩固霸权），还有感情上的因素（报911一箭之仇）。其它国家反对美国倒萨，不仅有政治和经济上各自的小算盘，担心萨达姆放火烧油井，带来生态灾难，也是原因之一。
如果美国觉得战争的收益小于战争成本——包括所有政治和生态成本（这里的“政治成本”还包括士兵伤亡、本土再次受到恐怖主义袭击等），美国可能会考虑让自己的战争机器熄火。
美国并非好战分子，只有在战争利益大于战争成本时，美国才会发动战争。美国极少派军队介入非洲的很多冲突，显然是因为得不偿失。
（黄佶，2003年3月8日）
旧文：
全成本经济学
——及“旁观者经济学”和“当事人经济学”
黄佶
在春节外出旅游的长途火车上，先后看了两本书：薛兆丰的《经济学的争议》，何新的《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前者鼓吹绝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解决问题往往只需一招：政府停止管制；后者则坚定地要求政府发挥作用。两个极端，针锋相对。如果把二位请到一起，面对面地辩论一次，这场电视实况转播的收视率一定极高。
在某些问题上，二人谁对谁错是很清楚的。例如何新认为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社会保障机制，应该保留；薛兆丰则指出：既然是救济，把钱直接发给下岗工人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养一群无能的厂长和主任，维持不能创造利润的厂房和机器。显然，何新没有认识到：关闭国有企业的主要原因是它们不能创造利润，反而是一个个吞噬国家财富的无底洞。当然，他强调建立社会保障体制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
薛兆丰解决问题的招数充满自信，读起来令人痛快和乐观，但又让人不由得嘀咕“真的会有这么简单吗？”
在隆隆的车轮声中，我发现，薛兆丰的问题也许在于他只考虑了经济方面的“全部成本”，但是，经济活动是人的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个“全部成本”还应该包括政治方面的成本。
例如，大幅度提高火车票价可以彻底解决买票难问题（此次春节旅游我深受买票难之苦），但是，大批民工因买不起火车票无法回家乡过年，滞留在举目无亲、寒风萧瑟的大都市，看着别人阖家团圆、热热闹闹，会不会心理不平衡、弄出点事情来？
提高票价使外出旅游的城市人买火车票时轻松潇洒了，却增加了城市里的不安定因素，使绝大多数在家过年的城里人有可能过不好年。因此，从整个社会来看，“全部成本”反而是提高了。
利用经济学原理可以解释很多非经济领域的现象，例如爱情和婚姻等，“经济学帝国主义”长驱直入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但如果考虑了“政治成本”，经济学可以解释的现象可能会更多。例如苏联采用“休克疗法”，好处是快刀斩乱麻，但伴随着社会剧烈震荡、最终导致国家分裂这一巨大的政治代价，总成本大于总收益。因此，这种一步到位式的改革方式并非最“经济”的途径。
（随着人类越来越重视环保问题，在用经济学分析实际问题时，还应该考虑“生态成本”。例如建立某工厂会产生很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税收和就业，但如果会造成很大的污染，那么建设这个工厂仍然是得不偿失的，应该取消这个计划。不妨把全盘考虑经济成本、政治成本和生态成本的经济学称为“全成本经济学”。——3月8日补充）
对照着读两本书，发现经济学实际上应该分成两类。一类是“旁观者经济学”，它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得出“自由贸易永远有利于交易双方”之类结论；另一类是“当事人经济学”，它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研究经济现象，并寻找有利于自己的对策，例如：自由贸易固然对双方都有利，但是也存在一方获利很多、一方获利很少的现象，那么如何增加自己在交易中得到的利益呢？
“旁观者经济学”研究“在一定的情况下，人会有什么样的行为”，这种经济学只要结论正确，是非常有用的。例如，可以用“价格歧视”的办法来解决火车票问题——增加高价的软席座位：不愿意挨挤的旅行者，多花钱，少受罪；而贫穷的打工者能以可承受的经济代价回乡过年（买站台票上车，在车上补票，就可以享受国家牌价，避免黄牛剥削），但可能不得不在肮脏拥挤、空气浑浊的车厢里站上二十个小时。
“当事人经济学”研究在诸多方式中，哪一种对自己最有利、“全部成本”最低。例如，快速彻底的对外开放可以推动中国的改革，迫使中国企业加快自身的改造，但可能引起社会动荡，因此在开放的顺序和速度上，有必要寻找一个合适的组合。何新说经济学应该称为“政治经济学”或“政策经济学”，不无道理。
这两种经济学实际上并不矛盾，后者完全可以利用前者的研究成果；而前者的研究者毕竟也是具体的个人或某国公民，在很多情形中也是一个“当事人”，也存在如何在交易中增进自己的利益、避免被“斩”的问题。
何新的书名中写了“国家”，显然，他是作为中国人这么一个“当事人”来写这本书的。明确了这一点，很多“争议”可能就比较容易澄清了：作为经济学者，要研究客观的经济规律，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经济学者，难免要考虑如何捍卫和增进中国的国家利益。当然，仅有主观愿望是不够的，还应该看客观效果。
（2003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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