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很容易，制定战略却很难”:西方的困惑和极其黯淡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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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很容易，制定战略却很难”:西方的困惑和极其黯淡的前程
詹得雄

　　本文的题目引自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纽约时报》网站上的一篇文章。这句话典型地反映了西方精英目前的困惑心理。他说：“愤怒很容易，制定战略却很难。愤怒会提供必要的动力，但只有战略能带来胜利。”

　　精英把民众的愤怒称为“民粹主义”。重要的是要知道民众为什么愤怒?新战略有个大概的轮廓了吗?我们不妨先从愤怒谈起。

　　一、西方百姓怒从何来

　　100多年来，西方一直是很傲慢的。他们的历史观是“西方中心论”。他们的心态是“我们很富有，我们很高尚”。他们坚信在信仰基督教的白人的领导下，世界最后会被他们的信仰普世化。与此同时，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和多党议会民主也会普世化。他们坚信这是上帝给他们指出的一条救赎之路，不容置疑。







　　这种治理体系“把职场的力量平衡向资方倾斜，把人当成工资的奴隶，确保增长果实为少数人而非多数人占有。”政府对金融危机的处理结果是，“对全球金融危机负有责任的人逃脱了处罚，而无辜者却首当其冲地承受紧缩的痛苦”，有的人失去了终身的积蓄，有的人因交不起房贷被赶出家门。这就是促成“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真正原因。1%与99%之间尖锐的矛盾必然反映到社会思潮和选举运动中来。

　　关于贫富悬殊有许多统计数字，《卫报》报道，1961年到1969年，美国底层90%的人口收入占收入增长的67%。而到了2001年至2007年，国民收入每增加一美元，底层90%的人口只得到两美分，其余98美分都被最富的10%的人口收入囊中。

　　在这一个历史阶段中，美国经济的三大特点是金融化、虚拟化和全球化，大资本家赚得盆满钵满，而包括白领在内的普通百姓的工资停滞，生活下降。美国白人蓝领工人体会更深，原来的小康生活没有了，许多人失业等待救济。他们的愤怒成了把特朗普推上总统宝座的一支重要力量。

　　2.议会不灵——政府无能

　　在当前的体制下，老百姓有了难，眼睛当然要盯着议会和政府，然而，他们看到的议会只是在无休无止地争吵，而政府则被捆住手脚，渴望的事情很难办成，有时还要关门。这样的状况怎不叫人愤怒?

　　议会和政府专为华尔街办事已是公开的秘密。日本《金融财政商贸》2017年3月27日一期援引学者依藤贯的话说：“美国政治是被华尔街的金融家所操纵的。”克林顿政府在鲁宾、萨默斯等人的领导下，“对华尔街金融家的要求照单全收”。

　　议会内外充斥着代理人，他们的争吵听起来义正词严，实际上是各利益集团的争夺，老百姓能指望他们为自己仗义执言吗?金权操纵、党派恶斗、否决政治、迁就眼前，已成了这种民主的代名词。难怪“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在2017年3月18日的一次访谈中说：“我的确认为，美国政治体系出现了故障，两极分化、瘫痪、由特殊利益主导。”

　　福山一贯认为西方民主体制是最好的，然而，最好的体制却难办事，这是他无法回答的一个悖论。他对记者说：“美国在依法治国问题上做得完全过火了。比如要在加利福尼亚修建一条公路，那么理论上讲，4000多万公民对此都拥有否决权。那可能最快需要15年时间才能动工。”这种听起来很美、说起来很高尚的民主，老百姓受得了吗?

　　最糟糕的是这么多年来美国一直要把这样的民主“普世化”，或动刀动枪，或颜色革命，闹得所在国战火纷飞，难民如潮。

　　3.人口失衡——白人失势

　　美国是移民国家，最早的移民都是白人。三个世纪以来，盎格罗—新教文化对于美国人的身份认同来说一直居于中心地位。但是，这种中心地位随着新移民及其子孙的繁衍，美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引起了白人学者的极大忧虑。塞缪尔·亨廷顿2004年为此写了《我们是谁》的专著，着重研讨人口结构失衡后美国的走向，如果美国的白人不占优势，“我们”的美国会变成什么样呢?

　　13年过去了，人口结构越来越将白人挤到边上去。1965年美国修改了移民法，在此之前，80%的移民来自欧洲，但1965年之后，80%的移民来自发展中国家。1960年，美国人口比例是：白人85%，黑人10%，拉美裔2.6%。但到了2017年，白人60%，黑人13%，拉美裔18%(如果加上非法移民则为20%)。

　　最近7年里，美国新生儿超过半数都不是白人，预计到2024年，20岁以下人口的一半都非白人。这次美国大选，60%的白人投特朗普的票，反映的是白人对非白人移民的恐惧和歧视。

　　还有一个新现象，到本世纪20年代，美国新增劳动力的一半以上是非白人，他们的收入比白人低，但他们今后“将供养过着退休生活的富裕的白人老年群体”，他们之间能否心平气和则是一个未知数。

　　在“锈带”生产线上被迫下岗的白人蓝领工人，明显有一种失势和屈辱感，但在人口比例已有了重大改变的今天，他们只能在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游行队伍中去体会一下白人团体当年的威风。

　　4.信仰危机——上帝死了

　　美国是欧洲的衍生物，但独立后一直想保持自己的特性。托马斯·杰斐逊总结提炼了“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即17、18世纪美利坚早期定居者的有特色的盎格鲁—新教文化的产物，其中重要因素包括：基督教、英语、宗教使命、英式法治理念、统治者的契约精神、个人主义、工作道德、相信人的能力、有义务创建尘世天堂即“山巅之国”等。这些东西就是他们的精神支柱。用亨廷顿的话来说，这些“成为他们自由、团结、实力、繁荣以及作为世界上向善力量道义领导者的地位的源泉”。因此，19世纪到访美国的欧洲政治家都恰如其分地称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近期西方经济似乎有复苏的迹象，但更多的人认为世界正在或已经进入“停滞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命门是资本要赢利，如果赢利较大，分配相对合理，那么社会就会呈现令发展中国家羡慕的景象。要命的是，现在在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具有内在否定性”规律的支配下，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赢利微薄，甚至亏本，而已经构建起的福利制度在西方议会民主的推动下，已经不堪重负，许多国家只得借债度日。

　　德国《商报》2017年4月13日文章介绍了“资本具有内在否定性”的理论，作者写道：“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从他的劳动价值理论推导出一种对《资本论》全集具有重要意义的认识——‘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鉴于劳动生产率通过技术进步得到提高，同时降低了仅仅创造价值的人力资源的相对重要性，因此也减少了资本家的利润。再加上资本家之间的相互竞争，不断压低报价，以便能经受市场的考验。因此，马克思写道，资本收益的下降虽然能暂时停止，但据他估计，随时会达到因为创业者可期待的回报率太低而不再投资的某个点。结果是：最终将所有经济领域推向危机的投资大罢工。”



　　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美国搞金融化、产业空心化，结果导致金融危机和工人失业。由于新兴国家的崛起，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利润率还在下降。2008年危机后，为了救急，各国都是以“量化宽松”的名义大印钞票，结果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已由危机的拯救者，变成新的危机的制造者。专家学者们认为，仅仅政府累积的债务，就足以单独引发一场巨量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先看看全球的情况。国际金融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表明，2016年第三季度的全球债务高达217万亿美元，占GDP的325%。进入21世纪以来，债务一直在快速上升，却并未带来经济的较快增长。这意味着债务越来越重，而偿还能力越来越弱。

　　再看看美国的情况。美国的公共债务2006年为8.68万亿美元，2016年为19.97万亿美元，占GDP的106%。政府借的钱是机器印出来的，不是根据实际商品和劳务的产出“生产”出来的，所以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斥之为“从直升机上撒钱”。

　　专家们认为，当利率水平降低到零甚至负数时，就说明资本不赢利了，货币供应就无效了。现在美联储要加息，并不是经济复苏，而是钞票的游戏已经走到尽头了，再滥发下去，水就要溢出堤坝。如果有新危机发生，再印更多的钞票也没有用了。

　　特朗普上台面临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他现在正在赌一把：大幅减税，尽量降低政府开支，让企业兴旺起来。他的如意算盘是，一旦经济好了，偿债能力就强了，债务负担就会减轻。可是，如果减了税，政府收入下降，开支却降不下来，而企业赢利能力没有上升，怎么办?这就是包括特朗普在内的一些新领导人必须回答的问题。前景很不乐观。

　　对于人们担心的“停滞时代”和新的危机会带来什么后果，有些经济学家坦言“不敢想”。也许那时不得不学冰岛，银行统统倒闭，存款和证券泡汤，一切归零，金融家也得穿起工装裤去干活。冰岛只有30多万人口，有10万人要移民。冰岛是幸运的，生存下来了，要是发生在别处，会不会引发一场动乱席卷大地呢?

　　2.“民主制度”容得下强人领导？

　　现在世界上有一股所谓“反民主”的潮流，准确地说，在西方精英吵吵嚷嚷“推广民主”几十年后，老百姓终于看清了这种“民主”到底是什么。老百姓是实实在在的，如果民主不能带来社会安定、政界清明和生活改善，这种民主又有何用处?社会乱了，老百姓反而欢迎一些强人来展示雷厉风行的能力，为老百姓真正办成几件好事，这比口吐莲花的演讲和高尚的口号实用得多。





　　马克思说：“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页)他还指出，在从资本主义到实现理想的共产主义之间，有漫长的过渡阶段，现在正处于这个历史阶段。这是要许多代人才能走完的路。如何走好，现在很难回答。

　　在这个阶段，有一个问题必须回答：如何既充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同时又使大家和衷共济、互为一体?可以相信，用合作共赢的思想来代替个人主义的唯利是图，一定是历史必由之路。当然，具体怎么走，还得走起来看。

　　三、对中国的启示



　　100年前，十月革命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尝试建立一种没有人剥削人的新社会。这种探索一直被西方妖魔化，马克思主义也无数次被宣布过时了。历史证明：只要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平等的，贫富差距太大，憧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就会源源不断，越来越多。

　　现在西方有一个现象，即没有经历过冷战的一代人已经长大成人了，他们惊讶地问：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呢?实现社会主义不是挺好吗?

　　最近有两个在中国学习、工作的外国年轻人成为中国的网红，他们的“童言无忌”颇具深意，值得一读。

　　法国小伙子“钢蛋”(Quentin)说：“在我眼中，中国的政治是全世界最优秀的。说实话这也是很多国家害怕中国的原因。就好像人们经常对厉害的人感到吃惊或害怕。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想要做什么可以很快做到，效率很高。你们也许不知道在法国光做一个计划就要五到十年。所以，你们现在担心的东西一定会好起来。”他又说：“中国真的进步很快，说实话我挺羡慕你们的，有时候觉得我们国家要是也有这样的政治说不定会更好。”

　　在中国学习的伊朗小姑娘兰兰(NegarKordi)说：“很多中国人总是一直批评中国，我开始是觉得他们不爱中国，或者太爱西方，后来我发现其实是他们给中国定了很高的标准。即使世界第一都不够。要比所有国家好出很多很多很多才行。有时候我觉得这才是最值得中国人骄傲的。”她的这条帖子得到三万多个赞。

　　用他们的话来对照国内外的舆情，值得深思。中国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西方总说要把中国“融入世界主流”，实际上是要融入西方的资本主义潮流。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他们是真心要把中国引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来同他们竞争吗?其实，他们期望的中国是在他们的主导下乖乖地当个打工仔。第二，社会主义代表着人类的希望，这才是主流，凭什么要我们随波逐流地追随他们呢?



　　我们要自信。我们正走在一条希望的大道上，虽有坎坷和曲折，我们也应风雨兼程，一往无前，坚信道路会越走越宽广，越走同行者会越多。


　　【作者：詹得雄,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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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好文，拜读了。但不知楼主是来这里是激热血的，还是砸粪花的。
西方精英不少，困惑一阵子，突围还是有望的。

       现在世界上有一股所谓“反民主”的潮流，准确地说，在西方精英吵吵嚷嚷“推广民主”几十年后，老百姓终于看清了这种“民主”到底是什么。老百姓是实实在在的，如果民主不能带来社会安定、政界清明和生活改善，这种民主又有何用处?社会乱了，老百姓反而欢迎一些强人来展示雷厉风行的能力，为老百姓真正办成几件好事，这比口吐莲花的演讲和高尚的口号实用得多。

        “民主”使人民有了选择官吏的权力，这竭制了公共权力掌权者的贪污腐败！民主是世界发展总趋势、帝王君制专治独裁铳治人民一去不复返！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
这力量是铁、
这力量是钢、
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向着法西斯蒂开火，
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向着太阳向着自由，
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

我们为什么发展快了？一是经济的自由化，二是政治的英明。经济自由使各种经济人粉墨登场，上演了热热闹闹的大戏。政治英明使政治稳定人们可以唱大戏。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宋晓军
5小时前 来自 微博 weibo.com
美副总统彭斯前天在国会纪念北约70周年讲话中说（大意）：忘掉俄罗斯吧，中国将是北约未来几十年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随后昨天美国务卿蓬佩奥在北约纪念会上也调到了中国在5G、“一带一路”等问题上对北约构成的所谓”威胁”。北约目前军队约318万人，略高于中、俄，军费开支大约是中、俄的四倍。

西方百姓可以愤怒，所以他们很为难。如果他们不让百姓愤怒了，他们就不为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