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胡馬依北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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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不同民族文明史横向比较的四种常见思维误区 [推广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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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说了社会形态在学理上关系到不同民族文明史横向比较的准确方法,作了一个比喻,比如登山,不同的社会形态发展阶段相当于海拔高度,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相当于海拔500米、1000米、2000米、3000米,这个海拔标准是一致的,所有登山者都是以这个标准判断登山的高度。而各个民族的不同文化,则相当于登山的不同路径,上山的路绝不只一条,出发时间也有早有晚,有快有慢。


文明史演化相当于按相同的海拔标准登山,各个民族的文化路径有差别,即使是处于相同的社会阶段,在同一个海拔高度上,也要看到不同的登山路径的区别。“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种只以阶级作为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社会群体作为历史演化的线索的思维,等于抹杀了不同民族登山路径的差别。而在社会史演化上,各个民族不是一直完全独立登山的,在交通和通讯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有横向交流,互相吸收对方的文明成果。一个民族在几百甚至上千年时间里产生的文明成果完全可能在横向的互相交流中被另一个民族几十上百年甚至更短时间迅速吸收,等于百十年百年时间顶上几百上千年的演化效果,产生飞跃的演化速度,这个远比一个个民族内部在阶级斗争和其他因素下循序演化快得多。每个民族的文化体系都是文明史演化上的一种独特思维,如果无视不同民族文化差别完全以阶级关系一刀横切,等于使文明演化失去了在不同民族的横向交流中产生飞跃性速度的机会而陷入缓慢甚至停滞。


而在中国和外国的文明史比较过程中,比较容易听到的说法就是某事物、某种观念中国古代没有,是从欧洲传入之类的说法。前面几个贴子已经说明,中国春秋战国以后的社会形态是工业革命以前的市场经济,宋代以后社会演化已经获得了演化到工业社会的条件。就是说和欧洲文艺以后开始到近现代社会处于相同的社会阶段,在相同的社会阶段中,在社会演化中当然会遇到很多相同的问题,就会产生应对相同问题的各种理论、技术、方法的措施,肯定存在有部分不谋而合一致,只是语言表述不同,还有一部分是解决相同问题的不同思路,就是同类替代性措施。不会出现的相同社会阶段下大部分属性完全异质的东西。


前几天在爱思想网上看到一个贴子《

景天魁:中国社会学概念体系的历史资源

》,指原来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社会学的观点不准确,荀子起的“群学”就是社会学体系。里面提到一种观点:另一方面,承认群学就是“社会学”,似乎不难,但其连带的效应却非同小可。群学是战国末期的荀子创立的,比孔德创立社会学要早2000多年,对于中国社会学竟然会比西方社会学早出现这么多年这一点,人们感到诧异,特别是在几百年来西方中心主义强力影响下,早已习惯于承认中国学术落后,难以理直气壮地接受和承认中国社会学早有本土的起源这样的事实。



这段话里提到的欧洲中心论是一个思维误区的原因,欧洲从工业革命以后到二战顶尖人才大量流亡以前,领先了二百多年,因为这两百多年变化巨大,给人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就形成了一种思维误区。误以为欧洲不仅这两百年领先,而是在文明史里一直领先,如果听说在欧洲以外的地方,曾经有比欧洲形成更早,而且早的多的与欧洲近代同类的理论方法技术,会和这种思维误区严重冲突而觉得不可思议。


实际上不只是荀子的群学,去年在这里贴过的杜车别分析儒学思想的内容里也有不少相当于社会学的内容,再摘录一遍:


孟子与许行之徒陈相的辩论,反复强调的正是社会分工之必要性。许行之类想耕田自食其力,自给自足。但身上穿的衣服,头上戴的帽子,烧饭用的炊具,耕地的农具,还是要通过交易来获得。同样道理,一个社会需要有体力劳动者,也需要有脑力劳动者;需要有生产活动的直接参与者,也需要有人群的组织者管理者。没人能把所有的活动都自己包办起来,那种只承认直接生产活动的重要性,否定组织管理的重要性,否定思想文化活动重要性的观点,显然是愚蠢的。

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现在的资本社会乃至“社会主义”国家不依旧如此么?因这些话抨击孟子乃至整个儒家如何反动似难以令人信服。

问题只在于是否要在“劳心者”和“劳力者”之间划分出一条僵死的界限?而儒家恰恰是反对的。儒家传颂的圣人,许多是劳力者出身。而曾经的劳心者,如果需要,也完全可以转变为劳力者。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论语》中那些讥嘲孔子的高人隐士,也是直接从事除草耕田的体力劳动的。

儒家是冷静的指出社会分工之客观规律,此正如马克思指出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一样,你否认它,它还存在。儒家也是如此,你要否认分工,以及否认由此而来的待遇差别,它还是在那里,强行抹平,不仅无法做到,而且必然导致恶果。儒家是正视差别,并且提出办法让人们更好遵循客观规律。儒家的礼,是让每个人明白自己所处职位需要的仪表规范、行为规范、着装规范是什么,不同职位之间的人怎样才能减少不必要的摩擦龃龉,更顺畅的沟通合作。但这些礼不是说一定要把人固化在某个特定的职位上,某个等级上。只要你的能力合适,社会需要,那也完全可以变化职位,甚至从普通的臣民上升到君主的位置。

一定历史条件下,儒家承认君主世袭,但这并不是因为儒家认为某人血统高贵需世袭固化等级之类,不过是让社会保持统一的成本较低的选择,其出发点仍是社会需要,而非满足帝王家天下之私欲。如程子所言:

“大抵五帝官天下,故择一人贤于天下者而授之。三王家天下,遂以与子。论其至理,治天下者,当得天下最贤者一人,加诸众人之上,则是至公之法。後世难得人而争夺兴,故以与子。与子虽是私,亦天下之公法,但守法者有私心耳。”[1]

也即在程子看来,理想情况当然是选择天下最贤明者来做首脑,但问题是社会规模一旦变大,很难选出一个让所有人都信服的贤人,你说张三品德最好才智最杰出,我就不买账,我认为李四才最适合。最後弄成谁都不服气谁,甚至兵戈相见,国家四分五裂。这种情况下,君主世袭制反而争议更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用较小代价来维系社会统一。不失为一种符合天下公益的办法,但只是守法者有自己的私心。如果世袭的君主不能满足社会公益的需要,革命也就理所当然。所以君主虽一定时期内世袭,但在儒家看来,和官吏一样本质仍旧是一种社会分工。





       这段话里把孟子的社会分工思想和马克思强调的阶级斗争理论相提并论,当然也可以归入社会学内容。下面引用程颐对君主世袭的评价和下面的分析,也是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的解释。




       除了对第一种流行的欧洲中心论观念的影响,我觉得还有几点原因,使人们对不同民族文明史上横向比较分析上形成了一些思维上的误区的障碍。


       第二个原因是白话文运动以后,因为文言和白话文的转换,表述很多原来的理论概念的名词都发生了变化,一些理论概念传承上容易形成思维上的断裂。比如杜车别分析过的目前使用的白话文“民族”一词的所指的概念,对应古代“族类”一词所指的概念,因为文言白话转换,中间还出于过“民族”、“种族”混用的现象,最后才统一为“民族”,形成了很多同一个概念在古代文言和现在白话文里用不同的名词表述的现象,光看名词而不辨析其中的概念,使不少人难以把这些古今名词联系起来,想明白是同一概念,当然也不排除有人故意搅浑水的现象,就误以为很多概念、观念和事物是白话文形成以后新从外国翻译而来。


      胡适关于文言白话对比有过一首打油诗:“今人叫作要。古人叫作至,今人叫作到。古人叫作溺,今人叫作尿”,却未必料到这样的语言转换使一些人误解,或者故意搅浑水,因为古人不叫作“尿”就胡扯古人没有“尿”的概念甚至胡说古代没有“尿”这样东西。现在有些说古代没有这个观念,没有那个东西的说法,有不少都是这种思维。


     
       后面两个就都是关于社会形态的原因了。


   
      第三个原因是有些人在理论上承认社会阶段理论,但是接受官方的长期说法,认为先秦是“奴隶社会”,以后是“封建社会”,而欧洲近代是前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认为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里不会遇到资本主义社会相同的情形,也会不会产生应对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各种问题情形的相同或替代性理论方法技术措施。


      这种观点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判断错位,但是知道不同民族社会横向比较应该按相同的社会阶段进行,在比较方法上认识是对的。针对这种观点,需要解释的是纠正对古代社会形态的定位。关于“封建社会”,我转的和发的贴子已经够多的了,官方也结集出版过一本《“封建”名实问题讨论文集》,看内容是社科院组织的一次讨论会议,会后把各个与会学者的发言结集出版,还算是集中出版过一本代表性观点的论文集。奇怪的是,更加一边倒的“无奴学派”的观点却没有选取代表性的论文集结集出版,前阵子在网上找这方面论著时东一篇西一本觉得比较零散,遇到几次为了收一篇文章找一整本书的情况,最早的胡厚宣在四十年代从甲骨文角度分析《殷非奴隶社会论》收在《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里,雷海宗1957年提出世界史上也不存在奴隶社会阶段的《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的一些问题》收在几本雷海宗的论文集里,黄现璠去年出的总结性专著一本。还有几篇论文发表年代有些远,也没有收入近年出版的论文集中,知网上的字迹已经不清晰了。


   
       第四种观点是不承认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因为近些年对中国历史和经济史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已经破除了原来官方对中国社会形态分散的错位,知道了先秦不是奴隶社会、以后不是封建社会,周秦之变以后市场经济发达,但是因为他们觉得无法解释中国市场经济两千年还没有演化过工业革命这个疑问。于是,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整个社会阶段演化链条形成了怀疑,当然也包括以后的社会主义,就认为整个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不能成立,想全部推翻了。推翻了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当然就认为中国 欧洲 阿拉伯等全世界各个民族社会发展没有共同的轨迹可循,都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各有独立的道路,那当然也会同样认为欧洲社会演化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其他上其他民族其他地方也都遇不到,不会产生同样或替代性解决问题的理论方法技术等措施了。


      对于这种观点,在对社会形态的认定上远比接受官方观点的人准确,一需要解释了中国市场经济为什么两千年都还没有演化到工业革命这个问题就够了,以前陈独秀和现在杜车别都从不同的角度解释过这个问题。二,他们在分析方法上也已经不承认按共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横向比较不同民族的文明史这个方法,解释了第一个问题后要把他们再拉回到这个方法上来。要费的口舌可能会比前面一种接受官方对中国历史分期社会形态错位判断少一些,但是要扭转这种观点的难度却也未必会比前一种低。


    这四种观念除了有冲突的第三种和第四种,还互相有渗透。有些涉及学理上的观点难以纠正除了与政治意识形态关联的原因以外,可能在某一种观点上长期下来产生出很多论文专著和博士教授之类职称头衔和师承关系,还涉及到一些学派山头方面的原因。


    只有破除了上面四种思维观点的障碍和误区,中国和欧洲和其他上其他文明社会史演化上分析和横向比较研究思路才能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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