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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计划调控和共同富裕离不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前面讲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区别,一是人民性,二是计划性。这两点的实现都离不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十四大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60页)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这里强调公有制为主体,是很关键的。如果公有制比重过低,那么国家的宏观计划调控的实施难度就大了。为了实现病有所医的目标,国家想从财政上有所补贴。可是原有的公有医疗体系已经被破坏了,许多医疗机构、尤其是基层医疗机构都已经私有化了,你拿政府的钱补贴私人企业吗?
现在国有央企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公有制企业必然效率低下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当然,国有企业的内部管理还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其领导人与职工的收入差距不能过分拉大,其内部腐败也要治理。现在讲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老工业基地,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可到了需要国家支持的时候竟被当作包袱撒手不管了。垮掉之后就归罪于国有企业没有效率。现在回头调整是明智的。
现在谈到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时,人们首先会想到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垄断、腐败、公共产品供应不均、再分配调节滞后等,这些都有道理,但不是最主要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所有制决定分配,财产占有上的差别,才是收入差别最大的影响因素。连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萨缪尔森都承认,“收入差别最主要的是拥有财富多寡造成的,和财产差别相比,个人能力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他还说,“财产所有权是收入差别的第一位原因,往下依次是个人能力、教育、培训、机会和健康。”(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1页)30年来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除了前述原因外,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公”降“私”升和化公为私的滋蔓,才是最根本的。
强调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不是固执于教条,而是说你不这样,就无法避免两极分化,就无法做到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靠财政税收、转移支付、完善社会保障等手段来缩小收入差距,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现在也开始这样做了。但是,指望它们从根本上扭转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是不可能的。
像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典范瑞典,长期采用财政税收等手段来调节社会分配,效果依旧不大。2007年瑞典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瑞典财富集中程度其实与美国不相上下。如果算上移居海外的大富翁,像宜家集团的老板之类的,那么瑞典百分之一最富有的人口所拥有的财富已超过了全国私人总财富的40%。这甚至可能比美国还要高。
小平同志强调:“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这决不是空话、套话。
全球金融危机条件下尤其需要加强政府计划职能
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央果断采取启动四万亿元的经济刺激决策。其中的各项措施,不管是铁路、公路、能源等基础建设,还是农村基础、生态环境建设,都离不开计划和规划。一下子花这么多钱,要达到目标,要花到实处,要产生最大的效益。不好好计划、规划那怎么成呢?这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能离开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宏观调控的。即使在平时,如前所述,国民经济许多重要领域,尚不能完全交给“看不见的手”的市场去管,何况在发生危机的条件下,必须要加强政府宏观计划的职能。
大家都知道,托马斯·弗里德曼是美国新闻界鼓吹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世界是平的》,主要就是宣扬全球化和极端市场化的,出了中译本,影响很大,包括有些领导同志也很重视这本书。2008年弗里德曼在广东访问时,看到当地正在大规模地推广可再生能源发电,不由得大发感慨:美国要是能变成中国一天就好了,利用这一天,美国就可以像中国那样依靠政府力量来推广新能源以及采取其他的引导市场的措施,然后第二天再重新恢复到原来的自由市场体制。
这番话表明,托马斯·弗里德曼这个极端市场论者也不得不承认市场不是万能的。我们的长处,发挥计划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不管这一大事是发展新能源,还是缩小收入差距、产业升级、环境保护、国土整治,等等,正是他所羡慕的。人家的长处,我们要学;自己的长处,我们不应扔了,要更充分地发挥。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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