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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转型后的价格规律（中）
——价格互动规律
曹国奇
二、对平均分配规律和头规律的简析
（一）平均分配规律导致共同富裕
在群体角度看，凡群居的动物群体都有一个基本特性，即共生共栖、共枯共荣。这是群居动物都有的一种特性，比如沙汀鱼、蚂蚁、蜜蜂、狮子、鬣狗、狼、牛、猴等等。人也是一种群居动物，其高度发达的意识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群居特性。群居特性赋予群体一些不同于个体或者独居动物的生存法则，这是维系群体存在和繁衍的一系列法则，是物种的生存和繁衍的法则。作为价值理论我们要考察的是群体的经济利益要如何分配才能满足共生共栖、共枯共荣这个基本特性，也就是要探寻合作共赢的经济学特征。
从目前已有的视角习惯看，群体不外呼是一定数量个体的集合，似乎是先有个体后又群体，但是如果直接从群体切入我们会发现人类的活动首先是群体的行为，后才是个体行为。合作使我们经济活动是我们的经济活动，而不是鲁滨逊的经济活动。合作劳动后的财富是大家的共有财富，但是消费又一定是个体（个人）的。我们可以帮另一个人干活，但是不可以帮另一个人吃饭睡觉。那么如何解决这个困境呢？这个办法就是分配。财富的分配要遵循很多法则，在群体层面最大的分配法则就是保证群体存在的基本原则“共生共栖、共枯共荣”得以实现，这个法则叫平均分配，其定义是：在利益可分割的前提下，群体中同类体获益均等。在当今平均律主要以工资平均、利润平均，税金（拨款）平均这三个平均体现出来，这决定商品价格的大格局和走向。其中，工资平均体现终端消费的平均要求，利润平均体现各行各业的均衡发展的要求，税金（拨款）平均体现组织系统均衡布局的要求。
每个群体都有像细胞壁或者人体皮肤那样的群壁，商品的流通受群壁的严格过滤，有些东西很容易穿透群壁，有些东西则不容易穿透群壁，比如人和商品进出家庭、企业和国界都有严格管制。不同群体的限制形式和程度不一样，我们用商品自由流通度概括这种现象。商品自由流通度是指商品自由流通的范围及程度，由商品及其买方两方面自由流通度的并集决定。平均分配规律的作用范围和程度受商品自由流通度的严格制约。比如餐馆饭菜自由流通度为地区范围，那么它的价格在该地区范围内参与平均分配，不能在不同地区范围间参与平均分配。同样一碗牛肉拉面在天津只需较低的价格便能获得天津的平均收益，在北京则需较高的价格才能获得北京的平均收益，从而其价格在两地不同。价格在不同空间的波动与供求没有关系，供求规律只能在“此时此地”起作用，不能承担动态描述的重任。我国曾经的“要想富先修路”这个政策主张，其经济学意义就在于提高自由流通的程度，使平均分配更充分一些。这就是多数高速和高铁项目本身是亏损的ZF也一定要修的根本原因。高速和高铁能直接提高落后地区商品的价格，有效减小不同地区间的价格差。比如湖北神农架和恩施等山区的农品价格在其道路通达后便坐地起价，上涨不少。这种坐地起价意味着发达地区因生产率提高多生产的商品无偿分给他们了，大家共同富裕了。
毫无疑问马克思的价值转型也是一种形式的价值分配，但是马克思只考虑了利润平均这一个方面，不全面。马克思问题实际也是整个经典价值理论的共同问题，没有将价格进行必要的分类，胡子眉毛一把抓。工资和利润（资本）是不同类别的价格，其动因、作用和运动轨迹大不相同。利润是生产延续性的直接反映，工资是人类生产目的在于消费的直接反映。利润是用于生产的，工资是用于吃饭的，前者在于解决群体的问题，后者在于解决个人的问题，二者的用途绝然不同，不能用同一原理描述。但是经典理论从来没注意到价格分类的必要性，将所有价格都同一看待了，这也是马克思价值论与萨伊价值论大战一百多年，分不出子丑寅卯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头规律及生产资料的归属
生产资料的归属，从具体的技术角度看我们能讲出很多理由说它只能归少数人拥有，但是从抽象角度讲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它的归属受头规律的严格制约。所谓头规律就是指凡有组织的群体必定有个头，且是少数个体当头。这是统计学意义上的规律，但是将组织劳动当做一种职业，则我们很容易从分工角度看到头规律的存在，因为任何一种职业都是少数人从事。头规律决定利润或者生产资料只能归少数人掌控，任何社会和制度都不可以改变这个特征。至于是那些少数人能获取这种支配权则取决于群体的选拔制度是什么。这样的选拨制度将使得这部分少数人获得支配权，那样的选拨制度将使得那部分少数人获得支配权。马克思没有揭示出头规律，没有看到政治与经济间的这种关系，从而使得全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都走了不少弯路。自由人联合体中要不要组织机制？要不要领导者？马克思回避了这个问题。
人类群体是像狮子、狼、猴这样的群体，是有组织的群体，头或者统治阶级是不可以消灭的，但是他们凭借这个支配权巧取豪夺以及多吃多喝的行为——即正真的剥削也许可以消灭。组织是人类群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统治阶级的分工职能就是执行群体的组织工作，制定和维护群体的秩序。这种秩序在经济学中叫计划。其实部门内部、企业内部、家庭内部同样有很周密的计划。将计划只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联系起来恐怕是个历史的误会。每个国家的经济活动都有计划的规范和引导，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无论什么制度下，生产资料都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共同谋生的手段，这是合作的重要体现，是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的灵魂。
三、分配的基本原则
为什么要分配？在于经济活动是合作的（包含人与自然的合作），合作后的财富是大家共有的。这里我将发现一个矛盾，即财富的经济学权属在生产上与在消费上不统一的矛盾：在生产上财富的所有权是大家的，而在消费上尤其是终端消费上的所有权却一定是个体（个人）的。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得分配共有财富，使之变成个体（个人）的私有之物，于是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企业等都可以尽情消费和支配自己分得的那一份财富。这就是分配理论的立论基础。
人类生产的目的是什么？在于消费。这个目的决定产出首先用来发工资。这就是说工资的运动动因与固定成本、利润和税金的运动动因不一样。毫无疑问经典经济学没有看到这种不一样，用同一样的法则描述它们的运动，这是不对的。依照生产目的不难得出“产出总量=工资总量”这个等式。但是人类生产不是一般动物的生产，不是不考虑下一顿饭的按需生产，而是有积累。考虑积累因素后，分配将依照“价格总量=固定成本+工资成本+利润+税金”这个数学式进行。此时群体的产出增加后工资将随着增加，进而总成本也将增加，于是利润和税金也将增加，于是增加的产出不能全部用来发工资，而是要留一部分填补固定成本、利润和税金的增加。这就是分配的基本数理逻辑。这里的真正问题是利润率和税率为何总是倾向稳定在某个值，但是这个问题不是本文要讨论的，只是假设这个值恒定不变。
在人与自然的分配关系中，机器牛马只能按照成本机制分得相应财富，其它都归人类享用，使人类终端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对等原则在此失效，分配不对等是合理的，是天经地义的。经典理论都没注意到对等原则的前提条件是同类，人与机器牛马是不同类的，不能对等。显然马克思和萨伊都将人与机器牛马当做同类，以为对等原则在此处应该得到遵循，所以才在谁创造价值和谁没创造价值上大打出手。机器牛马与人不同类，人类“剥削”物类是对人类智慧高度发达的奖赏。在人与人的分配关系中，一部分人分得多一些，一部分人分得少一些，这才开始涉及剥削问题。至于怎样分配才算合理，仅仅取决于群体认定的分配规则是什么。
为了研究方便我们主要考察合作机制和分工机制两方面，兼顾成本机制和组织机制，这样可以将问题简化成二元对立与统一。此时经济系统的稳定取决于平均分配和竞争分配这两种相互对抗力量间的平衡。由此看来，贫富差距是经济系统的必须，是竞争机制起作用的必然结果，剩下只是差距的程度问题。
这四种机制对价格的决定，或者是它们决定的价格，都不是最终结果。我们能看见的价格是这四种决定的合成——即叠加。价格叠加的基本模式如下图：
其中，合作价格曲线是平均分配规律决定的价格曲线，其波动幅度大，周期长，运动不在我们视角范围内，我们看不见。我们很难察觉价格的这种长期波动。竞争价格曲线是竞争分配决定的价格曲线，其波动幅度小，周期短，运动在我们视角范围内，我们看得见。毫无疑问成交价格曲线与我们在股市、期货、现货市场经常看到的价格曲线是一样的。
由于平均机制和竞争机制的频率不一致，二者的对抗经常不能平衡，从而经济系统经常不稳定。此时组织机制起到撑船人的作用，能调控船的平稳程度。所以头在经济活动中作用很重要，不是守夜人，而是船老大。
平均机制在这里起吸引力的作用，总是将竞争机制导致的价格波动拉向平均位置。或者说竞争机制决定的价格在平均律的吸引下像掉落在桌面上的乒乓球一样，不断地弹上落下。实际中的定价都是以平均律为标准进行的，平均律决定的价格是实际交换中制定价格的参照系，每个人再依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将交易价格定得高一点或者低一点。如果我们能观察天天要接触的生活，比如菜场、商场、景区等等，就能发现这种定价原则。竞争者们只是在这个平台上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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