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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经济学的缺失与背叛
夏河 一份权利意味着一份可能的腐败，没有制约的权利意味着绝对的腐败。 ——阿克敦 新世纪的最初几年，如果说还会有什么事件会记入中国经济学界的编年史，那就是杨-林之辩与郎-顾之争。这两场论辩随着杨小凯的离去与郎咸平的退场，兀立而成山峰，有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同时也留给了主流经济学家自我拯救的最后机会。是继续背靠威权狐假虎威不顾公平获得竖子之名，还是贯彻自由主义立场推进深度改革发出民众代言之声？ 杨小凯与林毅夫关于中国如何取得后发优势的讨论，无疑是1978年以来关于改革路径选择最为深刻的讨论。杨指出，落后国家凭借技术模仿，会取得短期的经济增长，但由于在政治制度上的无所作为，最后会由于新权贵的原始积累构成制度屏障，最终导致后发劣势。因此，只有进行以制度兴国，才能获得持续的后发优势；林则告诉我们，落后国家不一定需要制度变革，而只需技术模仿，凭借经济战略与比较优势，小步碎跑，依然可赶上发达国家。 今天，杨小凯先生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充满智慧、胀满情感的真正的社会责任心停止了跳动，他的“民主制度兴国”的遗言成了死谏；而长着“社会责任心”主流经济学们长长舒了一口气，在杨的陵前递上一束鲜花后，转身而去，终于计算出了中国的GDP在30年后可以超过它美利坚。由林毅夫单凭技术模仿得出的这个预测，着实让主流经济学家们兴奋不已，在高端舞会上可以畅谈小步碎跑它30年，便要进入的佳境了。 令人不快的闯入者打乱了主流们的小步舞曲。作为政府幕僚、商贾策士的主流们，本来可以在高峰论坛上凭借GDP好好莺歌燕舞一番，一个叫郎咸平的“江湖郎中”，一个从未使用过布票油票粮票的香港人，大声喊着“国有资产流失”、“赶快住手”来挑场子，来“瞎搅和”。这好比一个不懂潜规则的孩子，看到光裸着上半身的新生资本与脱下了裤子的腐败权贵，正在跳着原始积累的探戈，便直呼出了“赤裸裸”，这岂不是让为“皇帝的新衣”喝彩的主流经济学家尴尬。他们之所以一下子集体失声，是由于郎的拳脚，捣向了他们90年代以来炼就的“葵花宝典”媚功的死穴；他们之所以一下子集体失态，是由于郎的旋风，掀开了威权下少有男人的主流们不洁的衣裙。 中国主流经济学的位置，在80-90年代交替之际，经由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向西方经济学的嬗变。正如袁剑先生指出的：“1992年之后，中国的公共舆论进入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时期。其中一个主要现象是主流经济学获得了话语霸权地位。由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只谈经济，不谈政治”成为中国思想界和公共舆论界具有压迫性的潜规则。而19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所诞生的所有成果中，符合这一潜规则要求的，就是有着明显去政治化话语特点的西方经济学。”“于是，主流经济学由显学而官学、由官学而霸权，成为中国公共舆论界的唯一思想。”“由此，知识的权力在中国变成了经济学的特权，并进一步变成了主流经济学的特权。他们是90年代之后唯一被允许的“异议者”，是不争论时代唯一被允许的争论者。他们是一个被特许的知识共同体，主流经济学的所谓主流，即由此而来。” 在这种背景下，攀登上主流的位置是需要中西合璧、左右逢源的功夫的：海归西方经济学的套路，向威权俯首称臣的心经，一手攀附上权贵，手持钢鞭看门，一手向“企业家”递上橄榄，背负长刀护院，在双重滋养下获得了主流话语霸权。 主流的缺失，首先在于高墙深院下问题意识的缺失。 新权贵仍下的骨头，都让主流们满嘴流油，腻得已不能再咽下一星点油腻的东西，怎么还谈什么国资流失、分配不公、民主改革、弱势群体、后发劣势的问题。张惟迎说：“商业环境比原来变得更好了”。确实，在他的商业世界里，在他以及他效力的人群中，只有财富增加的问题，而不谈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为了更有效地增加财富，先朝国资里吐上一口谈，告诉人们这财产要不成了，然后把痰撇出，就有了财富增加。这不仅是主流经济学家献上的高实在是高的锦囊妙计，也活脱脱记下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许多真实的情形。 张又说：“政治环境这20年来可以肯定地说变得越来越好了”。“这20年”意味深长，应该是1984-2004年，其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1984年《决定》的基础上缓慢前行，政治体制的改革经由80年代末的前苏联-东欧事变与中国的“风波”与“平暴”嘎然而止，使每一个有记忆、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会说越来越好，但张先生惟迎以其“公信力”与“良知”如是肯了定；张还说，舆论环境是“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在他看来，89-91年的舆论环境莫非是最好的，那时，他在未名湖畔小荷初露尖尖角，乘东风“仰天大笑出门去”，一举摘下主流的桂冠，在坦克碾平的舞台上高歌猛进。直到新世纪4年，才忽然听到郎的质问与大众的愤满。张克尽职守，向他看护的两所大院大声示警：他们“妖魔化了企业家群体”，他们“企图葬送改革”。他说他是主流经济学家，一定有着“社会责任心”，但就他与57年反右檄文、66年极左声讨、90年自由化封杀一脉相承来看，他的腹腔里到底长的到底是一颗“社会责任心”，还是一肚子的下水？ 主流的缺失，也在于效率领先下公平正义人文关怀的缺失。 从中国近现代历史来看，在民族危亡、制度变迁的关键时刻，人文知识分子与忧国忧民的政治家们，都担当起制度变革先锋的责任，1840年-1948年间，有严复的《说党》，梁启超的《自由平等真解》、李大钊的《宪法与思想自由》、陈独秀的《为自由而战》、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等。他们都把制度变革领先作为救国之大计，反对封建专制，倡导民主共和；反对一党独裁，倡导多元制衡；反对舆论管制，倡导言论自由；反对军队党派化，倡导军队归属国家与人民；反对官僚买办，倡导民族民权民生扶助农工。8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再次担当民主自由鼓与呼的责任，承接54以来民主科学启蒙未尽大业。但谁也没有想到，启蒙之声成为蒙难之音，启蒙主义在80年代的舞台上还来不及谢幕便提前退场，启蒙主义的民主宣言到90年代已晃若隔世，而不谈启蒙民主自由的经济学精英却成功登上主流的位置。与台上主流的显赫相伴随的是，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15左右到0.40以上，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巨大、腐败猖獗、失业与贫困人口众多的国家之一。 由于代表弱势群体独立的农会、工会、社团组织的匮乏，导致了交易的严重不公，积累着社会危机。主流经济学家不是呼吁应该构造平等交易的制度基础，反而以为下岗多多造成廉价劳力会取得中国产品的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而公共权力缺乏制衡导致的腐败横生，个人贪污的数量之大，从几百万至几千万，官位之广下从村委会主任、上至省长，且前赴后继、愈演愈烈。与此贪污腐化相对比的是下岗、失学、拖欠、三农问题等弱势群体悲凉的命运。主流经济学家们不是考虑政治体制改革，用权力制约权力，反而只盯着财富总量的增加，不问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基本的公平意识与人文态度的缺失，使得主流经济学家既缺乏科学立命的精神，也缺乏道德立身的境界，在扬小凯的科学建议、朗咸平的公正发问与大众的正义呼喊面前，除了气急败坏说“不与无耻的人论战”、“江湖郎中瞎搅和”、“郎咸平乱咬人”外，已变得委委琐琐、奄奄无气。 主流的缺失，还在于皈依主流后批评意识的缺失。 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指出：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批评，从事批评和维持批评的立场是知识分子生命的重大方面；知识分子为民喉舌，作为公理正义及弱势者的代表，即使面对艰难险阻也要向大众表明立场及见解；叱责腐败、保护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甘冒被烧死、放逐、钉死在十字架的危险；知识分子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词滥调，或者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在萨义德看来，最该指责的就是知识分子的逃避，转离明知是正确、困难的、有原则的立场，而决定不予采取。不愿意太过政治化；害怕看来有争议；需要老板或权威人物的允许；想要保持平衡、客观、温和的美誉；希望被请教、咨询，成为有声望的委员会的一员，以留在可靠的主流之内。 而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又怎样呢？秦晖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点倒是很多，攀附权贵，空谈，抄袭，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是屡见不鲜。（他们）喜欢白日做梦：当权力迅速腐化，中国开始进行以权换钱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学者们开始憧憬“中产阶级”的产生会给中国“送来”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当香港回归的时候。学者开始幻想“香港的多党制”会“普及”大陆；当工人纷纷下岗，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学者们又会认为“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将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暂阶段。他们从来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难道自由民主与公正会随着经济增长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国民手里吗？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不去呼唤平等，哪来的平等？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死。” 主流经济学家上述的缺失，导致他们对大众民生、民主、民权基本要求的背叛，对人文精神的背叛，对自由主义立场的背叛。 民主政治社会不是天上的馅饼，争取还不一定能够得来，不争取决然得不来。正如自由言说，如果不是在网络上，人们能够呼吸自由讨论的空气，并成为习惯，成为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心跳，当自由被封杀时，不仅敢于维护自己的权力，告诉自己：“liberty,or death!“ 而且能够当对手被封杀时，能够站出来大声说：“尽管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依然用我的生命维护你言说的权利！”如果不能这样，我们能说会取得持续的后发优势？能说实现了“四化”的宏伟目标？如果放弃了对自由的争取与守护，一出现不同意见，就嚷嚷“舆论环境是1992年以来最糟的”，这样能说有“公信力”，能说是社会的责任心？作为主流经济学家的张维迎教授，凭借他学者的良知与“批评”，为我们开出了医治中国最大威胁的药方：“变审批制为注册制”，算命先生一般说凭此良方“中国GDP肯定提高它30%，腐败从现象上减少它50%”他说有江湖郎中，到底是谁呢？在此，张唯一让人敬佩的，就是他大声兜售其药方与大喊捉贼的勇气。 当思维进入死角，其智慧便落到常人之下。自由与民主是基本的人权，正是由于这些制度因素的缺失，成为许多社会问题深刻的制度原因。对于自由与民主的正当诉求，正在成为普通百姓的共识。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与新权威主义者却对此进行了理论上的抗拒。他们危言耸听地说：民主化会使中国的发展出现无可挽回的挫折，甚至导致社会崩溃。无论是周其仁先生把自由民主等同于“阶级斗争为纲”、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恐怖画，还是林毅夫教授回避制度变革、凭借技术模仿小步快跑超过美国的远景图，或是张维迎学者开出的“该审批制为注册制”“经济至少增长30%与腐败现象至少减少50%”的良方，无论是康晓光先生“民主化是祸国殃民的选择” 的警世通言，还是他“拒绝自由民主主义” 、倡导“儒家资本主义”的醒世恒言，或是洗岩先生提倡“权威主义+自由主义”、郎咸平先生推崇政府全能主义的喻世明言，不仅表明了理论家们背后代表的阶层利益与意识形态主张，显出了偏离自由民主文明大潮理论上的滑轨与贫困，也表明了中国的制度变革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期，需要启动以民主人权自由为导向的政治进程。 真正要改革，建立起多元经济成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把兼顾公平与效率当作社会的基本考虑，建立起表达各阶层利益与意志的多元化的政治社会，搭建起多元化的宽容的意识形态平台。既然中国共产党声称“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应该经得起直接民主多元政治的实践检验；既然主张“代表先进文化”，自由平等民主观念这一人类反封建的共同文化，就应该敢于继承并超越；既然强调“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就该通过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变革，为生产力打开发展的空间，以获得持续的后发优势。 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无产阶级获得政治地位的第一步是获得直接选举权。在西方工业国家，工人阶级凭借不懈的斗争，获得了经济上工会的代言，政治上直接的选举权，言论上的自由权利。在中国呢？经由1949-1953年一抹短暂的霞光，历史又给了中国政治家一次次“三个代表”的重要机会，同时也给了主流经济学家自由与背叛的严肃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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