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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至于“经济学思想”里很少量确切性强的“经济学知识”，凭想象而言，应当是存在于ZF官员脑海里的。然而，从ZF官员特定的角色来看，面对各种“宏观目标”，这类“经济学知识”对ZF官员的统领和驱动作用，是不可能外化为言行的。换句话说，在ZF的“宏观目标”之下，即使ZF官员的头脑里装有些许确切性的“经济学知识”，它们也派不上用场。在这个意义上讲，作为ZF官员角色的个人，其头脑之中也不必装入“经济学知识”，只有“经济学学说”和“假说”才是他们思想的统治者。
现在，我们将“经济学思想”中的知识、学说和假说连成一条直线，左边为知识，右边为假说，学说处在中间，那么，往左靠的“思想”为趋知识性的，往右靠的“理论”就是趋假说性的了。其中处在中间位置的学说类“思想”，往左边移动越多，知识性就越强些，可称之为“近知识性的学说”；而往右边移动越多，假说成分就越大，可称之为“近假说性的学说”。由此看，统治消费者个人的“经济学思想”，是偏向左边知识的，且有趋向更确切知识的动能；企业家头脑中的“思想”，则以中间为界，努力向左边的知识方向移动，属于“知识和学说交织”的区域；ZF官员的“思想”，很显然，由中间的学说位置向右边的假说方向移动较为突出，是那种“学说和假说混合”的状态（见下图示）。这幅不同角色受不同“经济学思想”统治的简单图解，具有重要的认知价值。
一方面，从角色的角度看，统治我们的“经济学思想”因角色的不同而不同，我们可以从这个视角，去理解是什么统治了我们的头脑，也就是从思想的需求视角，去理解人们头脑收进和聚合了什么样的“经济学思想”。另一方面，从经济行为、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来看，这是一个有清楚逻辑关系的“经济学思想”在人们头脑中的布局——越是接近于具体的经济活动、经济现象，人们越是需要“知识”；越是宏观大局的治理，越需要“学说”甚至于“假说”。由此，我们有了打开人类思想与人类行为之间复杂关系的一把钥匙，也为经济学家认知并生产“经济学思想”，树立了一块路标。
经济学家的作为
“经济学思想”是经济学家的思维产物。相比于人类社会的历史，经济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年轻”意味着它有太多源自“母体”的特征，经济学至今尚存浓浓的古老道德哲学的意味；同时，“年轻”又有着自我发展的强烈愿望和独立轨迹，各种经济学思想理论丰富多元，有些甚至于单独成派，透示出社会经济变迁的深厚背景。在当下来看，经济学的存在格局让我们越来越清晰了一件事——经济学家究竟有什么作为，为什么会如此作为，又应当如何作为。
从英国鼻祖亚当·斯密开山起算，二百多年的历史，经济学已经清晰地完成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分野。不论学界如何对“微观”和“宏观”定义并日复一日地讨论它们的区别与内在关系，就社会经济活动的角色来看，“微观经济学”主要是注入个人和企业家头脑的“经济学思想”成果，而“宏观经济学”则必定是注入ZF官员头脑的“经济学思想”产品。就此而言，经济学家的作为，不能只是笼统地讲为社会提供“经济学思想”，而必定有明确的角色针对性。那种“某种经济学思想”会钻进每个人头脑里去，从而统治所有人头脑的想法，不可能成为现实，也是非常幼稚的。
经济学家经常讨论问题，喜欢用“我的思想”与“他的思想”进行争辩。仔细分析下来，有时这两种“思想”并不在一个频道，因为它们不是为同一种特定角色而来的，争辩也就大有几分“堂吉诃德战风车”的味道。试想一下，用进入个人消费者头脑的“经济学知识”，加上简单的逻辑推演，去批判进入ZF官员头脑的“经济学假说”，批判的力量是不可能强大的——某人购买住房所依据的“经济知识”，又哪里批判得了货币政策制定者依据的“货币理论”呢？这从另一个视角表明，在经济学家作为问题上，“经济学思想”对于特定接纳它的角色，具有明确无疑的对应性。
从经济学发展的进程来看，由于本学科的“年轻”特点和受到“知识”与“信仰（神学）”领域的攻击，经济学家一直在做两种努力。一种是知识化，使经济学尽量去接近“确切”的科学，试图挤进自然科学的队列，引致数学的使用日益广泛，并且产生了诸多边缘性的“数理经济学”品种；另一种是信仰化，通过综合事实、案例、逻辑演绎等方法，让人们相信“人是理性的”，或“人是自利的”等理念，不去追究它在科学意义上是否“很不确切”，只认它从天而降为人性规定，引人去绝对相信。即使是奥地利学派，试图另辟蹊径，由眼见的现实，直接研究个人的行为，再透过人的行为来认知经济和社会现象，它设置的基本前提“人的行为是有目的的”，却回到了“信仰化”的道路。因为这个前提被奥地利学派赋予了公理或天理性质，无须证明。严格说来，这个前提不过是学派自己的理解，或说自身的信仰而已。奥地利学派仅仅是做了信仰化的另一种尝试。
应当说，经济学家“知识化”和“信仰化”的努力，是非常有价值的。虽然这些努力迄今也未能使经济学走到“确切的”自然科学领地或全然“不确切”但令人笃信不疑的神龛之上，但的确创造出了经济学世界的丰富多彩——在“知识”和“神学”之间的线路上，学者们一次次地向“知识”或“神学”的巅峰冲击，又一次次地“铩羽而归”，来来回回的游历，竟留下了大量让人们自愿去选择并统领经济言行的理论成果。在细致分析统治不同角色的“经济学思想”时，我们发现，“有用”“能够自圆其说而可信”“曾经有用或许还会有用”，是这些思想被ZF官员、企业家和消费者个人所接纳并统领言行的基本原由。可见，大千世界如同一只“如来佛手掌”，一方面框定了经济学思想的疆界，另一方面却提供给了经济学家创造的巨大空间。
既然经济学家在创造自己的“经济学思想”时，总是会有服务角色的自然选择，又逃不出“知识和假说”规则的限定，那么，经济学家就应当主动地明确自己思想的角色指向，要么是进入消费者个人、企业家的头脑，要么是进入ZF官员的头脑，进而下意识地在经济学“知识”“学说”或“假说”方面进行研究和具体选择，而不是一般性地试图去创造所谓“四海皆准”“微观宏观通吃”的理论学说。事实上，二百多年的经济学学说史表明，那种普遍真理性质能为所有角色都收进并聚合在头脑里的“经济学思想”，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也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因此，为某种特定的角色而生产思想，是经济学家思想探求的一种谦卑态度，也是经济学思想创造的一种自然法则，经济学家只有服从而无法逾越。
概而论之，经济学家应有的作为，就是针对不同的社会角色来供应不同的“经济学思想”。之所以如此，在于不同的社会角色面对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思想来认知和统领。基于经济学的研究只可能落入“知识”和“信仰（神学）”之间的区域，经济学家便需要一种服务不同社会角色，并在“知识”和“信仰”之间进行探索的自觉精神。显然，由此而产生的经济学思想、理论或模型，必将是种类繁多、千姿百态的，正好提供给了实践中的消费者个人、企业家和ZF官员以丰富可选的思想品种。如果说，人类社会哪天只需唯一的一种经济学理论来解决所有经济问题，恰好经济学家又绝对共同地拥戴出了这样唯一的理论，那必定是经济学的末日，也是世界的末日——因为一切都“确切”到了极致，所有问题必定解决无疑，经济学当然就没有再存在的必要，人类社会也会由于“完美至极”而停滞或终结。
（全文完）
来源: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97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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