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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战成为世界重大的财经主题，它时而起伏跌宕，时而峰回路转，扣人心环，不但中兴通讯为之诚惶诚恐，而且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也轰然倒塌，因为它和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没什么两样，都停留于供给侧而忽视需求侧，在美国强烈要求减少逆差的压力下，中国减关税，美国增关税，这让中国的顺差拉动成为了历史，中国不得不重新回归内部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次让位于需求管理。
第一经济首席经济学家认为，这是挑战，更是机遇，它有助于中国反思传统经济学，创新经济理论，变革货币银行制度，走出一条真正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之路。
1、传统经济学的局限性
传统新古典经济学发端于重农主义，它以生产函数、生产要素、劳动价值论、货币中性、萨伊定律为核心，忽视货币银行对当代货币经济的重大约束作用，具有显著的历史局限性，故它只适用于实物经济。
2、货币经济的本质——债务拉动
工业革命导致重大的技术进步，它使实物利润增长快于货币利润增长，内生的金银货币发生短缺，商业银行券泛滥，央行出现，整个社会的货币由此出借，货币性质由内生转为外生，生产目的由实物经济的实物利润转变为货币经济的货币利润，投资需求不再是最终需求，库存也不再是当然财富，央行通过基础债务控制了商行，商行通过现金流控制了企业、居民、国家，货币循环主导了实物循环，货币成为市场的信仰。
在一个封闭体内，由于中间加工利润与工资储蓄的存在，导致宏观投资必然亏损，而折旧与资产高估使利润表误导了企业家与银行家，一个愿借，一个愿贷，于是经济复苏，乃至繁荣，但也形成顶级企业债务累积与过剩通缩；然后不得不限产保价，供给侧改革，结果滑向滞胀，触发货币当局紧缩，接着发生流动性陷阱、资产负债表型衰退、现金流断裂企业关门、银行被呆坏账拖累而倒闭、资产泡沫崩裂迎来明斯基时刻，当债权被消灭，物价得以降低后，经济复苏重启，这就是债务长周期。
可见，债务长周期来自两大根源：央行的基础债务与商行的衍生债务，现代央行——商行体系诞生与经济周期相伴而来，具有显著的因果关系。
3、宏观货币流工具
经济学教科书上的货币乘数理论推导存在重大问题，现实中谁会借贷后再存入借贷生息？
不会的，因为贷款利率要高于存款利率，理性的选择是雇佣工人，购买设备原材料进行投资经营活动。
另一个问题是它导致研究者认为借贷瞬间完成，直接用准备金率的倒数得出货币乘数，然后计算货币供应量。
再后根据该货币供应量断言货币超发了，其中以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全国统计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贺铿为代表，他在最近的演讲中宣称：我们的货币发得太多，放水太多。2017年末M2是167.68万亿，是GDP的25%，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高。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所退休研究员沈华崇认为：现在我们似乎也没有更好的数据，聊胜于无。我也相信经济学家们一定可以找到更好的方法，更好的数据。特别对于特定市场，特定商品，市场的货币数量更难准确确定。就现在经济学的惯例，总价格水平以及通货膨胀相关性最高的还是M2。
新宏观却主张，不能盲从惯例，因为这个惯例导致了M2超发论，一个错误的惯例引发后面的研究全部失效。
新宏观假定价格总水平=瞬时总需求/瞬时总供给为公理，由它可推出P=MV/Q，即费雪货币数量公式，这里需要讨论的是M到底是什么？如何变化？V的真实流速又是多少？
因为M2是银行债务，不是资产，银行的流动性由资产决定，而不是由债务决定；M2是存量，不是流量，它只是过去借贷的记录，并没有真实的物质存在，它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上为准货币，更准确的说是影子货币，它是无法一次性流动的，是不可完全兑付的。之所以个体存款能自由流转，是因为量级不够大，银行要保证日常提取，其要件是有足够的超准或库存现金，它有赖于存款增量，也即M2增量才是流量，因此，银行对存款增量下降很是恐慌，纷纷加大揽储力度，一旦有失，则导致挤兑。
所以，决定瞬时总需求的是真正的货币流量，它不是M2，而是基础货币中去除法定准备金的部分，即纸币与电子超准。
由于对存款提取法定准备金，因此，M会逐步衰减，直至为零。如果基础货币全部变为法准，那么也就失去了流动性，形成流动性短周期，此刻，再大的揽储也无挤于事了，GDP也降为零。这是当局极力避免的，故会提前降准或量宽。
货币流速为一月一次，因为当前是月薪制主导，该结论可以从简单再生产模型中推得。这与货币主义者流速基本恒定的结论相吻合，但它们没有指出真正的M，以及V的大小。
因此，货币乘数不是瞬时完成的，而是按月循环周转的。
教科书对这一细节的疏忽，直接导致了对货币流通规律认识的混乱。
简单模拟一下，货币每月周转一次，一年12次，每次9万亿x(1一库存系数)约为7万亿，则一年84万亿GDP，与当前中国经济数据吻合度很高。
上面就是货币循环尚未打通的关节，微观现金流因此止步于市场黑箱。
新宏观将货币循环加以闭合，形成了公式体系：
月度GDP=M*（1-S*D）^V；
周期总GDP=M/（S*D）；
累积债权=M/D；
流动性危机=M/D》M*（1-S*D）^V；
流动性短周期：月度GDP=M*（1-S*D）^V→0；
债务性长周期：M/D→∞。
其中，M为基础货币，S为储蓄率，D为法定准备金率，V为月度序数。
通过对比月度公式与费雪公式，可见，月度公式联系了储蓄率、准备金率、基础货币，可以考察GDP、债务水平、资产泡沫、流动性变动，更为适合货币经济。
根据学者六万水的测算，现在M2=170万亿，中国改革开放后40年的总GDP=670万亿，两者之比为25%，另外，现在的M2年均增量20万亿，年GDP80万亿，两者之比也为25%，这验证了储蓄率的一致性。
债务为什么会持续积累？
原因是大而不倒的个体通过借新还旧来保持信用，避免坏账显现，这就要求存款增量以及量化宽松。
反之，一旦货币紧缩，必然爆发债务危机，以及全面的大萧条，因为顶级企业倒了，中上游产业也就失去了拉动力。
宏观货币流工具是扭转货币认识的节点，一旦对此达成共识，那么，经济周期的解释也就豁然开朗了。
4、评价市场经济成败的标准
成功的市场经济可推进至物价降低、产出增加的繁荣阶段，末端即为严重通缩。
如20世纪初的美国、二战后的德国、日本，改革开放后的中国。
失败的市场经济则只能停留于物价上涨、产出增加的复苏阶段，或者物价上涨、产出减少的滞胀阶段，末端均为严重通胀。
如一战后的德国、现在的津巴布韦、委内瑞拉。
可见市场经济成败的评价标准并非是传统教科书上的垄断、信息不对称、两极分化、外部性等一般意义上的市场失灵，而是能否推进至繁荣阶段，或者说成功的市场归宿是通缩，而不是均衡。
5、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充要条件
经济增长的充要条件实物利润与货币利润同步，重商主义有其合理之处，贸易战的实质为国家之间追逐货币利润，减少内部债务，努力达成两者同步。
6、价值补偿方式实验
成功的市场经济无法实现货币利润，它需要价值补偿，于是来自外部的顺差拉动与来自内部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
19世纪中叶的美利坚，二战后的德日，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都是顺差拉动，即获取系统外的货币利润实施价值补偿。
大萧条之后的罗斯福新政，次贷危机后中国推出的4万亿政府投资，带动10万亿信贷，拉动基础设施与房地产，都是凯恩斯主义价值补偿，结果是政府债务持续攀升，因为该方式并没有消除两大根源，只是让政府替代了顶级投资者的亏损。
7、顺差拉动的重要性
顺差重要吗？传统经济学对此感到迷茫与疑惑。
这一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论证。
中国基础货币的90%来自外汇占款，也即顺差，基础货币的周转循环形成GDP国民收入，该收入一部分消费，一部分储蓄，而储蓄又形成贷款或股市投资，可见没有前者，也就没有了这些后者。
顺差带来的是内生货币，它避免了基础债务的增加。
反之，次贷危机后，外汇占款减少，商业银行从央行再贷款补充基础货币10万亿，货币从内生转外生，导致基础债务上升，加上货币当局紧缩，因此债务危机多发，进入资产泡沫破裂期，这就是新常态、三去一补、系统性风险的主要内容，理解货币大环境的变化，对于投资者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再看，美国对逆差的反应，由于持续巨额的逆差威胁债券与货币，因此才声嘶力竭不择手段地压制当年的日本与今日的中国。
8、顺差拉动的局限性
顺差拉动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
资源枯竭、环境恶化、通货膨胀导致的国民福利损失；
经济体量限制，这是因为逆差国债务不可持续，即它只适合小的经济体，或者大的经济体刚刚启动时；
货币主权丧失，中国央行成为美联储的支行，货币政策被动；
经济独立性差，受制于逆差国。
19世纪的英国与美利坚、二战后美国与德日、现在的中美，都曾经历过逆差国与顺差国的斗争，80年代日本经济高居世界第二，但美日贸易战后被迫签订广场协议，接受产业制裁，结果失去了二十年，从第二位置上跌落下来。
9、中国的出路
新宏观利用顺差拉动黑箱法，通过分析传统储蓄投资的债权股权的形态不稳定性，得出储备需求解决方案，它包括央行购买重大专利、勘探成果，支付通行费、清洁空气费来调动社会储蓄，典型如社保投资高速、高铁、红旗河等基础设施，以消除债务长周期的两大根源，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崛起之路。
一旦实施了储备需求，真正的平衡贸易成为可能，这就避免了贸易战，也防止了仓促间过度让步，使处于高位的美股换股收购当前破净的A股，导致国民权益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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