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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2012年发表的《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指出，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是在第二次技术革命后发生的，而次贷危机则发生在“第三次浪潮”之后技术革命。长周期理论认为，技术创新引起繁荣，繁荣又是萧条的原因，重大的技术革命引起大繁荣，毫无疑问也会引起大萧条，这是历史周期率的重要表现。
繁荣是萧条的原因，或者说，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应该源自拉斯.特维德的《逃不开的经济周期》，中信出版社2008年11月1日出版。
第一经济首席经济学家认为：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这一论断有着浓浓的宿命论味道，事实上经济周期并非天然存在，其历史不过200年，而它的出现一是工业革命，这很容易被感觉和观察到，因此才有了技术冲击导致的长周期论。但更深层次的则是货币银行的革命。
首先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英国的产出显著增加，进而导致实物货币供给发生困难，于是私人银行泛滥，最终英格兰银行1844年通过《比尔条例》建立了对社会的统治。
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则给美国带来了相似的遭遇：1857年美国严重经济危机，当年有5000家企业倒闭，货币危机与银行系统瘫痪，并蔓延至欧洲大陆与英国，发展成为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南北战争后绿钞退出流通，1873年废除白银法定货币地位，导致持续的通缩，1878年白银法案出台，物价抬头，1879年回归金本位，1881年后再次陷入通缩，1890年欧洲资本回流导致危机，新的白银法案再次出台，物价止跌回升，1893年滞胀，1894年萧条，这就是金融大恐慌，1873年、1884年、1890年、1907年均出现银行挤兑事件，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摩根大通在1907年的金融危机中力挽狂澜，出资救助面临挤兑的银行，结果1907年倒闭的银行只有100多家，远低于1893年的500多家，于是开始酝酿成立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为借贷发行，其货币为债务货币，即给社会带来了基础性债务，新宏观称之为外生货币；与之相对的是买卖发行，其货币为非债务货币，即没有给社会带来基础性债务，新宏观称之为内生货币。这两大概念的创建，使经济长周期的正确解释成为可能。
正是货币银行制度的重大转变，使商品经济从实物经济进入了货币经济，因为实物经济时代的生产目的是实物的增值，消费与投资均为最终需求，库存是当然财富；但在货币经济时代的生产目的却是货币的增值，经济个体受到了现金流的严格约束，它要还本付息，投资成为中间需求，库存不再是当然财富。货币循环开始独立出来，并且主导了实物循环，债务、现金流决定了实体生产，决定了经济体的生死，现实经济社会中，忽视货币是不可想象的。
而由于最终需求只有消费需求，但消费需求又来自初始投资需求，是其一部分，因此，消费需求不可能给初始投资需求带来增值，即初始投资必然发生现金流亏损，由于利润表折旧与库存资产高估的误导，使初始投资踊跃从商业银行借贷，这或许就是奥地利学派的长线资本品生产，或者凯恩斯的动物性冲动，以及明斯基的庞氏融资。
当债务累积至利息都无以支付时，现金流断裂，债务危机爆发，企业大规模倒闭，工人失业，此刻，劳动力、技术、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均过剩，但经济由于缺乏利润与现金流而陷入萧条，这才是经济周期的两大根源——央行的基础债务与商行的衍生债务，只要消除了这两大根源，那么，繁荣不再导致周期性萧条，而是可持续地保持。
而经济周期可分为两大阶段，其一是经济增长期，主要特征为加杠杆，它又可细分为产出增加，物价上涨的复苏期；产出增加，物价下跌的繁荣期。其二是经济衰退期，主要特征为去杠杆，它也可细分为产出减少，物价上涨的滞胀期；产出减少，物价下跌的萧条期。
始于1893年的滞胀在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以加强，1920年达到高潮，并于1921年转入萧条，然后在持续通缩的压力下于1929年爆发大萧条，直至1933年。
可见，滞胀并非凯恩斯主义所带来的，它是经济周期的固有产物，是微观个体竭力适应环境，纷纷减产保价的必然结果，是合成谬误的体现。
经济周期暴露了市场经济中实物的生产与货币的生产不同步的深刻矛盾。
2018年5月13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在上海召开“金融与发展论坛”，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平出指出，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与技术进步的非连续性存在矛盾，房地产-金融周期成为稳定经济的重要引擎。中国经济结构服务化以后，劳动生产率逐渐下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金融和房地产市场的高收益促使很多资源转向非实体部门。
中国的事实很简单，中国劳动生产率一路上升，到2007年见顶，然后开始下降。我们使用最一般的衡量货币杠杆的指标M2比GDP可以看出，当劳动生产率上升时，政府不太使用货币杠杆，一旦劳动生产率下降，我们就要积极使用货币杠杆，所以住房与货币似乎是经济下滑周期的对冲手段。现在各国都是如此，17个发达国家也是如此，中国也在走这个路。
这一论调在前一段占据了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代表的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即经济长周期是由于缺乏一场技术革命，由此导致了劳动生产率下降，所以要多生产孩子以增加生产要素，要改善供给侧以增加有效供给，等待技术变革。但它逐步被现实所改变，放开二胎并没有带来生育率的暴涨，因为高房价限制了人口增长；供给侧变成了限产保价，导致钢铁、煤炭等上游原材料的暴涨，而遭遇到下游疲软的需求后又被弹了下去；技术变革早已存在，但实施它需要适宜的物价与债务条件。
这一论调的缺陷表现在三大方面：
一是混淆了效率、效益、物价三个经济概念。
新宏观定义：效率=实物产出/实物投入，实物利润=实物产出-实物投入，效益=货币收入/货币成本，货币利润=货币收入-货币成本，物价=货币需求/实物供给，显然，中国持续54个月PPI为负表明的是产出过剩，通货紧缩，是生产效率高，而非低，是生产效益低，而非高，这是成功的市场经济典型表现，它需要价值补偿，市场本身无能为力，即变革货币银行制度，新宏观的解决方案为储备需求。
二是因为忽略了顺差因素而导致中国劳动生产率与金融杠杆因果关系颠倒。
2007年前，中国是顺差拉动，基础货币90%以上来自外汇占款，属于内生货币，自然国内不需加杠杆；中国4万亿加杠杆属于外生货币。因此，这段论据的结论应该修改为内生货币带来高的劳动生产率，外生货币使劳动生产率降低。即张平的分析将劳动生产率与杠杆的因果关系颠倒了。加杠杆，使产出增加，劳动生产率提高，但同时也导致债务率上升，直至不能还本付息，于是去杠杆，去产能，结果产出减少，劳动生产率下降，而不是相反。这样的推理既符合逻辑，也符合事实。
三是没有得出经济周期的真正原因。
因为受真实周期论的影响，忽视货币与债务，所以看不到顺差的作用，更不会感受到逆差国的债务累积压力，即无法推出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是债务拉动的，这就导致了中国最高智库对美国消减逆差的大动作缺乏预见性，结果使政府应对失措。
另外，既然劳动生产率制造业高，服务业低，为什么资本会从高的向低的转移？
回答是服务业利润高？
服务的利润从哪里来？
服务业主要是房地产、金融，归根结底来自房地产，而房地产又靠什么拉动的？
信贷。
债务拉动能持续吗？
不能，先加后去，产能与库存也被动跟随。
这样，深究一下，也能推导出债务拉动。
当然，张平也看到了外汇占款不可持续，要调整货币发行模式，这是难能可贵的。
新宏观根据产业树模型结合月薪制，推出月度GDP=M*(1-S*D)^V，周期总GDP=M/（S*D)，其中，M为基础货币，S为储蓄率，D为法定准备金率。
随着央行提取的法定准备金越来越大，则月度GDP越来越小，直至为零，实体经济货币流量为零，经济陷入停滞沉寂，此即流动性短周期。
货币当局必然竭力避免这一局面的出现，故会提前量宽M，降准D，降息以减小S，由此可以使GDP起死回生，经济继续增长。
但多个短周期后，累积债务M/D趋于无穷大，而当期的货币流量，亦即当月GDP趋于零，存款、股市、楼市等资产的流动性愈发紧张，企业还本付息压力达到极限，现金流断裂，债务危机爆发，债权债务被消灭后，周期重启，这就是债务长周期。
2016年12月1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云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云南财经大学商学院和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金融经济周期论坛”上，张晓晶研究员以“金融周期与宏观调控新维度”为题，区分了不同类型的周期，以及不同时期的研究热点，分析了为什么直到晚近金融周期才重新回到大家的视线中。他指出，考虑到金融周期普遍长于经济周期，金融脆弱性的形成也需要很长时间，金融周期长于经济周期。
这一判断与新宏观的流动性短周期与债务长周期相吻合。
曾获得官方的中国经济学科最高奖“孙冶方奖”，被誉为清华良心的魏杰教授指岀: 关注到经济运行的风险后，才能更有利于找到接下来的增长点。而对于风险，过去较长时期内，人们都认为我们的风险主要在增长方面，所以长期把稳增长、保增长作为主要目标，但是2016年后半年开始，直到2017、2018年之交，“基本形成共识，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的风险主要来自于金融”。
新宏观发表于2008年5月17日的《顺差、赤字、信贷、周期与储备替代通论》文章指出了市场经济债务危机的必然性，得出中国快速增长的货币条件为顺差拉动，优化出储备替代方案。该文收录于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的《新宏观主义》第十一章第一节203页。
时间表明：新宏观主义对债务长周期的认识恰好领先了这个时代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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