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中美冲突将会越来越多,危机随时可能爆发,如何管理危机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巨大挑战;中国对自己的对外经济政策作出调整,已刻不容缓。
中美贸易战已经打响。这是一场持久战,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休战,更不知什么时候可以翻过旧的一页打开新的一页,我们不得不对一些新老问题做进一步的思考。
一、中国同美国的贸易战应该是以战止战,有理有利有节,从容应对
特朗普的谈判策略是所谓的“疯人战略”,极限恫吓,先是漫天要价,然后利用对手的心理弱点给予一点让步,以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结果。美国政府在第一轮中美贸易谈判中提出的要求是一份无理的最后通牒,中国当然不能接受。面对特朗普的挑战,中国没有退路,只能依照WTO规则进行报复。其实,其他国家对美国也是这样做的。贸易战是否会进一步升级,不在中国的控制范围内。特朗普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中国的让步并不能保证特朗普不会得寸进尺。
6月18日特朗普威胁再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10%,而2017年中国从美国的进口总额仅为1300亿美元,中国不可能对特朗普进行“同等规模、同等力度”的关税报复。但也并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2000亿美元是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价值的35%,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价值的35%是454.5亿美元。我们可以对另外454.5亿美元的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如果特朗普再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我们就再对美国454.5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加征关税。直到双方没有更多商品可以再加征关税为止。
中国应该坚持市场化地处理中美贸易的失衡,如降低关税、进一步开放中国的服务业市场(电信、医疗、教育和养老等服务业市场),特别是金融服务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采用提供购物清单的方法达成妥协,是一种非市场的解决办法,对资源配置可能产生会消极影响。
有人主张在关税之外的其他领域、如投资领域,对美国进行报复。我以为中国的报复是不得已的、被动的,不应该主动挑起在新领域的冲突。在华美资企业的合法权利必须得到保护。抛售美国国债也是一个坏主意,它对美国造成不了什么伤害,却可能把中国自己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美国每次公布加征关税清单时,都会用数月时间征求各方意见。中国也应该这样做。中国在表明一定会报复的立场之后,不必急于采取行动。应该充分征求公众、特别是企业的意见。中国不用急于确定报复清单,也没有必要急于实施报复计划。
贸易战没有赢家。美国和中国相互加征关税对两个经济有何影响呢?国内外都有一些利用一般均衡模型测算的结果。大多数研究认为,加征关税对美国影响不大、对中国影响较大。但对于贸易战不断升级会有何结果,目前还没有看到确定的说法。
美国第一批加征关税的产品大概有818种,价值大概为340亿美元,征税举措7月6日起生效。美国的清单针对的是从中国产业政策、特别是从“中国制造2025”受益的产品。中国的反制清单则主要针对美对华出口量较大的产品。
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在被美国加征关税的500亿美元中国出口产品中,73%是供美国企业使用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加征关税必然导致美国企业竞争力的下降。而这些产品中的70%是在华外资企业生产的,加征关税必然导致这些企业包括美国企业利润的下降。美国想通过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打痛中国,到头来,被打痛可能是美国自己。鹿死谁手还未可知。中国完全可以以从容不迫的态度应对中美贸易战。
各重要研究机构(包括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实证研究都显示,至少就目前情况看,美国对中国对美出口加征关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有限的,中国完全有能力吸收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此外,正如宁南山先生所分析的,中国是有能力对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和汽车产业予以重击的。我们可以引而不发,但要让特郎普明白:如果他继续胡闹,中国必然会报复。
二、积极捍卫多边主义原则,维护现存国际秩序
在二战后的几十年中,现存世界秩序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外部环境。中国应该继续为维护现有国际秩序而努力。具体说,中国应该继续维护以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贸易组织(WTO)为支柱的国际组织的权威,执行由这些组织章程代表的国际法和国际行为准则。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对比的变化,会导致对国际组织和国际行为准则进行调整的要求,但这种调整必须在现有国际法的框架下进行。
从法律地位上说,WTO是国际经贸领域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最重要的多边规则体系,其权威必须得到尊重。WTO的缺陷应该通过新的谈判加以弥补,而不能在完成新一轮WTO谈判之前,用单边、双边甚至地区性的解决办法代替WTO的解决办法,否则,国际贸易将处于失序状态,危害世界经济发展甚至危害世界和平。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正在遭到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反对,中国可以联合欧洲、日韩印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倡导恢复乌拉圭回合以来限于停顿状态WTO谈判。应该看到,慑于美国的淫威,欧洲和日本也可能会首鼠两端,甚至帮助美国打击中国。但无论如何,中国应该尽可能以开诚布公的方式化解与它们的矛盾,共同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
中美贸易争端是通过中美双边谈判解决,还是通过WTO磋商和争端解决机构(DSB)解决,是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重要问题。中方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4月5日,中国就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和301措施,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项下向美方提出磋商请求,正式启动了WTO争端解决程序。4月 18日,美国宣布已同意就钢铝和其他产品的征税措施与中国开展WTO磋商。根据WTO规则,如果60天内磋商无果,争端可以交由DSB 任命的“小组(panel)”裁决。即便从4月底算起,WTO磋商所规定的60天期限已经超过。我们不知道在WTO争端解决机制这个渠道,中美谈判是否还会进行下去。
尽管中美双方进入了WTO争端解决程序,但主战场显然仍在北京和华盛顿。实事求是地讲,日内瓦磋商的重要性无法同中美双边谈判的作用相比。现在,中美之间的双边谈判已告失败,贸易战已经打响。中美是否会重开谈判不得而知。但是,中美贸易代表团进行的双边谈判,和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进行的谈判如何协调,如何让WTO争端解决机制在中美谈判中发挥作用,对于维护WTO的权威有着重要意义。
目前中美贸易战已经开打,肇事者无疑是美国。但在未走完WTO争端解决程序之前,中国就实施报复是否也有违WTO规则?美国对中国实施加征关税的措施,中国必须回击。而且,面对类似的形势,其他国家(如加拿大)也已对美国进行了报复。即便如此,在已经实施报复措施之后,中国应该坚持走完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中美贸易争端的全程。对于这类法律问题,经济学家难以置喙,希望中国的国际贸易法专家能指点迷津。
三、认真履行WTO承诺,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坚持全方位的开放方针
尽管301调查报告的结论完全站不住脚,但中国对WTO承诺的履行也并非无可挑剔,301报告提出的问题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中国在消减关税等方面确实超额完成了2001年作出的WTO承诺。但在贸易补贴方面,有些做法即便未违背WTO的文字规定,也与WTO的精神不符。例如, 由于各国税收制度不同,为了使出口商品在税率较低的海外市场免受不利影响,出口国可对出口商品实施退税。WTO规则允许对出口商品实施退税,但是中国往往把改变退税率作为刺激出口的政策手段。在这种情况下,退税政策就违背了WTO 的初衷。此外,在一些地区,有违WTO规则补贴出口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中国在根据WTO承诺开放金融服务业和加强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也有不小的改善空间。例如,中国在2001年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WTO议定书》的附件9《中华人民共和国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中承诺:加入WTO后五年内,将取消外汇业务的“所有地域限制”;“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向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服务;取消限制所有权、经营及外国金融机构法律形式的任何非审慎性措施,包括关于内部分支机构和营业许可的措施”。此外,中国还承诺在满足一定条件后,“外国金融机构可以在中国设立外国独资银行或外国独资财务公司”。中国政府在2018年4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进一步开放金融服务业,与中国当年的WTO承诺不无关系。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中国也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
不过,这里还应该强调,开放金融服务是个纯粹的贸易问题,同资本项目自由化和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是两个不同问题;前者同WTO有关,后者同IMF有关,两者不可混淆。在中国注册的外国银行可以从事人民币业务和外币业务,但不能在违反中国的外汇管理条例的情况下,将人民币兑换成外币汇出中国或将外币兑换成人民币以购买中国资产。
6月29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联合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大幅扩大服务业开放、基本放开制造业、放宽农业和能源资源领域准入。相信这是有关部门在对国家经济安全做了充分考虑之后作出的、同中美贸易战进程无关的决定。6月29日的“负面清单”招致了一些非议。我以为,中国政府在公布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举措之前,应该举行更多、更广泛的公众听证会,听取公众、特别是有关企业的意见。中国政府的一些举措恐怕还要有立法机构的批准。在这方面,美国政府的许多做法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