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809【充实计划】第793期 [推广有奖]

donsak 发表于 2018-8-9 08:22:54 来自手机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充实每一天发表于 2018-8-9 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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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阅读1小时，总计583小时，第548日。<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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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阅读《第三波》至63%<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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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外国政府或机构的行动也许会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地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民主化。<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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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赫尔辛基进程对东欧民主化的影响虽是有限的但却是实在的。共产党政府承认西方在人权标准上提出的原则，这就使他们在违反这些权利时受到国际和国内的批评。赫尔辛基是可供改革者用来开放其社会的动力和武器。在至少两个国家这种影响是十分直接的。在 1989 年 9 月，具有改革倾向的匈牙利政府使用其对个人移民自由的承诺（这项承诺在维也纳会议的结束文件中有具体规定）来违反其与东德政府的协定，让东德人通过匈牙利前往西德。这一过程启动了一系列的事件，这些事件导致了东德统治者的垮台。<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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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到 1983 年和 1984 年，美国的政策进入了第四阶段。其特点是政府采取积极行动以促进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的独裁国家的民主变革。其象征是美国承诺成立全国民主基金（ the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这样，卡特和里根政府最后都走了一条类似的“道德主义的”途径来促进国外的人权和民主。<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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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２）经济压力和制裁，包括由国会限制或禁止美国对15 个国家的援助、贸易或投资；在另一些情况下则由行政部门终止援助；同时在由多国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时投反对票或弃权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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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事实上，在卡特、里根和布什的执政期间，美国政府采纳的是一条民主版本的勃列日涅夫主义（ Brezhnevdoctrine ）：在其势力范围之内不允许民主政府被推翻。<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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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在拉丁美洲和东亚，美国人运用其影响促进了民主化；在东欧，苏联影响的退出也产生了类似的效果。苏联的转变导致了高度民主主义取向的游行者在莱比锡、布达佩斯、布拉格的街头高唱：“戈比（ Gorby ）！戈比！”（即戈尔巴乔夫的昵称——译者注）。戈尔巴乔夫加入了约翰 · 保罗二世、吉米 · 卡特、罗纳德 · 里根作为二十世纪末民主变迁的主要跨国促进者。<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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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有利于民主的社会、经济和外部条件的出现绝不足以产生民主。不论一些政治领袖的动机是什么，他们都必须去造就民主。去采取行动，诸如局部的自由化，这就有可能导致民主的出现。政治领袖不能在民主的先决条件不存在的地方通过其意志和技巧去创造民主。在八十年代末，海地出现民主的障碍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即使是最有手腕、最忠诚的民主领袖也难以有所作为。不过，如果一位政治领袖想要民主的话，即使他远没有李光耀（ LeeKwanYew ）那么老练，也能够在新加坡造就民主。在第三波中，创造民主的条件必须存在，但是只有政治领袖愿意冒民主的风险时，民主才可能出现。<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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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改革派领袖的第一要务是清洗政府、军队，必要的话包括党务官僚机构，再用改革的支持者来取代高级职位中的保守派。这通常要用比较慎审的方式来进行，以免激起强烈的反对，以此来促成保守派阵营的分裂。此外，为了削弱保守派，改革派的领袖们也会试图去安抚或改造保守派。<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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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昔日的合法性有两个吸引人之处和两个效果：它使得新秩序合法化，因为它是旧秩序的产物；它反过来使旧秩序合法，因为旧秩序创造了新秩序。<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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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民主交易的另一面是那些参加交涉的领袖和团体在战略和策略上的节制。这常常要求他们同意放弃暴力或任何主张革命的信念，接受现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基本制度（如私有财产、市场体制、军方自治和天主教会的特权），通过选举和议会程序来获得权力和推行其政策。在西班牙的转型过程中，军队认可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为西班牙政治的参与者，社会党人认可了资本主义，共产党人也放弃了他们的共和主张，并接受了君主制和为天主教会所作的特殊安排。冈萨雷斯（ FelipeGonzalez ）通过在 1979 年说服他的社会主义追随者放弃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效忠，从而为三年后选举的胜利铺平了道路。<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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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在第三波向民主化转型的过程中，在妥协和克制的必要性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经验教训。例如，在西班牙，据报道，胡安 · 卡洛斯是一位关心“君主制为什么会在 1932 年垮台的政治领袖。他要避免他祖父所犯的这个错误。”共产党的领导人们也相信他们必须避免在三十年代所犯的错误。他们中的一位说道，“过去的记忆，迫使我们考虑到这些环境因素，即奉行一条克制的政策……我们不能肆无忌惮地表达我们的意见。因为这些意见会被误解，或者显得有些极端主义的倾向。”在 1983 年，阿根廷向民主的和平转型同样“意味着在阿根廷与 1971 － 1973 年的转型相比有一个微妙的学习过程在起作用，在 1971 年和 1973 年间，政治舞台上的许多派别都诉诸了暴力。<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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