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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债务违约，P2P行业崩盘，股市持续低迷，消费与投资下滑，经济增长与去杠杆的矛盾凸显，而美股迭创新高，美元走高，市场一片悲观，值此多事之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开始互怼。
7月13日，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发表的《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大有可为》指出，多个现象表明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够积极，甚至是紧缩的。今年预算安排的赤字率是2.6%，与去年3%的水平相比是紧缩的。徐忠借用同事的话讲，“没有赤字增加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耍流氓”。
问题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又如何？
所谓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理论根源即凯恩斯主义的投资乘数理论，但第一经济首席经济学家指出，该理论存在以下逻辑缺陷：
首先，该投资乘数只计算了引致效应，而忽视了初始投资本身的收益性；
其次，该投资乘数是不严谨的，即只计算了引致效应的消费需求部分，而将剩余部分，即储蓄部分漏掉了。
新宏观主义运用产业树模型，将产业分级，因为中间级与原材料级的产业利润存在，以及工资储蓄，导致顶级投资必然发生货币性亏损，由于利润表折旧的误导，使顶级投资者持续借贷，从而形成债务累积，直至无法支付利息，现金流断裂，债务危机来临，然后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这突然的转向让原材料级产业过剩凸显，于是它率先限产保价，推高了中间级与顶级产业成本，于是形成全面减产，即滞胀，高涨的物价导致货币紧缩，结果大萧条，而萧条降低了物价与债务，从而逐渐具备了复苏的条件，这就是债务长周期。
次贷危机中的通用汽车、中国的铁路总公司、老牌市场国家美日欧国债高涨，都是明显证据，凯恩斯主义的本质是政府投资替代了顶级投资，但由于并未改变货币流的分配结构，因此，政府投资无法避免亏损的命运。这就证明了投资乘数理论导出的积极财政政策并非解决债务长周期的良策。
老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滞胀。因为菲利普斯曲线相信，物价涨，必然意味着需求增加，而忽视了成本推动，这里的成本主要是债务成本，其根源来自储蓄；同时，需求中也被债务所拖累，即债务导致了滞胀，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型衰退可以作为理论上的证明。可见，滞胀并非凯恩斯主义带来的，1914年美国曾发生严重的滞胀，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加剧了滞胀。
徐局长难道信奉拉弗曲线？
供给主义者认为，在经济下行期，可以实施逆周期的积极财政政策，减税增加赤字，经济转好后税收增加，赤字消失。
但是，根据新宏观的实物循环与货币循环原理，市场本身可以使实物循环逐步增加，即有实物利润；但市场本身却不能使货币循环同步增加，反而由于对储蓄提取的法定准备金而逐步衰减，直至为零，也就是基础货币全部变成了法定准备金而失去了流动性，整个经济陷入死寂。由此可见，赤字不会减少，国债会越积越高。
现实也证实了上述推理，里根总统的供给主义最终还是依靠凯恩斯主义拉出衰退的泥潭，即扩大赤字用于星球大战研发，里根因此而成为赤字总统。
当然，凯恩斯主义有缺陷，但不能象张维迎许小年一干人等就此而埋葬了凯恩斯主义，因为它在理论上推开了宏观经济学之窗，在实践上挽救了市场，尽管有后遗症，但毕竟比自证无用的微观经济学更有实际价值。
可见，央行研究局局长对财政政策的理解并不到位，那么，徐局长对货币政策是否有更为专业的理解呢？
第一经济首席经济学家认为，徐忠在2018年7月《经济研究》发表的《新时代背景下现代金融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论断“近年来，我国金融体系不缺资金，缺资本”完全黑白颠倒了。
应该为：近年来，我国金融体系不缺资本，缺资金。
首先，中国的M2高达170万亿，它是存款储蓄，可以用于各种投资，属于资本；
其次，中国每年有800万的大学生毕业，就业压力很大，即劳动力过剩，它属于人力资本；
再次，中国产能过剩严重，即机械设备资本过剩；
最后，中国的钢铁、煤炭、水泥等原材料等过剩。
总之，中国的生产要素并不短缺，也即资本过剩。
反之，2013年年中发生钱荒、2018年以来债务违约不断、P2P行业崩溃、股市持续低迷、市场对央行降准、再贷款极度渴望、商行拼命揽储、民间实际利率高涨，这证明中国缺缺资金。
出现上面的常识性错误的根源在于现代货币银行学没有搞清什么是真正的货币流量与货币流速。
研究者们普遍把M2视为货币流量，由此货币超发论泛滥，尤其是以贺铿最为典型。
从会计理论可知，M2的主体是存款，它是商业银行的负债，并非资产；而资产中的大部为不可流动的贷款，商业银行的流动资产占比是非常低的，因为高了就无法赚取存贷利差，之所以个体储户能自由转账、提款，是由于商行控制了提现上限，积极揽储以应付行外转账。
M2作为商业银行的债务，是不能作为全社会公认的银行券使用的，因为只有央行发行的银行券才可以，即现代纸币或央行认可的准备金，也就是基础货币，由于法定准备金被锁定，因此，真正的货币流量是现金与超准。
至于货币流速，可以这样反证。
2017年中国GDP为83万亿，170万亿M2，那么，根据MV=PQ=GDP，得V=GDP/M=GDP/M2=83/170，约为两年一次；如果换成54万亿的M1，则是两年三次，都无法满足工资一月发一次的经济现实，因此矛盾。反之，现金与超准之和平均约为8万亿，扣除库存因素，约为7万亿，7*12=84，与83非常吻合。
以M2作为货币流量也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困惑，即如此之高的货币发行量，却没有引发通胀，反而出现了连续54个月PPI负值，这就是所谓货币消失论。
将M2视为货币流量在政策制定上具有极大危害性，因为这相当于将本来是7的流量误以为是170了，结果所谓的货币中性就变成了严厉紧缩了，市场一片哀嚎也就不难理解了。
之所以搞错货币流量，根源在于没有完整的货币循环思想，仍然顽固坚持新古典的货币中性论，看不到央行出现后货币循环主导了实物循环，货币的增值成为生产的目的，投资需求不再是最终需求，因为消费需求来自初始投资，由于储蓄的存在，所以它只是初始投资的一部分，但消费需求又是唯一的最终需求，因此，消费需求是不可能给初始投资带来货币利润的，于是发生货币性亏损而借贷，递增的债务与递减的流量导致系统内在不稳定，即明斯基时刻，它的过剩不再是生产者之间的行业比例失调，而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全面过剩，萨伊定律失效了。
新凯恩斯主义以工资粘性来解释市场不能出清的原因，张五常因此而反对最低工资法，这其实是一种静态微观的经济思维，正常工资尚且失衡，更何况减工资呢？
凯恩斯主义尽管开始强调货币，但它并没有形成完整的货币循环，仍然还是停留于实物循环，因此，它才以为只要储蓄=投资即可将失衡拉回均衡，可见，它的核心还是均衡的，这就是它的不彻底性根源。
新宏观找到了债务长周期的两大根源——央行的基础债务与商行的衍生债务，要消除债务长周期，就必须从这两方面入手，即变革货币银行制度才是根本出路。
顺差拉动与凯恩斯主义都是失败的价值补偿尝试，储备需求提供了另外的可能性。
从徐局长怒怼财政的气势上看，还是对自己的研究蛮有信心的，但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是舶来品，次贷危机发生后，英国女王的问责让卢卡斯的自负崩塌，克鲁格曼与罗默直言过去的三十年是经济学的黑暗时代，经济研究现在最需要的是质疑、批判与创新，而非义正辞严地指责财政，央行研究局徐忠局长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央行也有所创新，比如孙国峰的贷款创造存款新论获得了第三届孙冶方金融创新奖。“孙国峰的理论开启了信用体系下银行经营的最大想象，即任何一家银行，只要能获得金融牌照，不要一分钱就能开展贷款业务。”中国投资公司副总经理谢平的点评相当简明，建议中央尽快提拔孙国峰为央行行长，以解决当前中国的债务困局。这样，城商行不必担忧坏账，银行家也不会因为挤兑而跳楼了，银行柜员也从揽存的艰巨任务中永久解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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