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走边唱0512 发表于 2018-8-30 18:02 
1960年至1962年，是建国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最困难的三年，不少省份发生了饿死人事件。但就是在这样的时候， ...
呵呵，找到我文章的破绽了。这篇文章是我很多年以前写的（大约在2005年前后），后来这篇文章是改写了的，改写时删掉了这一段。其实，两种事实都是存在的。即既有我们对苏联的还债，也有苏联在紧要关头向我们提出对我们进行帮助。
我在另一篇文章《1958年至1961年的那些事儿（九）》里已经写到了你说的那些事情。这就象美国一样，一方面，1959年能过中情局策动西藏地区达赖发动叛乱，在1960年至1961年我国最困难的时候，积极帮助台湾蒋介石当局培训武装特务，先后派遣47批武装特务潜入大陆，作为蒋介石政府反攻大陆的先遣队；另一方面，也曾经向我国政府提出过给予我国粮食援助。这两方面的事实都不能拉下。
1958年至1960年的那些事儿（九）
15．1961年的粮食进口
网上不少文章对中共政府在三年饥荒时期眼睁睁看着老百姓饿死而拒绝国际援助，不向国外进口粮食这一点进行指摘，但这不是事实，1960年秋后，在该年粮食严重减产已成事实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曾决定，从以往年度粮食出口改为粮食进口，克服各种困难，从国外进口了大批粮食。
1960年底，陈云经过考察，提出了进口粮食的意见。根据陈云的意见，1960 年11 月29 日，李先念给毛泽东、周恩来等写信，正式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周恩来于12 月5 日批示:“已告先念同志照办。”毛泽东于12 月12 日晨批示:“退先念同志。完全同意。能进口二十亿斤，更好。”（李先念建议的进口粮食数为12亿斤）
进口粮食计划的规模迅速扩大。1960 年12月底，周恩来、陈云、李先念商议，进口150 万吨粮食。1961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广州会议上正式作出了1961年进口粮食500万吨、翌年进口350万吨至400万吨的决定。
1961年2月，第一船进口粮食从澳大利亚运到天津新港。
1961年我国进口的粮食主要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阿根廷、联邦德国、意大利等国。中国紧急粮食进口计划的实施，得到这些国家粮食出口机构乃至政府的破例合作。比如，当我国初次从加拿大进口粮食时，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依据加拿大法规，官方特许的银行不得向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提供出口商业信用。然而，加拿大小麦委员会成功地说服了加拿大政府，破例同意加拿大有关银行为我国第一批小麦进口提供了短期出口信贷。我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小麦也争取到了较为优惠的条件。
美国是世界粮食市场的最大供应国，报价也较低。早在1961年初，中国政府就考虑了从美国进口粮食的可能性。1961 年1 月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后，也曾表示，可以考虑基于人道主义原则，向中国出口粮食。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中国最终没有直接从美国进口粮食。但是，1961年上半年，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放出卖粮食不能迟期付款的空气，可能还要涨价”。陈云考虑到国家宝贵的外汇应当发挥最大的作用，在1961年8月的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向毛泽东提出，可否通过当时同中国关系比较密切的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毛泽东表示可以。不久后，美国粮食也通过转口进入中国。
1961年，中国还曾主动向苏联提出进口粮食的要求。有论者提出，当时中国出于“争气”、“面子”等因素，有意不从苏联进口粮食。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8月22日，周恩来会见苏联外贸部副部长米库金时询问:“苏联能不能卖给我们粮食，采取我们向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粮食的办法。因为今年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都发生旱灾，明年我们需要进口的粮食数量和今年可能差不多，但是也许不可能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进口那样多数量的粮食，如果苏联能卖给我们粮食，我们提出一个办法，请苏联政府研究。数量是200万吨，包括黑麦、小麦、大麦等，主要是黑麦。”苏方经过研究，于10月由科兹洛夫在平壤通知邓小平，由于苏联的粮食也很困难，无力向中国出口粮食，经中国驻苏使馆了解，苏联的理由属实。
尽管中国没有能够从苏联进口到粮食，但还是以“借用”方式从苏联周转到粮食应急。1961年，苏联两次主动提出对中国的粮食援助方案。一次是1961 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信毛泽东，提议1961年8月底前，以借用方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谷物和50万吨古巴糖。中国决定把100万吨粮食作为备用，接受50万吨糖。后来由于中国顺利地进口到粮食，100万吨备用粮食最终没有使用。另一次是苏联提出借与中国30万吨粮食渡荒，中国予以接受。
中国的灾情，逐步为国际社会所了解。于是，陆续有一些国家提出向中国提供不同形式的粮食援助。中国努力致力于按照世界市场一般规则进口粮食，但对国际援助特别是西方的援助持谨慎态度。1961年1月26日，中国外交部对驻外使馆发出指示，“如有人将贸易和长期付款，联系‘救济’、‘援助’，可予拒绝。”中国在1961年唯一接受的国际无偿粮食援助来自蒙古国。这也是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唯一正式接受的外国无偿援助。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在外贸部党组会议上透露:蒙古国主动提出要无偿援助我小麦1万吨，面粉6千吨、牛羊肉1千吨。据周恩来介绍，对于蒙古国援助的粮食，中国想以贸易支付方式偿还，蒙古国没有同意，说过去中国也无偿援助过他们。
1961年，美国肯尼迪政府曾设想以民间方式捐赠粮食，被中国拒绝。对其他来自西方国家的粮食援助，中国也持类似的立场。中国拒绝西方国家的粮食援助，无疑存在政治方面的动机，但也不尽如此。考虑到一个曾经饱受西方列强欺凌，并且仍然处于十分落后状态的国家，必然有着超乎寻常的自尊感受。因此作出那样的决定未必是正确的，却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在1961年合计购买了580多万吨粮食，需4亿美元的外汇，加上购买古巴糖约需1亿美元，合计约需5亿美元，占当年国家进口总额三成多。而1960年的国家外汇储备仅1.02亿美元。在此之前，中国是出口粮食换取外汇的，一出一进，外汇紧张状况顿显。国家采取了多种办法以来支持粮食进口。
（1）出售黄金白银和延期付款
1960年12月，中央计划，“除已批准出售白银8000万两值7200万美元以外，还要出售黄金40万两和白银6000万两共值6800万美元。以上收支相抵，还差5000万美元，需要以金银和物资出口相抵或者减少入口求得平衡”。1961年1月，中央进一步决定，由原计划出口“黄金41万两，再增加40万两，共出口81万两”。统计显示，中国的黄金储备由1959年的400万盎司，下降到1962年的300万盎司。1961年1月19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透露，为了进口粮食“人民银行把存的首饰银器等等交到冶炼厂炼成银块出口，还拿了相当大量的黄金出口”。此外，为了集中使用外汇于粮食进口，中央认为原来的地方外汇分成办法很难执行了，决定“暂时停止（地方外汇）分成”，1961年把拨付地方的外汇减少到2000万美元。
1961年，中国政府还利用延期付款的方式来进口粮食。一般是40%现款，60%延期付款一至两年，有的延期付款部分达到75%。延期付款虽然要支付利息，但为国家短期内进口大量粮食救急创造了条件。
（2）减少工业设备进口
为了平衡对外贸易，把有限的外汇用在进口粮食方面，中国政府不仅主动把高速行进的工业化减速甚至倒退，坚决减少粮食以外的物资进口。面对严重粮食危机，在1960年12月30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吃饭，二市场，三建设”的工作方针。据此，外贸部门确定了“吃饭第一”的进口规划。为保证粮食优先进口，1961年2月，中央规定了如下进口次序:“第一，粮食；第二，化肥、农药、药品、油脂；第三，用于加工成品出口的原料和化工材料；第四，政治照顾性的物资；第五，橡胶、石油、铜、铝、钢材、尖端技术和国防所需器材、工业设备。”3月8日，外贸部进一步明确规定:当年只订购前三类进口物资，对四、五类暂停进口。
同时，国家断然决定停止原定出口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给苏联、东欧的计划，撤销从这些国家的工业设备的预订货，不惜为此承受巨大政治压力。1960年12月，中央决定:“对苏联的出口额，由1960年的预计31.9亿卢布，减为22.2亿卢布。粮、棉、油等主要农副产品基本不给。但是日用工业品和矿产品大体照旧。这样做可以减少政治上的被动。”对东欧的欠账，粮、油也予以缓还。由于停止对苏联、东欧国家的主要农副产品供应，为减少对苏联、东欧的欠账，国家大量撤销与这些国家的已订工业设备的进口合同。力度是非常大的，“成套设备和工业器材，1960年进口预计为53.8亿元，1961年减为25.8亿元”。中国大量撤销从苏联、东欧已订工业设备，不可避免地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造成不利影响。为此，1961年3月8日，周恩来亲自接见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驻华使节，介绍中国国内的情况，寻求各国谅解:“由于持续两年的自然灾害，去年对苏欠交11亿旧卢布，对东欧国家欠交4.2亿旧卢布，今年不能全部归还，要逐年归还。由于农业减产，农产品不能出口，由于使用了大量人力做救灾工作，矿产品因人力不足和运输困难，也要减少出口，今年贸易额不得不大大下降。由于出口的减少，进口也要有相应的减少。今年减少出口、减少进口、欠账推迟归还，这是我们对兄弟国家最大的要求，也就是对我们战胜灾荒最大的帮助。如果各兄弟国家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就非常感谢。”总体上，苏联、东欧多数国家对中方的要求表示理解。据1961年12月26日的《外贸通报》，“只有德、捷两国对华态度特别坏。民主德国派其政治局委员马特恩来我国板起面孔向我要债，经过周恩来严肃批驳了马特恩的无理要求，德方始有所收敛”。
（3）努力扩大出口
李先念指出：“为了保粮食，一定要把一切可以挤出来的东西出口，或者用于出口工业品的生产”。
当时的出口局面是不容乐观的，为了增加出口，平衡进口粮食所带来的外汇收支逆差，国家采取了以下措施:
首先，加强对出口工作的领导。1961年初，中央要求，“中央各有关部门要指定一位副部长负责组织对外贸易货源的工作，切实做到按时间、按品种、按数量、按质量地完成出口供货计划”。
其次，减少一些农副、土特产品和服装的消费，把这些产品尽可能地用于出口。我国的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打开销路不容易，农副产品则不同，销路有保证。1961年，国家硬是从牙缝里挤出3.09亿元的农副产品出口。国家还通过减少居民服装消费来支持粮食进口。通过每人再减少一尺布，国家又筹集了可进口10亿斤粮食的外汇。
再次，扩大“以进养出”（即今天的“来料加工”）的规模。这类商品在1960年约为9亿元，1961年增加到13.4亿元，增加近4.4亿元，增幅近50%。
经过艰苦的努力，外贸出口成绩显著，超额完成了任务。1961年，中国没有因大量粮食进口而出现贸易赤字，相反，当年实现贸易顺差0.4亿美元。
据统计，1961年中国共进口粮食580多万吨，净进口440万吨以上，其中小麦进口388万吨，占当年世界小麦进口总量的12.3%。按当时大致人均一年360斤的口粮标准计算，这批进口粮食，相当超过2400万人一年的口粮。对当时处于全国性粮荒的中国人来说，是实实在在的救命粮。
以1961年的粮食进口为契机，中国促进了与加拿大等重要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大大有利于中国重返世界市场。经过努力，到1965年，中国内地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出口额在全国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已经由1957年的17.9%上升到52.8%。这对于在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保持对外经济联系具有重大意义。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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