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的外压下,公有和私有经济的国进民退大讨论,五十人经济论坛的“百花齐放”等,似乎重回四十五年前的“两个凡是”之辩,三十五年前莫干山会议的“市场和计划”之争。虽然驻足在此刻,感受不到今天这份思潮碰撞的历史份量,但是几十年过后,可能会发现也给中国的历史进程增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其实回过头来看改革开放,对中国的影响远不止于奇迹式的经济成果,还有巨大的精神资源。这些精神资源不完整的总结起来,那就是对制度和人的尊重。这一点,计划经济是迷失的。对这一点,我们应该有深刻的总结和坚决的继承。这是七十年家国兴衰几代人的制度实验得到的“国家无形资产”,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新时代思想的应有之义。
一、改革的原生动力是解放思想,是社会认知和信念结构的变迁
面对现实问题,很多人总是急功近利的求解决方案。实际上,解决方案一般并不难,很多问题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难的是谁来执行,执行的意愿和决心。比如大家都知道解决当前问题的方法是改革,但是依然阻力重重,根源就是缺乏对改革的真正理解以及无法形成共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社会的集体认知水平,决定了改革开放的纵深。否则,所有照搬来的正式制度都会变形。
改革的本质是一种制度变迁。对制度变迁的理解,很多学者把重点放到显性的组织模式、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正式制度上,对信念、认知、意识形态、社会思潮等隐性变量和非正式制度,缺乏足够的认识。实际上,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之一诺斯,在他的专著里重点的描述了社会的信念和认知结构,及其对制度变迁的影响。虽然制度变迁过程中有很多技术层面的设计,但保证改革不变形、不走样的根本还是整个社会的认知水平。
回头看四十年前改革开放,历史转折点早就在1978年之前就开始孕育。1976年的“两个凡是”之争,实际上是在点燃集体潜意识里面的改革开放“星星之火”,由此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报纸和新闻上左右争论辩论的过程中,全国人民围观以及大部分知识分子参与,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认知水平。
因为从制度变迁动力学上来说,改革当时面临的最大羁绊是意识形态。事实已经证明计划经济行不通,剩下的就是先“破心中贼”,再破“山中贼”。即使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的快车轨道后,每年的左右之争依然非常激烈。如同邓力群所说的,逢双年“右”占上风、逢单年“左”占上风。当农村改革的成果、国企改革的成果依次显现后,就为改革派的思想和认知奠定了事实基础,理论-事实、思想-行动之间形成了相互强化的正反馈,社会认知和实际绩效之间相互支持,最终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当然中间也有波折,但是邓公不仅是改革开放的设计师,还是改革开放的“营销家”。88岁高龄南巡讲话,依然在为突破思想束缚建立改革的信念结构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