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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以蔽之，归于“无为”。
无为的思想，来自道家。谈起道家，很多人都会想到老子李聃，其实老子李聃只是前人道家思想的集成总结和升华者。道家思想又称为黄老学说，早在老子之前至黄帝时代就已经孕育成长起来。所以，虽然老子生活于周朝灭亡之后的春秋战国时代，但西周王朝却是道家思想孕育成形的重要时期。说周因道而衰之道是广义的道学而非狭义的老道。
老子在《道德经》第二段就提到了无为——“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之后弟子如文子，深得师传，道家的无为思想已经相当成熟。《文子·自然》：“王道者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任下，责成而不劳” 。这第一句大概就是听老子讲课时做下的笔记吧。
《史记·太史公自序》：“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
道家思想在周末系统成形被老子所集成并表达，但诚如老子所言，反者道之动。周天下酿就了无为思想，也毁于无为之治。
现在崇尚汉文化的管理学家之中，有人依佛教思管理，有人以道教悟管理，有人据三国谈管理，还有拿着红楼谈管理，不一而足。但管理本身就是人的行为，是有为而不是无为。有人将对管理的广度和深度的简化当作无为，这显然是错误的。无为之无，是零，不是少。对管理深度和广度的思考，仅仅是量的考虑，而不是有无这种质的考量。是“为”的方法手段的差异，并不是有无的区别。不论以何种方式、何种深度和广度的管理，都是为的形式差异，都是有为而不是无为。杀猪的杀头杀屁股各有其招，都是杀猪，而不是不杀。真正的无为，用现代对管理者的另类评价术语讲，其实也就是“不作为”。当人们批评某某官员不作为的时候，他若辩解说我这是无为而治，是很难以让批评者接受的。
无为就是不作为！这种符合语言逻辑的解读古已有之。唐代学者张守节为《史记》 作注的《史记正义》，其中对道家的因循无为之说的解读是“任自然也”。任其自然，当然就是没有人为参与其中，才是正宗的“无为”。
《尹子·极》有曰，“圣人以有言有为有思者，所以同乎人；未尝言未尝为未尝思者，所以异乎人”。史上不断有人指责周幽王是因欲废政，但若说周幽王正是因为具有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又有何不妥？难道周幽王不是在用他的不作为来表现其无为之治？如果周天子不是具有了无为的道家思想，而是走了法家兵家之路，历史还不一定是个什么走向呢。
当然，人生无法重来，历史不能假如，如果也仅仅是如果而已。这还是黄老所说——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咦唏乎哉！
朝代更迭在人类历史上可谓是常演不辍的历史连续剧，周朝的灭亡只不过是其中一集。时至今朝，你方唱罢我登场，还没有丝毫收官杀青的迹象。元贞利亨，有兴盛就有衰败，这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去总结分析的。就像人总是要死的，总结一下自己怎么个死法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有意义的是怎么才能避免死亡。以史为鉴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
元朝大帝忽必烈针对同为北方游牧民族，为何自己可以入主中原而辽、金却始终游荡于北方边陲并被中原所灭的史实，曾经总结到“辽以释废，金以儒亡”，这很好地说明了辽金终究未能问鼎中原的原因所在——非不能但未行也。
在忽必烈看来，辽国是因为举全奉佛教而使国力废弛，而金国则因太过重视儒家最终导致了灭亡。总之，佛教与儒教都来自中原，忽必烈认为辽金两国败就败在深度汉化，而导致了游牧民族攻城掠地的尚武精神不再存在。
开帖“周以道衰”之说，似有套用忽必烈之说的意思。
为何说释废辽、儒亡金、道衰周？原因在于，道、释、儒都是和平文化，仁善文化，而非战争文化，但是得天下争江山开疆拓土保天下这种事情，只能秉持战争文化而不是和平文化。
争天下夺江山，是人的主动行为，道家讲无为，而战争就是一种人为，从之就只能放弃战争逃避战争，它秉持的压根儿就不是战争文化的亮剑精神。战争是残酷的，不论是挑战者还是征战者，如果在战争中秉持道释儒的仁爱慈悲之心，必败无疑。而道释儒恰恰是推崇无争施善仁爱的。从帝王到民众，如果举国上下被道释儒思想所统治，不分敌友一团和气慈悲仁爱之心，被虎视眈眈的敌人所灭亡那就只是时间迟早的事情。
和平文化得以受宠，根源在于统治者有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思想，有了天下太平的心态，而少了居安思危的心思。以为自己真的成了人人臣服的天之骄子，忘记了或明或暗伺机而动的窥视者的存在，把对内的治世之术混同于对外的立世之道。忽必烈分析了前朝之史显然认为，座江山也只能是依靠战争文化思想而不是儒释道这种和平文化。但这有点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的极端主义。
中国历史上错用战争文化与和平文化的事例，当属西周灭亡后的东周春秋时期的宋楚两国的泓水之战。宋襄公不听大司马子鱼“半渡击之”的建议，坚持要做一个仁义之师有德之王，“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阨”。在等待楚军过河之后又再次拒绝了子鱼趁乱击之的建议，坚持等楚军列队完毕之后打一场堂堂正正的阵地战，好让楚国输得心服口服，结果是大败于楚成王，自己也负伤并于次年因伤不治而亡。
而最为搞笑的是，泓水之战之前宋襄公就是不听子鱼的建议，坚持不带兵马而赴会盟之约，结果让楚国扣为了人质。而泓水之战就发生在被楚国释放回国之后，他显然没有吸取一点点前车之鉴。
而那个屡屡提出建议而被当作耳旁风的子鱼，正是宋襄公同父异母的庶出兄长。在即位之初这位后来的宋襄公就上演了一出“让国于兄”的仁义大戏，吓得这位庶出兄长远逃他国才推掉这份让国之重礼，但后来还是被宋襄公请回并奉为大司马相国佐政于他。但会盟被俘和泓水之战当中，宋襄公都没有接受子鱼的不仁义的建议而一心一意践行自己的仁义道德。
不过，道释儒在管理学方面还是有巨大差异的。依上所说，道和释其实根本谈不上管理二字，而是根本就没有管理。只有儒是讲社会管理的。道释两家不仅仅不讲社会管理，而且恰恰相反是脱离社会脱离凡尘的，小的方面讲“出家”，大的方面讲“出世”的，道家修炼成仙释家修行成佛，都是要看破红尘脱离人间社会尘世的，不与世争，要把自己从人变成仙佛，而不是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人类社会。所以，拿道释两家的思想作为治世之策，纯属不着边际。
道教的鼻祖李聃尹喜都曾经是周王朝末世时期的国家公务员，老子层是国家图书馆官员（守藏吏），尹子曾为周楚康王（前559至前545年）之大夫，至周昭王年间，眼见天下将乱，他便辞去大夫之职，自请任函谷关令。但任上在函谷关遇上老子之后，双双弃官不做自顾修炼去了。老庄提出的清静无为、见素抱朴、坐忘守一等修道方法，每一条都只是自身修炼，可以看作是济民（民众个人自济）尚可，但远算不上是经世。
无为之道，本身就是自我矛盾的悖论。修炼本身就是一种为，而不是无为。真正的无为应该是连修炼也不要去做了，“任自然”就是了，任自然才是“无为无不为”。然而人立于天地之间，由天地而生，本就合一，何须修炼？
至于佛教，其鼻祖释迦摩尼原本就是古印度大陆上由释迦族统治的迦毗逻危国的皇子。迦毗逻危称臣纳贡于今尼泊尔境内接近印度边界区域的乔萨罗国。释祖悟到了佛义之后就抛妻离子专心传教而不是子承父业治理国家。
佛把一切动物生死往来的世界称为“三界”，即欲界、色界、无色界。而人就处在底层的欲界的中间，仅仅比畜牲、饿鬼和地狱略高。所谓欲界，指从地狱起至他化自在天，这里善恶参差，男女杂居，多诸染欲。所以，佛教的修行首先是要清心寡欲，逃出人所在的欲界苦海，最终目标是跳出三界外。
历史上信佛的国家当中，出家修佛的帝王将相不乏其人。最近的一位，清王朝的顺治帝因为一心向佛而一度出家欲丢下江山社稷一走了之，至此哪里还有心管理家国社会？
中国的出家之人都改姓为释（迦摩尼）。不论是道士还是僧侣，都是不谈婚嫁生育的，因为婚嫁生育基于“欲”。然而，正是没有脱欲的芸芸众生给释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释氏后人。如果举世民众都真心信奉道和释，人间社会早就断子绝孙了，连传教受教供其超度的对象都没有了。
释道两家，都诞生于同一时代的亚洲大陆。仔细看来，其义理有很多相似相通之处，甚至可以视为对同一道理的不同解读方式。这也难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可以迅速融入中国这个道教文化之地。释家的无欲和道家的无为是相通的。人的行为基于欲望动机，没有了欲自然也就无所谓行为了，自然就变成了道家的无为。国人显然早就明白了其中逻辑，所以会把无为之人说成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同道家的无为一样，释家的无欲也是一个自我矛盾，一门心思想着脱离苦海变成佛，为此创立了五花八门的修行方法，沉迷于此还说要是无欲？
但儒与释、道不同。儒家从一开始就是讲社会管理的，自董仲舒始儒就是一门《家国管理学》。儒家就是要制定一套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让人们去遵守，从而实现社会的安详平和长治久安。但儒家的治世思想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历史时期，仅仅是适应于民心安宁的太平盛世对于国家内部的管理，以儒家思想行家国内部之政尚可，但必然难以应对外侵，尤其不适于开疆拓土朝代更迭的历史动荡时期。儒家思想可算是治世之策，但不算是创世之术。是内政学，而非外交学。
以武力征服了中原的忽必烈，对于同为北方游牧民族的辽、金的国运分析当中，明显透漏出了对于中原汉文化的不屑。但这也仅仅是忽必烈的一家之言。被忽必烈看轻的辽国，也曾问鼎中原并立足建国。公元947年，辽太宗耶律德光率军南下中原，攻占汴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宣告后晋灭亡，并于开封登基改汗称帝，并改国号为辽，可以说“辽”也是一个正宗的中原王朝了。后回撤至河北幽州一带定都，前后九帝两百一十年，远超出元朝不足百年的历史。
女真人反抗辽国的统治自立建国于会宁府（今哈尔滨白城），迁都于大兴府（今北京），落脚并灭亡于汴梁开封府，前后也有一百二十年时空跨度。
忽必烈敢于嘲笑辽金，大概是在天下初定得意忘形之时没想到自己建立的元朝会远比辽金还要短命吧。事实上，相对轻儒的元朝自己恰恰是中国历史上短命的大一统王朝之一。
但同样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满清，征服中原之后却走的是和元朝完全不同的文化路径。满清以汉文化为国学，崇尚儒家思想，重用汉臣，连年的科举考试也全是汉文化的四书五经之说，以至于皇室后代当中几无会说母语满语之人。但满清在世也十帝二百七十六年，远超过忽必烈元朝的。
对比辽金元清这些北方民族入主并统治中原的历史，不难看出，忽必烈的辽以释废金以儒亡之分析有一定道理但远未及根本。满清的成功可以说明，辽金元的相对短命，尤其是元朝，是统治者自己没有能够彻底地实现从管理一个游牧社会到管理一个农耕社会的转变，没有实现从战争文化上向和平文化的转变。而满清恰恰是汲取了这种教训，以近乎彻底的转变和对中原文化的融入实现了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的最长统治——历十帝长达二百七十六年。而清和金本来就是同宗同族的女真，可以说，女真人的金朝在经历了元的杀灭和明的统治之后并未真正消亡，而是以“清”的面目重新崛起回归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反过来说，北方游牧民族之所以能在中原长期立足并施行统治，也恰恰是中原民众的儒家文化这种和平文化盛行的缘故。中原人长期奉行儒家思想，中庸大度，万事求和，不管是谁来统治，都讲个君君臣臣，只要你让过太平日子，有奶便是娘，便不与世争甘为俯首称臣。
但是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战争超过一万场之多，享受到的和平盛世却是寥寥可数。所以战争文化同样不可忽视。二战以后，人类似乎迎来了难得的几十年的和平发展时期。但是，靠二战发了战争财一举变成世界霸主的美国，直至今日，几乎找不到一届美国总统是不挑起战争的。在我们的军队里几乎要找不到上过战场的将军的时候，美国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总统也还在调遣着美国大兵到处黩武。
中国现在讲“和平崛起”，欧美几无人信。中西方的文化冲突没有变得日益包容，而是越来越尖锐。这并非中国不愿和平崛起，而是他国见不得中国的崛起，这和中国崛起的方式无关。不论是你以韬光养晦的低姿态，还是大声的中国梦呓，崛起就要被打压。各种打压一直都在进行时之中。
中国是道文化的发源地，是释文化的落脚点，是儒文化的创立者，现在又变成了道释儒文化的对外输出者。但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文化是不是也有内在之别？对内，儒释道文化的确能起到麻醉国内民众的精神鸦片作用，或许能用于消解来自内部的不稳定因素，而面对外部异族从未间断的觊觎，中国真的可以借讲仁义道德善良中庸的道释儒而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吗？可能性存疑！中国人自己信不信不说，反正事实是西方各国多数的反应是No！中国对外输出道释儒文化，想籍此获得其它民族甚至是敌对民族的认同，是不是有点以德报怨？或者说是在与虎谋皮？
当今时代被看作是中国最接近民族复兴的时代。而民族复兴本身就是一种作为，而且是大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仁人志士都可谓是有为之人，而且教导他人和后人要立大志有作为，鄙视燕雀之辈的碌碌无为。对于公务员中的撞钟之人也会以“不作为”“渎职”之名加以规治。所以，当今治世之策，总体上是远道释而近儒，但儒家思想对内尚可权用，对外则显而易见是不足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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