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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最近几年，科学领域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愈加突显：过去10年里，学术期刊撤回的论文数量增加了10倍。在这些被撤回的稿件中，“造假”（fraud）约占60%。
这组数据来自2010年成立了一个跟踪撤稿事件的网站“撤稿观察”（Retraction Watch），最近，撤稿观察和Science合作，推出了系列重磅报道。
撤稿观察还推出一个可搜索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包含了18000多篇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的撤稿论文和会议摘要（甚至还包括一篇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56年参与的论文），在这个数据库中，可以看到来自各个国家撤稿的作者姓名、撤稿缘由等详细信息。
数据库地址：
http://retractiondatabase.org/RetractionSearch.aspx?
他们对大约10500份被撤回的期刊文章分析，发现了几个有趣的现象：
撤稿的数量在持续增长，但数量的增加似乎与其说反映了学术欺诈的流行，不如说是反映了社区自我监管的增强。
全球Top10撤稿大户中，日本作者排第一，中国的“Peter Chen”（陈震远）和“Hua Zhong”（钟华）分别排第四和第六。
IEEE总共撤回了7300多份会议论文摘要，大多数作者都来自中国。
每年超1000起，撤稿数量直线上升
报告中第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是:
尽管每年撤稿的绝对数量有所增加，但增速已经放缓。
数据证实，在过去几十年里，撤稿的绝对数量一直在上升：从2000年以前每年不到100起，上升到2014年的近1000起。
但是撤稿事件仍然相对罕见：现在每10000篇论文中只有4篇被撤回。尽管从2003年到2009年，这一比率大约翻了一番，但自2012年以来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趋势反映了“分母”不断上升：从2003年到2016年，每年发表的科学论文总数增加了一倍以上。
撤稿比例趋于平稳。尽管撤回论文的数量激增，但撤回的比例在2012年之后上升速度变慢；在2015年之后比例似乎有所下降，但由于撤回通告有延迟，数字肯定是不完整的。
撤稿数量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越来越多期刊的监督得到改善。
总体而言，报告撤稿的期刊数量有所增加。在1997年，只有44家期刊报道撤回了一篇论文。到2016年，这个数字增长了10倍多，达到488家。但在报告每年至少撤回了一篇论文的期刊中，每家期刊的平均撤回数量自1997年以来基本持平。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方法讲师Daniele Fanelli认为，鉴于撤稿的起数同时增多，这表明期刊集体对论文的监督更多了。科学家们通过指出PubPeer之类的公共网站上的论文的缺陷，给期刊施加了压力。
一般来说，高影响因子的期刊在出版后对其论文的监督更强。据《医学图书馆协会杂志》(JMLA)的数据，2004年，只有四分之一的高影响因子生物医学期刊有出版物撤回政策。2009年，英国非营利组织“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已经为超过12000名期刊编辑和出版商提供建议，并发布了一项关于期刊应如何处理撤回的示范政策。据JMLA报道，到2015年，147家高影响因子的期刊中有三分之二采用了这类政策，其中大多数为生物医学类期刊。这类政策的支持者认为，如果这些政策得到遵守，可以帮助期刊编辑更一致、更有效地处理有缺陷的论文。
影响因子较低的期刊也在提高它们的标准。现在很多期刊在出版前都使用软件来检测稿件的剽窃行为，这样可以避免在出版后撤回。
日本作者成撤稿大王，中国两作者上榜全球Top10撤稿大户
在分析的10500个撤稿案例中，涉及的30000多名作者（包括合著者）中，被撤稿超过5次的只有500人。这些作者中，有100人被撤稿13次及以上。这些撤稿通常是由于不当行为，而不是错误。
在撤稿观察的数据库中，少数人占了所有撤回报告中的很大比例。
具体到个人，日本前东邦大学麻醉学家藤井吉高(Yoshitaka Fujii)被撤稿169篇，堪称学术圈“撤稿之王”！
Top 10撤稿作者（数据来自Science）
紧随其后的2-10名分别是：
德国前路德维希港医院的首席麻醉学家博尔特（Joachim Boldt），撤稿96篇；
荷兰前蒂尔堡大学心理学教授斯坦普尔（Diederik Stapel），撤稿58篇；
前中国台湾屏东教育大学教授陈震远（Peter Chen ），撤稿43篇；
日本前弘前大学教授佐藤能启（Yoshihiro Sato），撤稿43篇；
前井冈山大学讲师钟华（Hua Zhong），撤稿41篇；
日本前东京大学生物学教授加藤茂明（Shigeaki Kato），撤稿39篇；
美国本特利大学前教授James Hunton，撤稿36篇；
前韩国东亚大学原助理教授文亨仁（Hyung-In Moon），撤稿35篇；
前贝尔实验室德国物理学者舍恩（Hendrik Schön），撤稿32篇。
据科技日报报道，在2009年，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官方网站发表社论，认为井冈山大学讲师钟华和刘涛从2006年到2008年在这一刊物发表的70篇论文存在造假现象。
井冈山大学经过调查后，决定对钟华和刘涛作出“撤销造假学术成果、追回奖金、解聘专业技术职务、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等”严厉处罚。
伊朗撤稿率最高，中国第七
撤稿率因国家而异，而且这些不同也反映出一些特殊因素，比如一群特别活跃的举报人公开了有疑点的稿件。一般而言，在那些制定了政策和制度以处理研究不端行为的国家工作的作者，撤稿的次数往往较少。
撤稿率最高的国家是伊朗和罗马尼亚。
为什么？在撤回论文的绝对数量上，这两个国家并非位于最高位。就绝对数量来说，最高的可能是美国和中国。
但如果只看撤回论文的数量，那么排名就会有误导性。因为美国和中国资助的研究人员非常多，他们发表的论文也非常多，那么被撤稿的论文数量自然也会上升。
因此，Science和撤稿观察设计了两个测量标准，允许对各国家进行一致的比较。第一个标准是从2003年到2016年间，每一美元国家研究经费与撤稿数量的比率，国家研究经费代表了一个国家科研机构的规模。第二个标准是每篇已发表论文的撤稿率。
以第一种方法来看，罗马尼亚占据首位（美国第34位，中国第14位）。但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基于研究经费的撤稿率上，罗马尼亚排在前面，这可能反映了一些顽固的监察人导致的巨大影响 ——一小群研究人员礼貌但顽固地联系期刊，指出罗马尼亚的一些作者涉嫌抄袭。这种激进主义导致了许多“无辜”的论文被撤回。
这起源于2013年由罗马尼亚特尔古穆列什医学和药学大学的Stefan Hobai发起的行动，他表示这并非故意讽刺，而是致力于拯救罗马尼亚在生物医学出版业日渐衰弱的名誉。Hobai告诉Science和撤稿观察，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Hobai所供职大学的一份出版物Acta Medica Marisiensis的编辑忽略了17条他报告的论文涉嫌抄袭的消息。从那时起，罗马尼亚的研究人员愈发警觉，也愈发激进。
撤稿率最高的国家，伊朗排在第一，每10000已发表论文中就有14篇被撤回
而根据第二种衡量方法，即哪个国家已发表论文的撤稿率最高，伊朗排名第一，罗马尼亚排名第二（如上图所示）。伊朗的情况可能反映出一些涉及虚假同行评审的丑闻。但这种分析方法可能会夸大伊朗的撤稿率，因为撤稿率是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表的论文计算得出。该计数仅包括用英语发表的论文。如果它还包括以波斯语（伊朗国家语言）出版的论文，撤稿率可能会发生变化。
撤稿并不总是由于学术不端行为
撤稿并不总是意味着学术不端行为。
许多科学家和公众人士倾向于假设，被撤稿意味着研究人员存在学术不端行为。但撤稿观察的数据表明，这种印象可能具有误导性。
这个数据库包含从撤回通知中提取的撤稿原因的详细分类（尽管少数通知没有说明撤回的原因）。总体而言，近40%的撤回通知没有提到欺诈或其他不当行为。相反，由于错误（errors）、可重复性问题（reproducibility）和其他问题，论文被撤回。
撤稿原因的分类。大部分撤稿涉及学术欺诈（伪造、篡改和剽窃），或其他类型的不当行为（例如虚假同行评议）。
大约有一半的撤稿涉及伪造、篡改或剽窃——这些行为属于美国政府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定义。但在美国学术不端行为的定义之外，被科学界广泛认为是不诚实和不道德的行为占了另外10%，包括伪造的作者身份，虚假的同行评议，以及未能获得机构评议委员会对人类或动物研究的批准。
涉及抄袭他人文本、或复制自己已发表的文本的撤回比例有所上升；其中一个原因是2004年推出的基于互联网的抄袭查重服务iThenticate的引入。当作者向期刊提供他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允许他们审阅自己的手稿时，就会出现假同行评议（Fake peer review）。有缺陷的图像（Flawed images）包括故意处理和包含错误的图像。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临床微生物学家Ferric Fang研究了学术撤稿现象。他希望人们能利用这个新数据库“更密切地关注科学研究是如何工作的，什么时候不能正常工作，以及如何使它更好地工作”。他认为，对撤稿更加透明的报告有助于让科学更强大，“我们总是从错误中学习。”
合作有风险，选择小伙伴需谨慎
2011年，来自德国拜罗伊特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化学家Bernhard Biersack与一位拥有丰厚资金的美国癌症科学家发起了多年的合作项目。Biersack说他们合作撰写了12篇期刊文章，其中7篇报告了原创研究。
但看似卓有成效的合作关系很快就成了Biersack最大的噩梦：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这位曾犯有学术不端行为的科学家签约了：这位名叫Fazlul Sarkar的研究员此前在密歇根州底特律市韦恩州立大学工作，他已经有30多篇论文被撤回了。
这类涉及合作者曾有欺诈性出版物丑闻的案件并不少见。在一个备受瞩目的案例中，社会心理学家Diederik Stapel倾向于完成整个实验，导致了数十篇论文被撤回，其中大部分论文都是和晚辈研究人员一起完成的。
那么这些“糟糕的事情”会对他们的职业生涯造成怎样的影响呢？答案很简单：视情况而定。
一些合作者在撇清关系时面临着令人沮丧的困境。
得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的会计学教授Thomas Hall一再恳求他于2002年共同撰写的一篇论文的出版商重新考虑其2015年的撤回决定。Hall说这篇文章被撤回仅仅是因为另一位作者James Hunton被判犯有彻底的不端行为。Hall认为，他们论文中的报告结果是有效的，并被后来的研究验证支持了。然而，该出版商（美国会计协会），并没有回应评论请求。
在有些情况下，共同作者还是可以相对毫发无损地逃脱。例如，Biersack并没有成为Sarkar任何被撤回论文的共同作者。然而，当Biersack了解到这种不端行为时，他很担心：Sarkar为他的一些出版文章提供了数据和措辞。“所以我再次检查了他的论文，”他说，“我找不到错误。”
为了避免可能的职业损害，Krieger建议科学家们创建一个论文公文包，其中包括与不同合著者一起撰写的论文，这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减缓任何一篇论文被撤回或研究者的信誉被破坏所造成的影响”。但即使合著者的文章被撤回，“这也并不意味着你职业生涯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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