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帖再贴：灾害经济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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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总是自以为是的，因此经济学是无孔不入的，不断发明出五花八门的新的“分支”和新的经济“形态”，什么“假日经济”、“旅游经济”、“教育经济”、“考试经济”、“版权经济”、“英语经济”、“奥运经济”、“会议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眼球经济”……，不一而足，“经济学”三个字成了万能后缀，以至于还有“灾害经济学”问世。
　　那么钱皮今日就谈谈“灾害经济”这个东西。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的《安全科学技术百科全书》（孙连捷，2003年6月）解释说：

　　【灾害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灾害预测、灾害防治和灾害善后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关系的新兴学科。灾害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灾害的自然属性，而是灾害发生过程中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关系。它是介于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国土经济学和生产力经济学之间的一门边缘经济学。灾害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科比较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它是一门守业经济学。灾害经济学不研究价值形成和价值增值，而是研究已有资源和已创价值的保护；“守业投入”是灾害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一种根本性的经济效益问题。为守业而应该作怎样的投入，就成为灾害经济学的经济效益观。(2)它注重研究如何减缓环境、生态逆向演替过程中的一系列经济问题。灾害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国土经济学都研究有关环境、生态、国土方面的经济问题，但研究的内容不同。灾害经济学注重研究如何减缓环境、生态逆向演替过程中的一系列经济关系，着重研究如何制止国土资源恶化的一系列经济问题。(3)灾害经济学研究的任务是灾害预测、灾害控制和灾害善后的经济问题。灾害经济学强调灾害不可完全避免，并将灾害的预测、控制和善后作为学科的研究任务。灾害经济学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研究经济问题，尤其是对潜在灾害的研究，有助于人们主动地减缓可能出现的环境与生态的逆向演替。】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认为，“经济”，无非是一群理性人的行为集合或集体行为而已。经济学是以理性人为学术对象的，尽管经济学自身对于这个自己依赖的理性人不甚了解，对理性人概念纷争不断，甚至于到了有人提出要废止理性人假定的地步。其实，理性人就是趋利避害的正常人，这一解释是惟一可以成立的也必须成立的，否则我们的讨论和学术研究就犹如精神病院的一群精神病人之间的不确定行为一样，成为不可逻辑预期了。

　　既然经济被视为趋利避害的理性人的行为，那么经济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被视为是“趋利避害经济”。我们之前面对的“××经济”，虽说五花八门，但从理性人趋利避害的性质来看，尚且都属于“趋利”行为，姑且叫做“趋利经济”。但是，价值是主观的因人而异的，“利”还是“害”是一对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的矛盾双方，对立而统一，又会相互转化。此时为利彼时为害，对某人有利对他人可能有害。既然有“趋利经济”，就当然有“避害经济”与之对应。这也就是钱皮今日要谈的“灾害经济”，你是否已经发现和上面百科全书中提到的“灾害经济”有点异味了？

　　自从私有权制度形成以来，人类在私欲的推动之下也把智力运用到了极致。经济学以往多关注为他人提供“利”，即提供“价值物”即商品。撒谬而森老先生就说经济学是研究“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的学问（也不知道这和生产技术科学有多大差异——有差异恐怕在“为谁生产”这个问题上了）。但是，经济实践本身很早就知道，不仅“利”是一种可供利用的产品，“害”也是一种可以让人发财致富的资源——比如通过提供“避害”服务来赚钱。

　　由于有用性（价值）是一个主观的东西，因人而异，不同的人所趋之利和所避之害都是针对其个人所言的。对自己有利不等于对所有人有利，自己所避之害对他人来说可能是利。即同一事物，有人以利趋之有人以害避之，所以理性人趋利避害的特性并不能保证理性人的利益一致性，也就无法保证理性人的行为一致性。籍此我们可以推想，假如某些人可以从对他人来说有害的事物中得到利益，则他就有可能对这种对他人有害但对己无害甚至有利的事物持乐观其成的态度，由此构成的行为模式我们不妨谓之“乐祸经济”。更进一步，乐祸者可以有意识地主动地促成这件对他人有害的事情发生，为自己提供避害服务创造一个铺垫，这就是钱皮所谓的“造灾经济”——灾害经济的最恶劣的一种扩展形式。


　　先说提供避害消灾服务意义上的“避害经济”。这种经济形态，害存在在前或必然会出现，且和提供服务的人没有因果关系，服务者的动机是善良的，完全属于正常的、互惠互利的交换形式。

　　不论是“趋利”还是“避害”，都是人的一种行为，是行为都会消耗行为人的宝贵资源——时间，生命的时间。因此，也就有人替他人付出这个时间，也就有人愿意把自己的时间节约下来用于自己更加偏好或者认为收益更大的事情上去。也就是说，交换这时发生了，也就演化为一种经济形态了。

　　自古至今，“避害服务”产生的经济行当也是无所不在。食品作为商品是为了避免饥饿之害而提供的；房屋作为商品是为了避免日晒雨淋之害而提供的；日晒雨淋是害，造伞遂成一业；视物不清是害，眼镜变成一业；劳动损伤是害，劳保产品成为一业；保镖是为了防贼盗之害而存在的；各种维修服务是为了制止弥补各种侵蚀之害而出现的；现代的各种保险也是一种避害服务。

　　以上谈到的避害经济有一个特征，即“害”是存在的，提供避害服务的人是出于帮困扶贫的心态提他人消除灾害。但是，由于这个消除灾害的行为可以给提供消灾服务的人以利益，事情就开始变味了，某些帮困扶贫的心态异化为乐观其成幸灾乐祸心态了，从帮人消灾到幸灾乐祸，是“避害经济”向“造灾经济”过渡的中间状态。

　　这就是下面要谈的“乐祸经济”。

　　靠灾害生存发灾难财因而对灾害乐观其成的人自古就有。最为大家耳熟能详的莫过于白居易描写的《卖炭翁》了。虽然说恶劣的风雪天气不是可怜的卖炭翁所为，但是他并不反对这种灾害的存在，反而期盼它欢迎它的存在，“心忧炭贱愿天寒”。南山脚下，住的并不都是“黄衣使者白衫儿”，和卖炭翁一样的穷人是多数，多数人都不具备“半匹红纱一丈绫”的支付能力，卖炭翁现在是只顾自己而顾不了其它穷人了。卖炭本来可以看作是一种“避灾经济”行为，但是，卖炭翁由于心忧炭贱而愿天寒，事情的性质就有点变化了。不过，白居易给了卖炭翁这种阴暗心态一种令人同情的理由，卖炭翁是如此可怜——“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而且他卖炭只是为了“身上衣裳口中食”。

　　期盼灾害发生的情况现在依然存在。雨雪天气对行人不利，是一种害，但是出租车的生意往往会因此而好起来，路口卖雨具的小店也会因此而忙碌。如果公交车线路出了问题，出租车司机并不期盼它早日恢复营运；桥梁出了问题，摆渡的船老大就就有了喝酒钱。

　　狗仔队记者一天到晚都期盼着名人们出点什么事才好，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心态不过是市井俗众期盼从他人的灾难当中获得乐趣的不良心态的集中表现渠道，狗仔媒体不过是把这种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心态当作一种市场加以利用罢了。

　　“警匪一家”的说法自古就有，即把保镖和强盗看成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盗贼成了差人的衣食父母。因此，你会在电影中看到保镖遇到匪徒时会相互礼让而非一定拼个你死我活。据说，清朝的平西王吴三桂在教导下属的时候就说：今后再有匪患我等只剿其一但留其二，匪患是稻米钱粮，贼盗乃衣食父母。都剿干净了我们吃什么？而且为了给发展自己留下空间，他还有意纵容其它反清复明势力的发展壮大。

　　现如今，某些地方政府对黄色产业只整顿不清除，有意让其发展为一个收入来源。当属此列。

　　某友从事野外帐篷的生产。但其产品绝大多数不是卖给野外宿营爱好者用的，而是卖给了民政部门和国际救援组织用于救灾。用其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靠发国难财过之日”，对各种灾害有着说不出的兴奋，如果世界太平无事他就愁眉不展了。

　　各种救灾物资的生产现在不是一个小的产业，相信他们看不到世界上有灾害发生时的心情一定很特别。洪涝、地震、海啸等等，除了带给灾民以害之痛苦之外，还带来了救灾物资行业无限的商机，比如救灾物资供不应求、预警系统的设立、城市的重建等等。因此，早就有人说战争和瘟疫是消灭过剩人口的一种最佳方法了。　　

　　眼下装修行业和标识设计制作行业盛行，其兴旺是好事乎？坏事乎？许许多多商户开张旋而关门，前赴者血本无归愁云满面，后继者另起炉灶踌躇满志，你方唱罢我登场。折腾之中，惟一乐得合不拢嘴的就是从事装修设计和提供开业典礼服务的业者了。

　　我国沿海地区每年都有几场台风登陆。台风过后，广告牌、道路交通标志牌等一篇狼藉。但是恰恰就是台风的次数多少决定了从事广告标志牌制作行业当年的经营业绩。当他们拒绝纳税的时候会理直气壮地说“今年才刮几场风？！”。

　　医疗行业也是依靠提供“消灾服务”存在的，病人越多，国民的痛苦愈深，医药行业越是生意兴隆。有些不良医生故意不给病人根治，迫使其长期购买由其提供的“避害服务”。

(待续：灾害经济漫谈之二）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1-19 7:43:02编辑过]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 学者专栏 版，详细出处参考： https://bbs.pinggu.org/forum.php? ... &from^^uid=716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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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字来于网络，非本人所作】
美国加州燃起的大火可谓是轰动世界，巨大的财产损失和大量的人员伤亡让各国媒体深陷于“震惊”之中。根据《美联社》的报道，截止当地时间11月16日，这场熊熊燃烧的大火，已经在美国造成了“74人死亡，1011人失踪，一万多栋房屋被毁，近30万人大撤离”的惨剧，而大火至少还要烧十几日，情况相当不乐观。
很多中国的读者都会一惊一乍地问我：“这都是真的吗？为什么美国会变成这样，为什么一场山火会难倒整个美国？”对此，我一如往常地回答：以我多年在西方生活的经验来说，这一切都在意料之内，换一个国家，情况可能更糟。

为了能够更全面地剖析这背后的细节，我们今天就从制度问题、机制问题、思想问题、效率问题等五个方向切入，结合笔者这些年在西方的真实感受，来呈现给大家一个“不为人知的欧美”。
没有落实好责任制
早在2017年的哈维飓风中，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救灾机制”漏洞就已经显露出来了。当时被曝出的状况是救援不及时，从上到下乱作一团，甚至是出现地方官员自己先跑的惊人画面。而在本次的加州大火中，这样的情形依旧出现了：姗姗来迟的消防力量，姗姗来迟的撤离令，姗姗来迟的国家领导人，而这“姗姗来迟”的背后，是一条条本不该终结的鲜活生命。
我当时住在亚平宁半岛北侧的一座小城里，那时候小城刮起了超强的风暴，四处满目疮痍，损失相当惨重。按理说，救援力量和后期清理灾区现场的工作应该迅速展开，然而事实这样的：因为风暴来的时候是在假期，地方官员都度假去了，直到两天后才有人到倒塌的建筑物和树木周边拉起警戒线，地上的碎物却始终没人处理。而自从拉起警戒线之后，现场的画面整整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一个月。在我到西方生活的这些年里，这样的画面总是间歇性上演，在西方人看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对于从一个高效性社会来到西方的我来说，这背后是整个社会领导层面“互相推诿”的丑陋面容。

西方社会并没有建立起类似于中国那样的救灾机制，官员之间也没有严格的“责任制”。于是，当灾难出现的时候，会出现“官员各自保命，不愿意摊这摊浑水”的画面，即便是上下“应急动员”起来，也会陷入到救援资金谁来出、事故责任谁负责、救宅物资要不要给，补助资金要不要批的问题上，等大家商量好了, 时间早已来不及了。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也是西方最引以为傲的西方式、按部就班的“契约式”社会模式。而在这种模式下，因为没有规定要求某人有绝对的义务要对救灾负责，所以就算是有人愿意奉献自己，甚至是为了他人赴汤蹈火，也会出现资金短缺、物资短缺、无人支持等诸多的现实问题。
在灾难面前，西方的一些官员往往不是第一时间团结起来，将灾难的损失降到最低，而是抓紧时间“打嘴炮”，互相推卸责任，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利用眼前的状况，来抹黑自己的对手，无所不用其极。这样的画面几乎在每一次灾难中都上演了，即便是在本次加州的大火中，在这样生死攸关的状况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加州的地方官员之间，也是不惜一切代价互相指责对方有重大责任。

在西方学习生活的笔者，回望一眼中国完善的救灾机制，真的发自内心地想给祖国点个大大的“赞”。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笔者的印象里，中国从国家到省市，再到县里，镇上，村里，几乎形成了全方位的“一条龙”救灾机制，从救援物资的储备、到救援力量的调度，都是有计划提前安排的。此外，因为有完善“问责制度”，所以地方官员往往都非常负责，甚至是用自己的生命来保卫人民的利益。
因为笔者的故乡福建，每年都会上演严重的洪涝、台风灾害，而每次灾难来临之前，我们都会收到数条避灾短信，电视台、社区广播全天播报，甚至有社区领导亲自上门挨家挨户查看。而在危险地带也会有负责人和驻地官兵挨家挨户劝离，甚至是帮忙转移群众财产。
这一切的暖心大动员，你真的只会在中国见到，在西方国家，基本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对他们来说，面对巨大的灾难的时候，谁负责，怎么负责，怎么撤离等等，都成了现实的巨大问题。

容易形成低能民主
在很多公知和有心人士的忽悠下，我也深信西方民主制度的“无比先进性”，甚至还因此误解过自己的国家，然而这一切的顽固思维，都在我到西方学习生活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甚至开始崇拜自己的国家。
随着真实经历的累积，我将西方社会的现状定义为了“具有游戏性质的低能民主”。所谓的低能民主，简单地说就是：一脸懵逼的民众，很大概率地选出了一脸懵逼的低能型领导人，进而导致了整个社会层面运作的“集体低能”。

拍电影的戏子当上了国家总统，原因很可能是因为长得好看，或者是有一张忽悠人的巧嘴，颇有点“选秀”的味道。
也亲眼看见他们将“神圣”的选票以“他比较帅”的理由投入到选举箱中。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对于自己所选的人，了解到的很少，多半只是通过宣传材料和电视演讲罢了。我曾当着我的徒弟（两个欧洲人）的面和他们讨论这样的问题：如果你们选出的领导人没能力怎么办？他们耸耸肩说：这没办法，那就过两年再选一位好的吧。我当时很震惊，因为他们的态度，像极了“赌博”。
绝大多数人将选票投给自己心仪的一方，往往是在顾及自身利益情况下考虑的，由于民众基础的能力有限，很少有人会顾及国家大局。所以在很多时候，候选人只要依着大众的需求说话做事，就会获得很高的支持率，最后做不做、能力行不行是另一回事。
不管是近年来的飓风灾害，还是例如美国加州的本次大火事故，其背后都有着相当大一群没经验、没能力的地区领导人，而由于领导能力所致，也无形中扩大了灾情。于是民众又回过头抗议痛批，但能有什么办法呢——自己挖的坑，还是要自己填的。

大多数人想着逃难
也有过几场熊熊燃烧的大火。笔者的故乡是在福建省的闽江边上，森林覆盖率极高，因此恐怖的大火也是见怪不怪的了。不过，每一次的大火都最终被沿岸的百姓战胜了。
最严重的大火大概是发生在笔者六七岁的时候，当时因为雷击，导致闽江对岸的山头起火了，大火迅速蔓延，森林窜起的火苗高达数十米，将河谷平原照得通红，眼看着就要吞噬山脚下的民房。当时对岸的警报轰鸣，万分火急，而就在我们担忧救援力量来不及赶来灭火的时候，感人的一幕出现了：我们西岸的成年男子，全都自发聚集了起来，迅速到了东岸和东岸人民一起冲向火海，灭火大队里面甚至有成年女性，而我的父亲也在队伍里。

父亲一去就是一天一夜，母亲在家里心惊胆战地踱来踱去，生怕父亲有去无回。我那时候不懂事，很疑惑地文母亲：“那是东岸的事，不关我们的事，而且那么多消防队不是去了吗，为什么爸爸他们还要去呢？”母亲当时对我说：“团结力量大，如果都没有人愿意挺身而出，那火就灭不了”。后来，父亲回家了，灰头土脸的，连鞋子都被烤化了，但火终究是被灭了。
那些年冲着大火，逆向而行的两岸百姓，虽然说这些年随着科学管理的加强，山火已经多年未见，但我相信，以中国人的本性来说，一旦出现灾情，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团结一致，甚至挺身而出。
同样的画面，在西方呈现出来的却是另外一幅景象。由于整个社会环境都被“利己主义”所充斥，在西方社会很少人会愿意谈及所谓的“奉献”和“团结”，在一些严重“个人主义”的环境里，你和他们谈奉献，很有可能被视为“傻子”。
灾难来临的时候，西方人往往是能跑就跑，跑得来不来得及，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飓风之后大批民众逃往周边地区而不选择重建家园，甚至出现受灾区域周边的城市封锁公路，禁止灾民来本地区的情况。总之就是：大难临头各自飞，但别往我家里飞，上帝会来保佑你的。

也出现了这样的画面，万千民众集体出逃，来得及的出逃成功，来不及的葬身火海，救火的事情全交给消防员了。然后火越烧越大，被迫逃亡的人越来越多，火势也越来越难控制。所以总结起来大概是这样的：最初火势不大的时候，第一批人跑了，后来火势中等的时候，第二批人跑了，最后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消防队终于赶来了。
动员能力一盘散沙
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却变得越来越懒散，社会效率非常低下。毋庸置疑的是，西方社会的权力分散确实有益于社会的平衡和权力制约，但这也是西方社会最大的问题所在：放散的制度下，政府和机关部门的办事效率非常低，动员能力非常有限。再加上各个权力部门之间的利益斗争，办成一件事，往往要消耗上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会在西方看见一座桥从设计到建成，能耗上数十年的时间，甚至至今还没修好的情况出现，公知们会告诉你这叫“百年工程，修好了能用很久”，可是后来我发现，他们真的是纯粹耗时间而已。
不仅仅体现在政府和事业单位，就连平时的生活状态也基本朝着“能拖拉就拖拉”的模式前进。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笔者家楼下一家中餐馆的一排10米长的铁围栏腐锈，华人老板请了两名洋工来上油，结果，这两名工人刷啊刷，刷了四个多月，笔者都放完暑假从中国回来了，他们还在刷，终于在前两天刷完了。而中餐馆的老板娘也是后悔莫及：再这么刷下去，我们餐馆也要倒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