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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笔者接触到一些在高校从事学报和期刊编辑的人士，通过与他们的交流，对国内高校学报，这样一个不太引人关注的部门有了更多的了解。
之所以称他们不太引人关注，是因为国内高校学报一直以来似乎很隐蔽，不仅在报刊销售亭见不到，而且在一般规模的图书馆也难觅踪影。虽不为社会公众注意，它们却长期独处一隅，与高校的其他部门相互依靠，共同运转着。
若想一窥高校学报的真面目，比较省劲的方法是直接登录数字图书馆，或者就近去一家大学的图书馆，这样便可一览中国高校庞大的学报方队，看看封面和目录总是可以的。
中国有近千所高等院校，几乎每一所都有一份学报，一些规模较大的学校还会依学科推出几种学报。设想这样一种情形：
分属完全不同学科的文章出现在同一期学报上，比如一篇探讨《红楼梦》文学风格的论文与求解高等数学矩阵的文章放在一起，乍一看似乎是文学期刊出现了数学文章，也或是数学杂志刊发了文学论文。
此类现象在国内高校学报上比比皆是，专业人士或内行人看后会觉得啼笑皆非。
不过，如果一种现象长期存在，就很难让人笑出声来了。遗憾的是，高校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编辑出版人类精神活动的结晶，即知识产品的。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思考，是机制扭曲造成的积重难返，还是手脚束缚带来的有苦难言？无论怎样，这种局面到了下决心改变一下的时候了。因为现行做法不仅违背了知识生产的一般规律，而且也损害了中国打造创新能力的努力。
按照文献计量学的逻辑，对于学术期刊或者论文这样的知识产品而言，下载量和引用率，是衡量其价值的重要指标。通常，下载量高表明阅读的人多，文章受欢迎，而引用率高则表明文章能吸引其他学者的关注，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为高质量文章。
从图书情报界的计量数据显示，若以上述两个指标来观察，中国高校学报刊发的绝大多数文章，下载量一直很低，许多属于无人阅读的状态，而引用率就更低了，有引用反而很醒目。据此，可以大致推断，中国高校学报未能起到学术论文应该起到的基本作用，也就是传播知识和鼓励研究。
众所周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产品无人购买，那么，厂家关门歇业是迟早的事。期刊无人阅读，文章没人引用，就如同看得见的产品没有销路一样，都是应该关张大吉的。然而，没有什么销路的高校学报却能长期办下去。
以上只是表面现象而已，外人只要稍加留意便不难发现。相比之下，一些不易觉察的因素，如近亲繁殖、利益输送等，这些本该远离学术的东西，其实更加重要，因为它们才是影响和决定中国高校学报生存状态的关键因素。
按照正常的思维和判断，国内许多高校的学报，在办刊理念和编辑方针上是存在明显问题的：
一方面，这种定位含糊不清的期刊很难得到严肃学者的青睐，因为他们不大可能将自己的优秀作品交给这类不伦不类的期刊；另一方面，经过几十年的运转，高校学报已编织起一个巨大的关系网。这个“网”的存在，意味着知识生产的一般规律，包括正常的编辑流程，变得扭曲，不再适用。
继续观察，会发现许多高校学报的文章作者其实都出自本校教职员工之手。学报俨然成了高校的“自留地”，为教师的职称评定和课题结项解决了问题，因为这两件在许多教职工看来的“大事”，都需要所谓“出版物”作为支撑。然而，这种自娱自乐导致了学术上的近亲繁殖，令学术规范崩溃，进而将学报推向一种不利的境地：
优秀的学者不大可能成为学报的读者，那些混日子的人也不会，因为在后者眼中，学报不过是一个发表的工具而已，绝非什么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渠道。学报真正的读者少得可怜。在这样一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学报没人阅读，也就意味着没有多少收入。
由此看来，无论从财务上，还是从文献计量学角度，中国高校学报像是在做一种亏本和难以理喻的买卖。只是，想要改变，谈何容易，因为学报这块肥肉早已捆绑在了一条无形的利益链条上。扭曲的利益关系使得正常的思维处处碰壁。例如，高校学报读者少，但却有着很大的社会需求。这如何解释？原来，这里的“需求”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需求，如以期刊订阅数量，或文章下载量和读者数量来衡量，而是由投稿人，即那些迫切希望发表文章的人来推动的。在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以论文论英雄”的体制激励下，这样的人群一直就居高不下。
上述现象导致的后果是，本该作为知识供给方的文章作者，却成为需求方，这种需求可用几个字来概括：发表即了事。至于真实的需求，也就是文章发表以后是否有人问津，期刊订阅数量或文章下载量有何变动，期刊和作者并不关心。这可以说是中国绝大多数期刊的真实景象，而这也基本决定了学报的生存状况：死不了，也活不好，像是跌入泥沼之中，难以自拔。
一段时间以来，国内高校“唯论文”的倾向已从教职员工下移到硕博士研究生，如今一些高校的本科生在参与课外活动时，竟也被要求以文章作为考核依据。一些学生为了发表，不得不将生活费用来购买“版面费”。中国大学各个层级的学生已成为作者大军的一员，虽良莠不齐，但却各显神通。由于“需求”巨大，学报以及其他各色期刊摇身一变成为“香饽饽”。作者为了发表，向期刊“进贡”，缴纳“版面费”或排队送礼等，早已不再羞羞答答或是什么秘密。更有甚者，一些期刊蜕变为“创收”工具，通过出售版面，大肆敛财。一句话，编辑流程的缺位和异化，使中国许多期刊背离了正常轨道，其中涉嫌的贪腐恐怕一点不比其他机构来得少。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包括高校学报在内的许多期刊，眼下都奉行一个共同的行为“准则”：只要付费即可发表。这让笔者联想到瑞士经济学家Bruno S. Frey对此现象的“重口味”评论：
在一篇论文中，弗雷将发表文章与卖淫嫖娼相提并论，告诫那些选择从事学术研究的青年人切勿滥用知识（Frey, B.S. “Publishing as Prostitution? Choosing Between One’s Own Ideas and Academic Failure.” Public Choice, 116, 2003, pp. 205-223）。
站在期刊的角度，大量的社会来稿会让编辑部忙得不亦乐乎，甚至产生一种幻觉，即社会需要他们。实际上，无论是他们还是文章作者，都明白“皇帝新衣”的寓意，大家都知道这些期刊是怎么回事，也明白这不过是生产另类垃圾而已，但因为个人利益，就假装不知道了。因为无法掩饰，这些原生态的利己主义者，显得十分粗糙，无暇再顾及什么精致了。
正如一个人不可能面面俱到一样，一本期刊不可能，也不应该四面出击。以国内高校学报刊发的内容而论，说得好听点像是百科全书，难听些就是“大杂烩”。显然，作为知识生产的重要一环，学报应遵从知识生产的一般规律。这其中，专业化尤为重要，而这也是未来中国高校学报改革的必由之路。对此，国外的经验和做法可以借鉴。
在西方发达国家，许多高校也编辑出版各类学术期刊，但无一例外统统都是专业期刊，它们使命清晰，定位明确，其中一些经过百年探索，成为业内翘楚，声誉卓著。以经济学科为例，芝加哥大学就编辑出版《政治经济学杂志》，哈佛大学也有《经济学季刊》，这些刊物早已成为经济学研究者心向往之的学术圣地。
具体说来，中国高校学报应根据自身专业和学科优势，整合力量，突出重点，准确定位，而不是包罗万象。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可通过挂靠或归口管理，推动学报交由全国或省级学术团体或专业学会管理，对于那些长期缺乏编辑力量和稿源质量不佳的学报，应考虑关停。毕竟，对于学术期刊这样的精神产品而言，专业化的路子，才是应对未来竞争的出路和活路。此外，还必须推行开放办刊的理念，实行匿名审稿，落实文章的优胜劣汰，打破本校员工稿源一家独大的局面。
由高校学报，还会联想到各省、直辖市的社科院和社科联，这些机构长期以来也在推出“大杂烩”式的社科期刊，其生存状态与高校学报并无二致，它们的改革，同样可以借鉴专业化的思路。
据笔者所知，国内一些高校在学报改革方面已经迈出了可喜的步伐。通过大刀阔斧的动作，部分高校学报从刊名到期刊定位都焕然一新，刊发文章的质量也有明显提升，大有脱胎换骨之感。几年下来，在选定的学科领域已崭露头角。尽管这只是凤毛麟角而已，但高校学报的未来之路已清晰可见。
从本质上说，高校学报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因为计划经济的一个典型作法便是“大而全”和“小而全”， 无论什么学校都弄一个学报正是这种思维的反映。学报彼此之间，既缺乏专业化分工的考虑，也没有社会化合作的追求。在中国开启改革开放历史征程40年后的今天，一些高校在办学思路上，依然故我，毫无作为，甚至变本加厉，恰恰表明计划经济思维的顽固性，也反映出中国的改革大业远未完成。
应该承认，中国高校面临许多棘手的难题，如高校的归属问题、办学方针等，对于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要么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要么讲得清楚，但因牵扯意识形态问题，需要伤筋动骨的大动作才能完成，国内高校一般也无权、无力触动。相比之下，对于如何管理高校学报这样的事情，则简单许多，因为学报的改革是学校可以自主解决的事项，勿需突破什么“界限”即可启动，无非是触动一些人的利益，得罪一些人而已。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rmqvTZyCEX5rxqOIikJiOw
本文转载自《金融时报》，部分内容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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