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独立——纪念邓公南巡讲话15周年(1991-2006)

对于同一个问题，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200年来，我华夏子孙的真正解放，肇始于邓公时代！

邓公解放中华民族的法宝：解放思想！

淡泊兄弟，这一次得顶你了，说出了我的心理话。

对待邓小平先生，敬仰是必然的。有空好好聊一下儿。

我的信箱：caizhongwang@126.com

我的最大的愿望是创新中国自己的经济理论，尤其是在思想上的突破，有空可以交流一下儿。

以下是引用仗义执言在2006-4-22 15:43:00的发言：
对于“邓”，我总体上持批判态度的，观点已成熟而不发表是因为时机未成熟！

，对于邓的社会管理与发展全局认识来说只有一项解放思想是不会有根本错误的

邓小平社会调控思想论纲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lt;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src="/ziliao/GetHits.asp?ArticleID=2171"&gt;<br><br>&lt;/script&gt; 复制代码 更新时间：2005-12-8

在领导中国这一庞大的社会系统走向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社会调控思想。可以说，邓小平理论本身就是一个社会调控思想的理论体系，是我党我国关于社会调控问题研究上的一笔巨大精神财富。在社会调控这一重大现实问题上，如何研究和进一步发展邓小平的社会调控思想，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社会调控思想的总体性转换 毛泽东与邓小平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两位最重要的领袖人物和决策者，在对中国社会的运动和发展进程实施的调控实践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会调控思想。他们在调控社会系统时，虽然有着指导思想上一脉相承的连贯性，但同时存在着结构上的整体转换。 毛泽东对本国社会调控的探索主要肇始于新中国的建立，是与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相伴而生的。毛泽东在认识其所处的社会系统的结构时，虽然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但总的说来他坚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强调这种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生产关系方面，他在调控社会的结构性秩序时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他看来，生产关系上的先进性是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之处，而本国社会系统之所以不能发展到他所设想的那种状态，盖源于社会结构中的生产关系尚未达到使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潜力完全发挥出来的要求，还制约着生产力水平的发挥，因此要“抓革命，促生产”。然而随着后来他“左”倾思想的发展，手段异化成了目的，就是要纯化生产关系，通过达到纯粹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来提高生产力，推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狠抓阶级斗争，认为这才是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曾经同苏联建立了相当密切的政治经济合作关系。但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起，中苏两党之间就国际共运某些重大问题产生了较大分歧。60年代中苏两党大辩论后，很快由党见分歧转入国家关系的恶化。此时，毛泽东认为苏共已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现代修正主义者。他担心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反斯大林的事情会在中国重演，同时将中苏论战中对苏联历史教训的总结不适当地搬用到对国内社会结构的认识和社会调控上来。他强调抓阶级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不愿让中国也变成修正主义。基于这一思路，他调控中国社会开展了国际反修、国内防修的活动。 与毛泽东不同的是，邓小平认为中国当前的社会结构中对社会发展制约最大的是生产力的基础薄弱，中国过去所“塑造”的生产关系是被人为地拔高了的。这种“先进”的生产关系非但不能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而且阻碍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调控社会结构性秩序的思路就是以生产力为根本标准，改变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单一形式，允许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并存，使原来被拔高了的生产关系适当地“回落”到适合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上，努力调控社会系统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所以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判断不同，不仅是由于他总结了前几十年我国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清楚地看到了中国长期搞阶级斗争、忽视生产力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危害，而且时代背景的变迁也为他认识本国社会提供了依据。80年代初，邓小平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与此同时，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冲突一般不再依靠战争手段来解决，经济竞争已成为社会主义对付资本主义挑战的主要手段。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251页。）由此，他果断地提出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 关键是发展经济。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在强调社会结构中生产力要素的决定作用时，还特别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他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命题。正是由于邓小平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科技人员队伍，使中国的社会结构秩序发生了巨大变化，上层建筑也逐渐发生了巨大改变。同时，邓小平通过对科学技术的强调，重新阐释了被“四人帮”扭曲了的“红”与“专”的关系，强化了社会的专业化分工。正是随着劳动分工的出现，每个社会个体在参加经济活动中，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从而进行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联系。 综上所述，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及由此而形成的思想背景下，二者的社会调控思想实现了一种总体性转换。即毛泽东主要是通过社会结构中生产关系的提高带动社会系统的整体发展，而邓小平则主要是通过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来推动社会系统的整体发展。正是在这一总体性特征统摄之下，邓小平逐渐形成了其完整的社会调控思想体系。 二、邓小平的社会调控目标思想 社会调控背景的变迁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邓小平社会调控思想所具有的总体性特征，但如果具体地来看，邓小平通过设定正确、有效的社会调控目标，又反过来强化或改变着社会调控的背景，从而进一步有利于此后的社会调控行为的实施，使社会调控进入一种良性循环。从社会调控机理上说，目标也是社会调控的根本。从社会调控目标的性质上看，邓小平的社会调控目标从根本上说是发展性目标，也是邓小平与西方学者社会调控思想的原则性的不同。 在历史上，西方许多学者就曾对社会系统的调控问题明确地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但从19世纪的孔德对社会秩序混乱感到的恐惧到迪尔凯姆的对社会“失范”提出的整合，再到当代美国的帕森斯及其追随者罗伯特·金·默顿以维持社会稳定作为自己理论目标所进行的结构功能分析，无一例外地不能跳出过分关注“社会稳定”的窠臼。 西方许多学者将稳定的社会秩序看作是社会调控的最高目标，而在邓小平的社会调控思想中，实现社会发展是社会调控的最高目标，稳定则是社会发展的条件。 最先提出“社会控制”的美国社会学奠基者之一的爱德华·罗斯在其代表作《社会控制》一书中，系统考察了能够保持社会秩序稳定的人性情感和政治上的调控手段，指出了社会控制的“供给”是由社会稳定的“需求”引起的。他说：“在社会事务中，首要的急需品是秩序和进步。……秩序优先于进步得到珍视（注：［美］爱德华·罗斯：《社会调控》，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151、279页。）。 因此控制的功能首先就是要维持社会秩序。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那部宏篇巨著的代表作《经济与社会》中也认为，“统治”是“整个社会现象”的基本核心。通过考察，韦伯发现“从纯粹的政治的因素上，一种习惯于牢固的、绝对和平的社会，对一切领域里的秩序和保护（警察）的日益增大的需求，在官僚体制化的方向上发挥着特别持久的作用”（注：［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94～295页。）。从而，在韦伯看来，作为官僚体制化的国家在社会调控（统治）时首要考虑的就是提供这种公共产品，保持这种稳定。 邓小平则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与爱德华·罗斯恰恰相反，在邓小平的社会调控视野中，“发展”要素要优先于秩序要素。秩序是为发展目标服务的，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条件。社会发展是社会调控的最高目标，而社会稳定是社会调控的亚目标。与韦伯强调统治结构对共同体行为的影响不同的是，在邓小平的社会调控思想中，他强调确定一个发展目标，以此来引导共同体行为，从而达到社会的发展；对共同体行为进行规范的也不是官僚体制的统治，而是更主要地通过共同体及其行为目标之间的“张力”，以发展目标来“统摄”和规范共同体行为。 西方许多学者主张社会调控的目标是抑制社会风险。邓小平虽然也讲要抑制社会风险，但更主张要敢于冒风险，敢于寻找、创造发展的机遇和新条件。深受马克斯·韦伯影响的当代社会学中结构功能论的奠基人T ·帕森斯的社会控制理论以资本主义社会的永恒性和现实合理性为前提，迎合资产阶级统治者的需要，而回避资本主义社会实际经常出现的暴动、罢工、革命和社会变迁等问题，仅仅力图去解释如何服从与适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冲突一般不再依靠战争手段来解决，经济竞争已成为社会主义对付资本主义挑战的主要手段。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251页。）由此，他果断地提出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 关键是发展经济。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在强调社会结构中生产力要素的决定作用时，还特别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他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命题。正是由于邓小平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科技人员队伍，使中国的社会结构秩序发生了巨大变化，上层建筑也逐渐发生了巨大改变。同时，邓小平通过对科学技术的强调，重新阐释了被“四人帮”扭曲了的“红”与“专”的关系，强化了社会的专业化分工。正是随着劳动分工的出现，每个社会个体在参加经济活动中，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从而进行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联系。 综上所述，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及由此而形成的思想背景下，二者的社会调控思想实现了一种总体性转换。即毛泽东主要是通过社会结构中生产关系的提高带动社会系统的整体发展，而邓小平则主要是通过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来推动社会系统的整体发展。正是在这一总体性特征统摄之下，邓小平逐渐形成了其完整的社会调控思想体系。 二、邓小平的社会调控目标思想 社会调控背景的变迁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邓小平社会调控思想所具有的总体性特征，但如果具体地来看，邓小平通过设定正确、有效的社会调控目标，又反过来强化或改变着社会调控的背景，从而进一步有利于此后的社会调控行为的实施，使社会调控进入一种良性循环。从社会调控机理上说，目标也是社会调控的根本。从社会调控目标的性质上看，邓小平的社会调控目标从根本上说是发展性目标，也是邓小平与西方学者社会调控思想的原则性的不同。 在历史上，西方许多学者就曾对社会系统的调控问题明确地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但从19世纪的孔德对社会秩序混乱感到的恐惧到迪尔凯姆的对社会“失范”提出的整合，再到当代美国的帕森斯及其追随者罗伯特·金·默顿以维持社会稳定作为自己理论目标所进行的结构功能分析，无一例外地不能跳出过分关注“社会稳定”的窠臼。 西方许多学者将稳定的社会秩序看作是社会调控的最高目标，而在邓小平的社会调控思想中，实现社会发展是社会调控的最高目标，稳定则是社会发展的条件。 最先提出“社会控制”的美国社会学奠基者之一的爱德华·罗斯在其代表作《社会控制》一书中，系统考察了能够保持社会秩序稳定的人性情感和政治上的调控手段，指出了社会控制的“供给”是由社会稳定的“需求”引起的。他说：“在社会事务中，首要的急需品是秩序和进步。……秩序优先于进步得到珍视（注：［美］爱德华·罗斯：《社会调控》，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151、279页。）。 因此控制的功能首先就是要维持社会秩序。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那部宏篇巨著的代表作《经济与社会》中也认为，“统治”是“整个社会现象”的基本核心。通过考察，韦伯发现“从纯粹的政治的因素上，一种习惯于牢固的、绝对和平的社会，对一切领域里的秩序和保护（警察）的日益增大的需求，在官僚体制化的方向上发挥着特别持久的作用”（注：［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94～295页。）。从而，在韦伯看来，作为官僚体制化的国家在社会调控（统治）时首要考虑的就是提供这种公共产品，保持这种稳定。 邓小平则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与爱德华·罗斯恰恰相反，在邓小平的社会调控视野中，“发展”要素要优先于秩序要素。秩序是为发展目标服务的，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条件。社会发展是社会调控的最高目标，而社会稳定是社会调控的亚目标。与韦伯强调统治结构对共同体行为的影响不同的是，在邓小平的社会调控思想中，他强调确定一个发展目标，以此来引导共同体行为，从而达到社会的发展；对共同体行为进行规范的也不是官僚体制的统治，而是更主要地通过共同体及其行为目标之间的“张力”，以发展目标来“统摄”和规范共同体行为。 西方许多学者主张社会调控的目标是抑制社会风险。邓小平虽然也讲要抑制社会风险，但更主张要敢于冒风险，敢于寻找、创造发展的机遇和新条件。深受马克斯·韦伯影响的当代社会学中结构功能论的奠基人T ·帕森斯的社会控制理论以资本主义社会的永恒性和现实合理性为前提，迎合资产阶级统治者的需要，而回避资本主义社会实际经常出现的暴动、罢工、革命和社会变迁等问题，仅仅力图去解释如何服从与适应nbsp; 目标、动力、秩序三者在系统内的这种动态性机制正是邓小平发展性社会调控系统作为系统的整体性、稳定性的内在源泉。 二是超越性机制。邓小平社会调控系统中的动态机制使系统内的三个要素以及系统内和系统外趋于一体化，但同时它们在相互关系的作用中也遵循有序性原则。具体来说，就是：系统要素中的目标优先和系统内目标优先于系统外目标，这正是邓小平社会调控系统的超越性机制的表现。这种超越性机制首先有助于邓小平的社会调控通过（系统内）目标——来源于社会（包括国际社会）却又能超越于生产手段越来越庞杂化和社会调控体制复杂化的社会生活之上——从而具备统摄功能；其次由于在社会控制论中“目标最好被看作是整个社会进程内在固有的，在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它是以适合了这个阶段的形式实现的，同时又在更高的水平上再生出来”（注：［荷］E ·舒尔曼：《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这种超越性和系统的动态性机制，使社会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使系统的运行得以改进和完善，并保证系统超越现有目标向更高级状态过渡发展，从而使系统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实现超越。 三是敢冒风险和风险防备机制。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几乎处于封闭的状态，而由这种状态的社会系统走向开放的社会系统，会冒较大风险。邓小平敏锐地看到这一点，他精辟地指出：“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他鼓励人们大胆地闯，大胆地试。邓小平强调敢闯、敢试，但并非是鼓励人们无原则地乱闯，低效率地重复。他既注重风险价值的合目的性，即所冒的风险是要有利于达到社会发展目标的，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得不冒的风险；他也重视风险成功的把握性，始终注意尽量减少所冒风险可能失败的概率，始终注意事先做好失败的准备。“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页。）。再次，他要全党在“闯”、“冒”的同时，努力寻找防备风险的机制与具体方法。所有这些都有效地预防、减少了改革所带来的风险，使社会走向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 三、邓小平的社会调控体制思想 在邓小平的社会调控思想中，他通过长期的实践逐渐摸索出了这样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调控体制，即政治社会与市场社会二元并存的总体性调控范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具体的调控方式，这也是他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的实际出发而形成的独特的社会调控体制。 在世界历史范围内，市场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离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完成的，这种分离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苏联自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以来，社会被强制性地同质化，形成了以高度集权为主要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政治权力统摄一切，政治社会行使着社会调控的一切权力。这一模式被推广到中国后，进一步导致中国社会的调控也逐渐走向了政治社会的调控主体一元化。 在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调控体制中，经济生活方面，由于实行排斥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体制，由国家统一掌握资源并制定无所不包的计划来组织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从而导致了经济生活的高度单一化与集中化，在生产关系方面不断推行“一大二公三纯”，又使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单一化，根本无法发展出具备基本独立性的社团组织；公共文化方面，建国初期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方针，到“文革”时期被严重的个人崇拜所代替，公共舆论的独立性与自由性也已荡然无存。可见，在过去的社会调控体制中，“社会”的含义就是政治社会，而社会调控的主体无疑只是由国家和政府代表着的政治社会。 邓小平的突出贡献便在于他突破了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直观的原因是由于邓小平看到了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弊端，看到了正是市场经济使资产阶级在它不到100 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大。历史与现实的直观引导他进入经济运行机制与社会根本制度的理论深层，他终于将二者分离开来，坚定地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149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据此他领导改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邓小平打破中国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变了过去我们的政治社会对经济、社会乃至个体的全权控制范式，从而为运用市场社会调控人们的经济行为提供了条件。但同时，邓小平设计的政治社会与市场社会二元并存的社会调控范式，与西方国家的二元调控范式有根本上的不同。首先，从历史发生学上考察，西方市场社会是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在封建社会的胎胞里自然生长出来、形成的与封建社会相抗衡的社会层面，市场社会与政治社会经历了一个体制外抗衡、一体化发展、体制内自制的发展过程。而邓小平所建构的政治社会与市场社会二元分立的调控范式，则是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自觉地引入市场经济的机制，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把原有政治社会所拥有的社会调控权力“让渡”一部分给广大社会生活领域而形成的。其次，从范式功能上考察，西方二元分离社会调控范式的功能主要是：在实践中试图通过塑造对立面，作为保持政治民主的手段，在学术上试图以其作为分析、规范现实社会的一种工具，用这种范式来表达统治的权力体系和社会生活体系的分化。邓小平二元分离的社会调控范式的功能则主要是给广大人民群众以真正的经济、政治、文化的自由，使他们获得更多的自由活动的公共空间和社会资源，目的不是塑造对立面，而是为了使社会增强活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进一步推动社会的迅速发展。 社会调控的总体性范式确立以后，如何实现对社会的有效调控则要看具体的社会调控方式。在邓小平那里，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的社会调控方式： 一是物质——利益激励方式。邓小平特别重视物质利益对人的社会行为的激励与引导。他说，“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7页。），而社会调控正是通过对社会个体行为的调控达到对整个社会系统的调控。因此，要对社会个体的行为进行调控就必须首先尊重他个人的物质利益，由此才能进一步激励个体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大大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 二是理想——信仰引导方式。邓小平对社会的调控决不仅仅依靠物质—利益激励的方式，同样非常重视另一种社会调控方式——理想—信仰引导方式。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也就是说，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能够运用共同的理想、信仰对整个社会的行为进行规范和引导，而资本主义社会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同时，邓小平还注意引导人们不要空谈理想，要把崇高理想逐步变为现实的脚踏实地的作风，争取四个现代化的早日实现。 三是纪律—法律约束方式。仅靠理想和信仰的引导还不足以把整个社会团结起来，还要靠纪律和法律的约束。理想和信仰的调控方式主要具有一种引导的功能，而纪律和法律的调控方式则主要具有一种约束功能，它能对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进行约束，维护社会的稳定。邓小平也一贯重视法制建设，并通过法律制度的逐渐完善使人们在社会生活领域的行为有法可依，一举扭转了“文革”中社会秩序混乱的局面。而纪律—法律调控方式也一改“文革”中对人们的观念进行严格的强制性控制的方式。由此可见，邓小平通过纪律、法律等制度性的规章实现了对人们社会行为的约束，从而也实现了社会调控方式的一个重大转变。 四是舆论——信息调节方式。邓小平非常重视社会舆论对人们行为的调节与引导，他曾指出，“文艺创作要同意识形态领域的其他工作紧密配合，造成全社会范围的强大舆论，引导人民提高觉悟”（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页。），认识那些破坏社会安定团结局面、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的危害性，从而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一心一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邓小平看来，我国的舆论在社会调控中所起到的作用主要是将政府与人民群众更多地联结起来，沟通二者之间的行为，一是宣传和解释政府社会调控的决策和所实施的行为，二是听取和反映决策后和调控行为实施后人民群众的意见，从而形成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邓小平的社会调控体制正是通过总体性的社会调控范式和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具体的社会调控方式实现了对社会系统的调控，使整个社会系统向着社会调控目标前进。但社会调控目标的最终实现还不仅要依靠符合实际的调控体制的确立，而且要在社会调控实践中具有高超的社会调控艺术，才能协调和处理好社会调控过程中的种种复杂关系，把握好社会调控度，应对和解决这其中所发生的种种问题。 四、邓小平的社会调控艺术及其对社会调控度的把握 在邓小平社会调控思想中，调控目标的确立和调控体制的建构，同高超的调控艺术相结合，才保证了社会的合目的运动与发展。而社会调控艺术的实质是社会调控中各种关系之间的张力度即社会调控度。这种张力度的把握主要体现在三对关系上，一是效率与秩序，二是物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三是全球一体化与国家民族性。正是在这三对关系之间调控度的娴熟把握中，展示了邓小平理论所体现出的调控社会发展的智慧和高超的社会调控艺术。 效率与秩序都是达到社会发展目标的条件，效率是社会发展活力的体现，而秩序是社会稳定的体现。对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邓小平又是如何认识的呢？具体来说，有以下两点： 第一，不维护无效率的秩序，不追求无活力的稳定，如果秩序不能保证效率的提高、稳定不利于社会活力的增加，就必须予以改革。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更是如此。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发展速度应该高于资本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在这里，邓小平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到了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主要不是体现在生产资料的“一大二公三纯”上，不是体现在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上，应该体现在生产力更为迅速的发展上，体现在物质生产实践不断推进的速度上，正是在这种“效率”的追求下，邓小平相应地开始了他对“秩序”的调整。 第二，社会效率是有秩序的高效率，秩序的获得又与社会调控主体驾驭社会的能力相联系，因此，效率与秩序的调控度，在于把握好民主自由和调控能力之间的关系，这样才从根本上有利于社会的全面和持续发展。针对我党历史和整个国际共运史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民主表现在政治目的上，就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所以他一再强调，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社会主义民主表现在社会权力关系中，就是让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他一直关注着如何使人民的意志成为国家的意志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 然而，在邓小平看来，民主和自由，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作为社会主义的目的，他始终孜孜以求；作为实现社会活力的手段，民主、自由又必须与我们党驾驭社会秩序的能力相适应。如果社会调控主体有能力驾驭社会，那么，就应该使社会生活尽可能自由，使社会充满活力；一旦社会调控主体无力驾驭，自由就会使社会陷入无序，因而，民主、自由要稳步推进。稳要稳在民主、自由的获得要与社会法制建设相联系，法制一方面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另一方面也使民主和自由存在于法制之中。邓小平在通过市场社会的建构使社会充满发展活力的同时，把相当多的精力投入到健全各项制度尤其是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上，想通过这种制度性调控机制形成稳定的秩序。制度性调控机制的主体是社会的制度化存在，它是“人”这一主体被隐含或“不在场”条件下的社会调控，它是主体将调控机制中的“目的”通过规范性的制度予以体现和保证。因此制度性调控机制的特点是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一旦形成便具有严格的规约性，在实施过程中不易受个人因素的影响。 社会调控的总体目标说到底是物的发展和人的发展两个方面，而这两者又是互推互动的。邓小平在调控中国社会的发展时，始终把整个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不断丰富与人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积极地探索和建构中国这一特殊社会系统中二者的内在联系和协调机制，最大限度地保持中国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整合机制：社会主义＋现代化 我国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情况是，一方面，物的发展水平过低，严重限制了人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另一方面，劳动者素质的普遍偏低，人才的数量与质量又远远不能满足物的发展的要求，这就使我国社会的发展陷入一种两难境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使中国找到了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当把发展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根本任务后，物的发展不仅为人的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而且通过社会物质生产实践直接改造着人，通过科学技术推动着人的精神文化素质的提高。现代化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模式也是中国现实条件下的必然选择。邓小平正是以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整合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物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但与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的现代化不同，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邓小平强调要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凝聚各种社会力量，整合物的发展与人的发展。 激励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如果说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途径的话，那么，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起到了中国社会发展加速器的作用，它更加迅速地激励着我国社会系统中物的发展和人的发展。 从物的发展来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建国初期，计划经济体制在当时的条件下，曾起过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联系日益复杂，再加上后来对市场经济的人为抵制，计划经济体制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愈发显露出来。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因素的出现使邓小平注意到了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因此，他大胆地突破了过去的理论“禁区”，实事求是地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149页。 ）由此可见，在邓小平那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加速物的发展的机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建构的意义还在于人的发展方面，马克思说过：“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08～109页。）因此，正是经过市场的普遍交换机制才使人逐渐走向全面发展。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把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推向市场，使其成为经济运行和社会运行的主体，人成为一切经济活动、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的承担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通过利益激发了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平等竞争的原则提高了群众的发展意识和竞争意识，从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反过来加速了物的发展。 纠偏机制：物质文明＋精神文明 邓小平在调控社会发展时，为了避免西方现代化和实行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人的物化现象，在调控机制中特别建构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的纠偏机制。 邓小平一直强调，社会主义必须既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又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应该说，两个文明的发展程度并不总是平衡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存在着重大的矛盾，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能够将两个文明更好地协调统一起来。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167页。）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的社会发展机制，消除了人的发展过程中的物化现象。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人的发展建立了自己的评价尺度，使人的发展在物的发展的基础上，同时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邓小平对人的发展从精神文明的角度科学地概括了它所包含的内容，并针对其与物质基础紧密关系的不同区分了不同层次的内容，即教育科学文化与思想道德建设两个层次的内容，前者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现代化建设的智力支持问题，后者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人的发展虽然脱离不了物的发展的基础性制约，但这并不排斥人的发展有其相对独立性，精神文明就是为社会系统中人的发展提供了与物的发展不同的评价机制，从而也确认了人的发展在社会领域中相对独立的地位及其所具有的独特规律性。二是建立了良好的互动机制，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物质基础，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随着世界经济和市场的发展，交通、通讯手段的完善，整个世界的联系也更趋密切。长期以来一直是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基础的民族国家，其权力影响方式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处理本国同世界的关系变得极为重要。邓小平在这一关系的调控中表现出了高超的艺术。这一关系的理论底蕴是全球一体化与国家民族性之间的关系问题。 全球一体化不是经济社会的同质化，它与民族国家的独立性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当代西方许多“全球化”论者认为，全球一体化就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消融。在邓小平看来，全球一体化与国家民族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以民族国家的消亡为代价的，而是二者在更高层次上的相互融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全球的整体性必须以民族国家的多样性为基础。全球一体化首先表现为全球的整体性，整体性是多样性中的整体性，世界的多样性在于民族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殊异性，没有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世界就不再是多资多彩、充满生机的世界。因此，邓小平强调，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但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8页。） 二是全球利益的重要性与民族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平等权利相互依存。全球利益的重要性是全球一体化的重要方面，而全球利益的重要与否，往往与民族国家能否平等参与国际事务息息相关。有了民族国家的平等权利，全球利益才有可能成为人类的普遍利益。否则，某些大国就可能打着“全球利益”的幌子来谋取他们的特殊利益。因此，邓小平一直坚持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际事务，任何国家参与世界事务都不能奉行霸权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而必须对世界负责，为全人类着想，不能为了民族利益而损害全球利益。 综上所述，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住了中国社会系统发展中的效率与秩序、物的发展与人的发展、全球一体化与国家民族性这三对重大关系，也正是在协调这三对关系中具体体现出了邓小平社会调控思想中所蕴含的深刻的辩证法和高超的社会调控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