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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大培等:不同利益集团诉求下的中国改革
[ 作者:陈亮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609 文章录入:乌有之人

不同利益集团诉求下的中国改革

中国经营报文章

2006年2月23日

记者: 陈亮

嘉宾:北京大军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左大培、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原院长黄泰岩

提要:1978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围绕改革话题进行过三次大争论:1981年到1984年围绕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争论;1989年到1992年围绕中共十四大关于建立市场经济的争论;2004年至今围绕中国国企改革、医疗和教育改革以及贫富分化等问题的争论。 这次对改革的反思和争论,将会对中国未来的走向产生重要的影响。

“利益集团”的概念走上前台

主持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日前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上提出,现在必须承认不同利益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存在,ZF的责任是要创造和疏通多种合法的表达渠道,了解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协调利益关系。据我了解,这是ZF官员第一次公开承认我国存在“利益集团”。你们是否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出现“利益集团”?这种“利益集团”现象在中国出现的意义何在?又怎样理解我国现在不同的利益集团?

左大培:哪个时期都有利益集团,只不过现在ZF官员承认了,我赞成吴晓灵的观点,ZF的各项经济政策必须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利益。

提到利益集团,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既得利益集团,它们对公共资源享有支配权,为了共有的特殊利益而结成的共同体;而一般的利益集团,指的是为了共同的目的而松散结合起来的社会集团。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只看到强势的利益集团的身影,却难以看到弱势者的身影。这个利益集团包括的人比较多,有经济性利益集团和非经济性利益集团。利益冲突时,常常是非利益集团利益受损。利益集团从许许多多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划分,主要看研究什么问题。

上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人们大体上还是时刻在为自己的利益牟利。刚开始集体主义思想比较浓时,每个利益集团的人并不是不为自己的利益,而是在为自己牟利时“包装”了一下,即用一些革命理念、改革理念等“神圣”的口号和旗帜隐蔽地谋取利益,还带有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现在则完全是赤裸裸的经济利益之争了。

仲大军:我们衡量“利益集团”的存在,要从两个角度去衡量,一个是物质的,即财富和金钱,另一个就是精神的,包括话语权。现在两个都出现了,说明中国已经出现了利益集团。不但出现,而且出现也很明显。财富不占有优势的群体,丧失的还有它的话语权、讨价还价的权利,以及维权结社的权利。利益集团的出现,造成的影响是社会不均衡发展、不平等发展、不公平发展。一部分人在发展,一部分人得不到发展,这是不符合整个人类的愿望的。

出现“利益集团”客观上是好事,因为适当的差距是可以的,绝对平均主义肯定是不合理的。在中国还有一个“外部利益集团”,由于他们类似于买办阶层,他们的利益就建立在对外贸易方面。他们夸大改革开放的外部作用,以国内的内部损失为代价,甚至不计国内成本去换取这种外部效应,使得国内的资源减少、生态环境的破坏、国内劳工的成本降低。这几年中国经济成果的“外溢”,据我了解总量相当大,但没有经济学家去研究,自主认知能力的丧失,但我要说的是,这与“外部利益集团”有很大的关系。

主持人:中国的改革从上世纪70年代末,先后经历了“主义之争”、“路线之争”、现在可不可以说是“利益之争”?当前“改革不可动摇”的大争论的焦点是不是就与利益直接相关?怎么看待这场关于改革的争论?

仲大军: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发生的三次大的争论,其实质都是社会变化的产物。如果说前几次争论的内容还与意识形态有关,还在一些思想理论上争执不休,那么今天的争论已经完全转变到赤裸裸的物质利益争夺上来。这些年里,公共资产已经被某些私人大肆攫取,一部分群体已经落入彻底的赤贫,在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下,改革的争论已经是赤裸裸的利益之争。

经济基础的变化要影响到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斗争也会变得尖锐起来。这就是今天改革争论的社会背景。没有人反对改革,但要搞清楚,改革到底要改什么,怎么改?如果是向少数人利益的方向改,那么多数人就会反对。如果是向卖国的方向改,国人就是要反对的。

这一次反对和质疑改革的人之所以表现得这样激烈,原因在于:传统的社会主义大厦已处在一个危险的边缘,人民大众的利益已处在被瓜分宰割的局面,两股势力正在瓜分和宰割中国的社会财富,就象国歌中所说的,中华民族到了危险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能不变得激烈和着急!

左大培:路线之争是为了利益服务的。“利益之争”就是维护改革既得利益和反对“改革”既得利益或者说是反对损害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之争。过去的一个基本点是,路线之争是不能离开利益之争的,为人民服务就是要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

现在有人说“改革不可否定”,我认为太笼统。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改革?改革为了什么?什么是正确的改革?改革只为少数几个人或某个利益集团而不顾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样的改革就不叫“改革”。此次大争论的焦点是利益集团的利益。过去从改革中得到好处的利益集团,他们要保住自己的利益,并使之持久,就站出来说改革不可动摇,想借着改革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

黄泰岩:从中国的经济学和中国的发展角度来说,这种争论是有价值的。争论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博弈的过程。通过一种不断平衡的博弈,达到大家能够共同认可的一种利益均衡。如果任何一方言论压倒另外一方,可能都会导致我们政策的偏颇。而且我国的政策和过去不太一样了。过去我们都想一致,以一种声音尽管向前走就行了。到今天,需要有各种声音来去表达,而且表达得越多越好。从整体上看,这个社会好像很乱,实际上较弱的利益群体的声音也就在争论中上升到国家层面,并使ZF产生某种改革的动力,于是社会就和谐了。

“市场失灵”产生了利益空间

主持人: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确实非常复杂,任何一项改革都难以保证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都会得到100%的保证。有人认为,改革中诸多问题和矛盾的真正焦点,在于体制转轨中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了不公平。但只要通过公开、公平的机智协商出来的结果,就是“好”的改革。所以,从原来注重的效率引导,到现在中央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经过了一个不小的“飞跃”。

左大培:西方经济学以及我的《混乱的经济学》那本书里都体现了一个观点:市场本身可能失灵。这在西方经济学里是被认可的,现在我国很多问题就是市场失灵的体现,也造成了“利益集团”(强势)的涌现。一切认为市场作用发挥不充分,以市场为导向的言论都是错的,有些地方要多一些市场成分,有些地方可以少一些市场成分,这要就事论事。

那个人认为市场的东西就是绝对的公平,非市场的东西就是绝对的不公平,这种观点根本就错了,他没有明白市场也会造成一些不公平。从“效率引导”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中央现在提的是比较全面的。其实一切效率的基础是公平,侵犯了公平就谈不到效率,西方经济学最起码的出发点就是公平。

黄泰岩:谈公平特别是垄断行业,垄断行业这个群体(集团),在垄断的情况下获利相当简单。不需要努力,只需要提价,就可以获取垄断利润,甚至高利、暴力。现在引入竞争以后,从整个社会群体的角度来看,整个群体是得利的,而它们是失利的,它们失利就会不满,就会重新维护改革。

当然,现在一些利益群体也更加重视利益的观念了,何况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利益多元化、主体多元化的一种集合,利益群体的形成是社会利益分化的必然结果。“效率”和“公平”,是我们的主导的价值观。在利益集团崛起的时代,ZF要考虑的问题是,在整体利益的情况下,把不同群体的利益加以兼顾,进而达到效率和公平。例如股权制改革相对比较成功,就是体现公平的一个比较好的典型例子。国有股持续了那么多长时间,但最终能够被多数人所接受,就是因为把国有股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考虑都进去了。

主持人:改革是有风险的,是需要成本的,市场化改革不应代表改革的全部内容。我们不能因为市场化方向的改革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就动摇了改革,甚至否定了改革。皇甫平先生最近在《财经》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就因为皇甫平背景及其写作的背景,该文引来了中国甚至国外的诸多关注。

仲大军:皇甫平的文章还是在用旧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现实问题,他们这一代人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在文革时代已经形成了,他们的上方好象有个金口玉牙,说改革,改革就成了尚方宝剑,不能反思,不能纠正,这就与当年的“你办事,我放心”一样,以为拿到一个最高指示,就可以横行无阻了。这种思路是一种典型的阶级斗争政治下形成的官僚主义,它与人民群众的要求相去甚远,总喜欢一上来就打棍子、扣帽子。他说“改革不可动摇”,但他对改革的内容可能都没搞清楚。他们这一代人已经远离了社会现实和社会矛盾,他们的思想本质是一种官僚主义的产物,因此它不会获得人民大众拥护的。

我们检验改革的标准是,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符合这三个标准,怎么叫改革?

黄泰岩:所谓“空间改革”之难,难就难在将既存利益作调整,一调整“战争”就来了,伴随着争论、矛盾、请人作的大量的文章等,来各自说明自己的改革是正确的,体现的也都是各自背后的利益。利益之争,不排除各种观点背后的利益。从大的角度来讲,大的利益方面大家都是认可的,但一涉及到具体方面的利益问题,有人就不干了。所以任何观点的背后都代表了一定的利益群体,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单从自身来说,都是一大堆苦水,肯定有它的难处。

“利益集团”现象反映的改革难题

主持人:2005年是具有吊诡意味的一年,这一年以年初的“深化改革年”提法为始,却被年底的舆论命为“反思改革年”。内地一些知名经济学家近日在盘点2005年经济和改革形势时称,2006年中国仍将是“反思改革年”,而不可能是“改革年”,反思改革是为了更好地推动改革。那么“利益集团”现象反映的改革难题是什么?

左大培:改革不是标准,改革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是对占最大多数利益集团服务的。最近十几年来,国家推行了很多政策,反思最厉害的改革,都是少数人得了利,而多数人没得利甚至利益受损了。利益受害越厉害的地方,反思改革的就越厉害。

黄泰岩:现在和过去的改革有一个差异,就在于过去是一种“增量改革”。从改革的增量结果看,是每个阶层每个群体都在受益,只是可能在分配时是不均衡的,有的集团的利益增长得快,有的增长得慢,存在一个分配不均的问题,但大家都不反对;现在的改革实际上就是一种“结构性的变革”了,改革的总量没有增加,是从一个利益群体拿走其利益,去满足另一个利益群体的利益,是利益的重新划分和调整,当然就有很多人反对。ZF改革为什么那么难?ZF下放权利为什么这么难?原因就在这里。

主持人:改革中面临的新问题和新矛盾,是不是只能用进一步改革和深化改革来解决,该怎样应对改革中的“利益集团”?

仲大军:反思改革是为了推动改革。现在有些人用“深化”一词来描述改革,来推动改革,人们对这种提法要有警惕,实际上有些所谓的“深化”不过是某些利益集团更多地攫取国民财富的代名词。所以,“深化”不一定是让全国人民来共同分享改革的利益,而是让少数特权阶层攫取改革的成果,使国民财富和权利更多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这就是某些“深化改革”的本质。

黄泰岩:2006年从改革的整体情况来讲,国家和老百姓将最终受益。ZF越位越来越少,社会越来越正规,使某些特殊的利益群体在与大众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博弈中逐渐公正,改革逐渐“归位”。

但要针对“利益集团”加以应对,就要改革的思路做调整了。垄断行业“利益集团”在制定它的行业方案时,就会无形中把自己的利益合法化,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其他群体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所以改革还是需要一定程度的反思,改革到了不同的阶段,它就需要不同的方式和方法,以深化改革的政策。

承认不同的利益群体,承认不同群体的利益需求,始终是进行所有改革的一个基本前提。有的人有钱,也想进行高价的医疗服务,那为什么还要给他平价服务呢?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原来的医疗体制改革是对还是错,我们要弄清一个问题,就是医疗体制中,哪些是竞争性的,哪些是公共物品,属于市场的应该交给市场,哪些环节不能市场化;教育中哪部分是可以民营化的,哪部分必须是ZF来承担的。总之,按照“需要”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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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围绕国家的房地产调控政策、药品降价政策等发生的无尽波折,莫不与“利益集团”有关。油品定价机制长期得不到改革,其矛盾的核心是价格问题背后的国家利益、国有垄断企业利益、中小民间企业利益、消费者利益之间的博弈。广东兴宁大兴矿难中“地方性既得利益集团”,实际上是地方上的一些“政治权势人物”和“经济头面人物”之间的“结盟”,完全由经济利益驱动。最近《邮政法》第七稿遭遇激烈争议、国家发改委曝光的八所乱收费学校个别人的错误言论,根源就在于其中有“利益集团”操纵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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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改革 利益集团 左大培 经济改革与发展 改革不可动摇 左大培 仲大军 黄泰岩 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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