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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张的贸易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呼声充斥着世界每一处角落。从数字事实看来，贸易的自由化的确为世界贸易膨胀性增长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统计数据：1980-2001年间，发达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分别增长了103.45%和122.17%；进口分别增长了208.78%和257.17%。尽管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平均的进出口增长率甚至超过了发达的工业国家，但从真实获得的贸易利益角度而言，很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那样能够共同分享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从自由贸易中所获得利益微之甚微，一些欠发达地区和国家甚至出现了贸易利益倒退的“贫困化增长”的现象。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及不发达地区在历史土一般均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殖民地区，其明显的后遗症便是低层次的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体系的底端。发达国家利用在科技领域、世界市场和产品价格的垄断地位，压低农、矿等初级产品贸易价格，提高工业制成品价格，导致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相对于中心国家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而言，呈现出长期恶化的趋势，使得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和贸易方面都与发达国家保持依附关系。发展中国家又正被赋予着新重商主义特色（Neomercantilist Imperialism）。一方面，为了提高自身的“资本”收益和保护国内市场，发达国家纷纷针对欠发达国家的农业、矿业和基础加工业产品出口设立了重重贸易壁垒，以及反倾销、卫生和安全标准等名目繁多的非关税壁垒，造成欠发达国家出口收益的巨大损失。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又强制欠发达国家减少自身补贴，取消贸易壁垒，私有化国有资产并结束国家管制。
贸易全球化不仅让系统性危机的条件从发达国家传递到不发达国家，导致前者经济的复苏以及后者贸易状况的恶化，而且还使得世界生产性资源的进一步集中，增强了发达国家对于世界经济的控制力：1967-1998年间，两类国家的经济水平差距从14.9倍扩大到20.4倍（严浩坤等，2004）。以拉丁美洲国家为例，贸易环境的恶化不仅使其出口值不断下降，贸易利益逐渐萎缩，还引发了债务危机，迫使拉美国家长期陷于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中。1970-1989年间，阿根廷、智力、厄瓜多尔、墨西哥和秘鲁等国家的劳动者工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分别下降了39.2%、60.2%、53.5%、24.3%和36%。除了发展中国家之外，占世界人口10%的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也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1.6%下降到1997年的0.3%。很多出口非石油初级商品的最不发达国家落入了国际贫困陷阱，贸易全球化不但没有帮助其打破加贫困的恶性循环，反而对于这种恶性循环起着强化作用。在对66例最不发达国家所作的1990-2000年数据观察显示，有51例出现了贸易增长，但其中模糊贸易效应和恶性贸易效应的占60%以上（Henry Veltmeyer，2004）。可见，在全球贸易规模不断膨胀的背后，除了极少数的后兴工业国家之外，发达国家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利益分配不公问题日益突出，呈现出“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的马太效应。
对于贸易利益中存在“马太效应”的问题，国内外一些学者已对此进行了相应的论述和分析。但就目前的文献资料而言，他们只是对马太效应做出了表面的描述和存在性的肯定，并未对其背后的机理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国际贸易中存在的“马太效应”是如何生成的？它又是通过何种途径进行传导的？这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二、贸易利益中的“马太效应”传导机制动态分析与实证检验
为了更清晰的考察“马太效应”的传导机制，本文先以国际价值理论为基础构建贸易利益模型，通过分析影响一国贸易利益的关键因素研究其传导机制，并以相关数据对其进行实证检验。
（一）贸易利益中的“马太效应”传导机制动态分析
首先，构建模型假设：
1.一国生产某类商品的劳动生产率与世界平均水平存在差距（主要体现在不变资本的使用效率），以α代表该差距。其中，α>l代表该国劳动生产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代表该国劳动生产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2.一国的劳动复杂程度与世界平均劳动复杂程度存在差距（主要表现在可变资本的使用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交换就必须要考虑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换算系数β。β>l代表该国劳动复杂程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β<1则代表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3.世界商品生产存在着市场竞争性不同的两个行业：高技术密集型的垄断性行业、低技术密集型的高竞争性行业。以δ代表行业竞争差异性，δ值越大表示垄断性越强，反之则代表竞争性越强。
4.国际经济制度权利因素在世界分配不均。以φ代表一国的国际经济制度权利指数，φ值越大表示国际经济制度话语权越大，反之则代表话语权越小。
5.国际商品交换以国际价值为基础。给定剩余价值率为100%，商品i的国际价值为
m(i)，q(i)分别为单位化后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量和产量，αq(i)为一国商品的出口量。
如果仅在满足假设（1）和（2）的前提下，一国通过贸易交换所获得（或损失）的贸易利益可用国际超额剩余价值（△W）表示为：
△W=(ww(i)－wN(i)αq(i)
=(α－β)／(V(i)+m(i)．△W>0(<0)）（1）
如果同时满足假设（1）一（4），国际贸易交换的基础变为由市场和人为因素共同决定，即国际竞争形成的商品国际价值、商品的垄断性δ以及国际经济制度权利分配都成为决定一国贸易利益（B）的重要因素：B＝B（α，β，δ，φ） （2）
这是反应当前国际交换现状的最现实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衡量一国贸易利益的变动显得更为复杂。一国出口的产品类型很大程度上与该国在国际分工中处所的地位相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高，科学技术研发能力较强，国民教育水平较高的国家，往往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顶端，从事高技术性商品的生产和出口，这类商品具有较高的垄断性，价格需求弹性较小；反之，那些全员劳动生产率较低，科学技术研发能力较弱，国民教育水平较低的国家，往往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低端，从事高竞争性的劳动密集型或者资本密集型商品的加工生产和出口，价格需求弹性较大。因此，商品垄断性差异性δ实际上也是α和β的函数，即δ＝δ（α，β）。因此，（2）式可以重新写为：B＝B[α，β，δ（α，β），φ] （2'）
其中，dB／dδ>0，dB／dφ>0。值得注意的是dB／da和dB／dβ的符号问题，根据国际价值理论，技术进步对不变资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商品数量增加，单位商品价值下降，在国际交换时可以获得国际超额剩余价值，这是短期状态分析。从长期动态角度来看，这种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会随着技术进步的普遍推广而逐渐弱化。因此，α与贸易利益应该呈现出二次型变动关系，即随着的增加，贸易利益将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同理，技术进步对劳动复杂程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方面。一个国家人力资本投资越大，该国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复杂程度也就越高，体现在商品中的价值量也就越大。但由于人力资本投资一般都具有滞后效应及时间成本的特点，因此，β与贸易利益之间的正相关性要经过一定时间之后才能显现出来。
上述分析表明，一国的贸易利益直接受α，β，δ，φ四个因素的影响，并最终落脚于α、β和φ上来，这三个因素成为国际贸易利益“马太效应”的三个主要渠道。因此，下文将通过剖析哪些要素能够影响α、β、φ的基础上，分析国际贸易利益中“马太效应”及其传导机制。
传导途径一：科技进步通过影响不变资本的技术系数使贸易利益产生“马太效应”。
不同国家的科技进步对不变资本的影响在实际经济中主要表现为固定资本投资的差异方面。技术进步通过作用于固定资本投资总量、固定资本投资结构等方面对不变资本的技术系数α产生影响。具体而言，可以将α看作为以下变量的函数：
其中：αt-不变资本的技术系数（即技术进步对不变资本的影响程度）；At-科技进步，主要体现在一国的R&D支出以及专利发明数量等方面；It-固定资本投资总量；ρt-固定资本中投资于技术密集型产品或行业的比例，εt-外部经济冲击；Bt-1-上一期获得的国际贸易利益（＞0或者<0）。
最发达的科学技术及其应用往往最先产生于发达国家，随着技术进步从中心向外围的扩散，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间形成不同的生产能力与生产格局。国内生产格局的分割必然导致固定资本投资导向和国际分工的差异：发达国家由于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最上游，R&D支出水平较高，固定资本投资重点集中于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型行业；而欠发达国家大多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底端，研发和创新能力较弱（如表1），其固定资本投资重点集中于劳动密集性的初级产品或者资本密集型的加工行业。由此形成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形成不同的出口结构（如图1），发达国家以出口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高资本型产品为主，可以获得巨大的国际贸易利益。与此相比，欠发达国家出口主要以附加值较低、高竞争性、价格需求弹性较大的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者资本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为主，极易受到国际经济波动及进口国政策的影响，所获得的贸易利益极其有限。
传导途径二：科技进步又通过影响可变资本的技术系数使贸易利益产生“马太效应”。
技术进步通过作用于教育投资支出、职业培训支出等方面对可变资本的技术系数产生影响。由于技术进步对可变资本的影响效果通常都具有时滞性，本期的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投资的产出效益只能在下一期的中体现出来。因此，β可表示为：
其中，βt-可变资本的技术系数（即科技进步对可变资本的影响程度）；At-科技进步；Et-1-上一期的教育投资支出；Ht-1-上一期的职业培训支出；Bt-1-上一期获得的国际贸易利益（>0或者<0）。
在劳动力不可国际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初始的人力资本禀赋和教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生产优势和国际分工。一般而言，高科技产品的生产都具有很高的科学技术水平要求，在产品研发和创新阶段需要投入大量的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及资金，而能提供这种条件的国家只有某一个或某几个发达国家。因此，发达国家一般都具有出口超绝对利益的技术垄断性产品的能力，可观的贸易利益又使政府和私人部门有动力在下一个周期进一步加大社会的人力资本的投资，使一国贸易利益进入良性循环。与发达国家相比，欠发达国家的初始人力资本禀赋不足，教育水平低下，凭借劳动密集型或低技术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只能获取微薄的贸易利益，难以为改善下一周期的贸易利益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本投资。
传导途径三：国际经济制度权利分配为“马太效应”的传导提供了更为隐蔽的渠道。
一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其制度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利大小，成为新时期内影响该国贸易利益的一个更直接、却又隐蔽的渠道，主要表现在科学技术水平、贸易地位以及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决策权等方面（如图2、表2）。将其表示为函数关系为：
其中，φt-制度系数（即一国拥有国际经济制度权利的大小）；At-科技进步；St-一国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决策权或投票权；tradet-一国的贸易地位；Bt-1-上一期获得的国际贸易利益（>0或者<0）。
（二）实证分析与检验
本文以美国、英国、日本、中国、印度和墨西哥六国的经验数据为对象，对贸易利益“马太效应”传导机制中各因素对贸易利益的影响作用进行实证检验。按照2006年世界银行根据收入划分的国家类别的标准，美国、英国、日本三国属于为高收入国家，中国、印度和墨西哥则属于中等及中等偏低收入国家。本文将高收入国家看作为发达国家，将中等及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看作为欠发达国家。
1.人均出口贸易额（EX）为一国当年贸易出口总量与国内人口比值，本文仅考虑出口利益并以此作为一国贸易利益的代表变量。该变量数据样本来源于世界银行WDI统计数据库，时间跨度为1960-2007年。
2.固定资本形成率（Cfixed）为年固定资本形成额与当年GDP总量比值，数据样本来源于世界银行WDI统计数据库，时间跨度为1960-2007年，该变量同因变量之间应为负二次型函数关系。
3.高科技产品出口率（HT）为一国当年高科技产品出口额与制造业出口额的比值，数据样本来源于世界银行WDI统计数据库，时间跨度为1988-2006年。由于一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率越高，代表该国出口结构越趋向优化，所得的贸易利益也就越大，因此该变量应与因变量正相关。
4.R&D支出率（R）为一国当年研究和开放支出与GDP的比值，样本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统计数据库，时间跨度为1996-2006年。R&D支出与投资直接关系着科学技术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能力，而这又通过不变资本作用于贸易利益上来，一国R&D支出应与该国贸易利益正相关。
5.高等教育入学人数（E），数据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统计数据库，时间跨度为1980-2002年，该变量同因变量之间应为正二次型函数关系。
将固定资本形成率（Cfixed）、高科技产品出口率（HT）、R&D支出率（R）和高等教育水平（E）对人均出口贸易额（Ex）进行对数线性回归，得到：
回归结果显示：高科技产品出口率和R&D支出率都与贸易利益正相关，HT和R每增加l%，当期贸易利益便会分别增长1.7%和0.6%。而固定资本形成率和高等教育水平两个变量也符合理论预期与贸易利益之间呈现出二次型关系：（lnCfixed）2项系数为负，说明随着固定资本形成率的提高，贸易利益先上升后下降。（lnE）2项系数为正，说明随着教育投资支出的增加，贸易利益先下降后上升。此外，除常数项外，所有自变量系数均在95%置信区间内显著，R方和调整后的R方值均在0.99以上说明模型拟合度较高，自变量对因变量有较好的解释性（见表3）。
三、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认为，一国内部的科技创新及外部的经济冲击（例如经济危机）是打破马太效应的关键因素。首先，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模仿、学习、和创新成为其工业化进程中几个必然阶段。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模仿国外产品的制造，以此推进国内新型产业的形成或者原有产业的升级。但模仿只能带来短期效应，一个国家工业化的不断深入必然要求一种高于模仿贡献程度的技术进步——技术创新。熊彼特曾将技术创新看做是“一种生产函数向另一种生产函数突进的过程”，具有内生性，它决定了一个国家或者企业能否主动的选择改进生产函数的行为，是推动一国生产模式和贸易结构改变的最有效的内部力量。例如韩国、东南亚等国家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等就是靠自主创新成功改变生产结构、改善贸易格局的最好例证。其次，与技术创新相比，来自于外部的经济冲击，例如经济危机，也是打破马太效应的另一个重要力量。同技术创新的内生性和主动性不同，外部的经济冲击对一国而言具有外部性和被动性。一国在外部经济冲击的影响下，被动的改变原有的生产和贸易模式，继而改变原有的贸易增长路径。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贸易地位和贸易结构都在不断优化，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相比，仍然遭受着贸易利益流失的损失。因此，内部技术创新和外部的经济冲击对我国有着很大的启示作用。
首先，我国应不断致力于加大高科技研发创新的力度和科技教育的投入，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和产业的技术水平，充分发挥知识资本在出口贸易中的作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在国际交换中获得更多的出口利益。同时，政府在由模仿转变为创新过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除了要对科技部门和研发机构提供大力支持外，还应对不断完善和出台有助于扶持、鼓励企业内部的科技创新的法规和制度，以此调动企业内部创新的积极性，促进科技进步不断深入发展。
其次，在本次美国次债危机影响下，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过分依赖外需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弊端。虽然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部门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除了出口增长率下降之外，还带来了一系列就业问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又为我国的外贸需求结构带来了契机。因此，在危机阶段，我国应采取相应措施积极促进外需向内需转化，主动进行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外贸出口生产结构。并根据我国东西部经济资源禀赋差距的事实，按区域转化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格局，以促进东西部地区经济平衡发展，优化整体生产结构、贸易结构和经济福利。
参考文献：
郭连成.1999.经济全球化及其对世界不同类型国家的影响[J].财经问题研究（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4，最不发达国家报告[EB／OL].http://www.unctad.org/ch/docS/ldc2004overview_ch.pdf.
严浩坤，孙方娇.2004.论贸易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增长”[J].贵州社会科学（2）.
Henry Vehmeyer.2004.Globalization and Antiglobalization：Dynamics of Change in the New World Order[M].Published by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Burlington.
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1997，p.156，Washington D.C.
（作者简介：李真（1981-），山东青岛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政治经济学。）
作者：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李真 来源：《国际经贸探索》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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