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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经济学家忽视的“公平”,被行为经济学家找了回来
“公平”非常有价值,这么简单的事情,可惜却随着经济学的数学化,边际革命,特别是主张“市场万能”的“芝加哥学派”的崛起,而被几代经济学家都遗忘了。
我在《夏春:香江風波和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这篇文章里说,只懂得米尔顿·弗里德曼学说的香港政府和商界,实在是病得不轻。去年香港动荡六个月,其中一个核心原因就在于香港市民普遍认为政府做事“不公平”。
我在文章中建议,香港社会非常需要了解另外两位弗里德曼的学说,一位是主张“世界是平的,深的”的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一位是主张政府应该对经济进行适度干预的哈佛大学教授大卫·弗里德曼(David Friedman)。
“公平”这个概念,是怎么被找回来的?很简单,是一群不喜欢经济学太数学化,主张研究现实中人们的行为的经济学家找回来的。
经济学里最数学化的一个领域就是博弈论(Game Theory),它本身就是数学里面的一个分支。看过电影《美丽心灵》的人都知道,博弈论最大的贡献者约翰·纳什(John Nash),就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博士。
纳什的发现很简单,当人人都追求“自利”的行为时,可能让每个人都得到更加糟糕的结果。在电影里,普林斯顿的大学生,都想追求校花,结果就是谁也没有女朋友。
大家更熟悉的一个概念叫做“囚徒困境”,对每个囚徒来说,招供是比不招供来说对个人更有利的选择,但大家都招供,结果就是都被投入囚牢。
而“人人为己,有利社会”的观念,则来自于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连接个人“自利”行为和社会结果的机制,就叫做“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在1953年被两位经济学家在一些合理假设下,用精妙的数学推导严格证明之后,被整个经济学界视为圭臬,这也正是“芝加哥学派”主张“市场万能”,引以为豪的基础。
显然,纳什的发现,极大地动摇了这一基础。
但是,纳什的理论,以及其延伸出来的更加复杂的版本,本身就依赖于一个极强的假定,就是人人都是自利的。相信者就会高声呼吁,当有机会“发国难财”时,就一定要抓住机会“趁火打劫”。尽管这样做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不利整个社会的结果。他们会假装不知,或者真的不知道。
口罩抬价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可惜的是,那么多饱读诗书的经济学教授,居然把纳什的发现抛之脑后,一起为“发国难财”的行为唱起了赞歌。
“人人都是自利的”这样一个假定,究竟符合现实吗?在芝加哥学派最风光,米尔顿·弗里德曼享受电影明星一样追捧的年代,没有人去质疑这样的假定。
直到有人设计了一个极其简单的博弈游戏:两个人分一元钱,前者提出分配方案,后者可以接受,按此分配,或者拒绝,这样两个人就什么也得不到(另外一个版本允许后者重新提议分配方案,但是这样做一元钱会随着时间减少)。
按照“人人自利”的假设,前者的最佳选择就是独吞一元,不给后者分毫。对于后者来说,接受这样的结果,和拒绝这样的结果,所得都是一样的,零!
这个游戏简单到不需要懂得任何高深的数学知识。然而当教授们邀请学生真来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他们发现,几乎没有人会选择独吞一元。尽管分配结果不一,但最常见的结果就是“五五分”。问他们为什么,回答是:这样做才公平!
教授们不信邪,把游戏规则改成“独裁游戏”,前者的分配结果,后者只能选择接受,不能拒绝。结果几乎是一样的,享受“独裁者”权力的参与者,依然会给“被独裁者”留下一定的金额,虽然要低于“五五开”,但不是独吞!
把一元换成更加符合生活真实场景的金额,游戏的结果都显示,人们在乎“公平”,不是绝对的“自私自利”!
等到全体经济学家都对这样的实验结果相信和接受之后,才有人突然发现,原来亚当斯密在他的名著《国富论》里早就强调了“公平”的重要性,在他另外一本常常被经济学家忽视的名著《道德情操论》里,“公平”的价值和意义更是被反复论述。
经济学就这样误入迷途,绕了一个天大的湾子,才终于重新认识到“公平”的价值。如今,关于公平的研究论文越来越多。201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行为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就在他的自传体著作《“错误”的行为》(Mishbehaving)里,专门用了一章来介绍“公平”的重要性。
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塞勒教授可不是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任教,而是任教于商学院的“行为科学”系。他的行为经济学研究依然受到信奉“市场万能”的经济系很大的抵触。
“网红经济学家”引用的赞美“发国难财”的三位诺奖得主,两位在芝加哥大学渡过自己一生的教学和研究生涯,尽管他们都已经离世,但影响力依然不减。
在中国,信奉“市场机制”达到“原教旨主义”的经济学家很多,他们绝大部分是90年代中期之前毕业的留学生。可惜的是,从他们的言论来看,对于经济学前沿研究的新进展,他们并没有密切跟踪。
反而是2000年之后海外留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这次积极撰文,反驳为“发国难财”唱赞歌的行为。实际上,“网红经济学家”的学生,留学美国任教之后,在“知乎”上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他的知识结构还停留在70年代。
我写下一个判断:两位或者三位经济学家,一位叫做Ernst Fehr,一位叫做Klaus Schmidt,以及Colin Camerer以对“公平”的研究贡献,极有可能在十年之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与普罗大众脱节的经济学家
这些天,围绕“发国难财”而展开的争论,相信经济学家的名声再一次备受打击。其实,经济学家的名声远远不如牙医,是梅纳德·凯恩斯在名著《通论》里就嘲笑过的事情。
我有一个习惯,欧美一流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出版新著作时,我通常会在第一时间从美国Amazon网站购买。2019年11月中旬我一次性买入了五本著作,包括主张对超级富人征收“财富税”的《不公平的胜利》(The Triumph of Injustice),主张美国企业从竞争转向垄断,欧洲企业从垄断转向竞争,因此必须加强对美国垄断企业监管的《大反转》(The Great Reversal),支持“现代货币理论”的集大成著作《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以及研究推动08年金融危机不断扩散新机制的《信念危机》(A Crisis of Beliefs)。
不过,我收到后,马上细读的第一本书却是《艰难时代的好经济学》(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原因很简单,作者恰恰是去年10月获得“诺贝尔奖”的夫妇Abhijit V. Banerjee和Esther Duflo。
这本书让我倍感有趣的是,在第一章,两位作者就对自己的经济学家身份展开了自嘲。他们引用了两个民意调查,都显示普罗大众对于经济学家的声望排名极低,通常会在众多职业中排名倒数第二,因为倒数第一的位置总是被“政客”抢走了。
更具体来说,两个民调都显示,相信经济学家的人口比例只有25%,相信天气预报员的人有50%。相信政客的,只有5%。
顺便说一句,排名第一位的通常是教师或者护士,不过在这轮疫情应对中,香港部分护士“临阵脱逃”的表现可谓是让人大开眼界。
两位新科诺奖得主引用了一份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研究非常有意思。在20个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上,来自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40位经济学家的看法,和美国普罗大众的看法,差异高达35个百分点。
注:EEP代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意见,FTI代表美国普通民众的看法
举例来说,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否提升了美国人的平均福利这一问题上,95%的经济学家回答“是”,而普罗大众做出同样回答的只有51%。
对钢和铝加税有助于提升美国人的福利水平这样的观点,经济学家全部反对,但33%的普罗大众表示认同。
对于大企业的CEO薪酬过高的观点,39%的经济学家同意,普罗大众持相同观点的则有67%。
这20个问题里,没有“发国难财”值不值得赞美和嘉许这一问题,本来我想在此加一个投票问问大家的意见,可惜公众号每篇文章只许设置一个“投票”,而我在文章开始时就用掉这一权限了。大家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您是支持,还是反对“发国难财”的行为。
一个待解的谜题
我写这篇文章,是期待那些认为“发国难财”行为值得嘉许的“经济学家”们,重新补一补前沿研究强调“公平”重要性的课。
但我更想回答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口罩短缺引发的恐慌情绪在不断蔓延?
前文提到,为买到口罩,200人会为了20盒口罩而排队,这似乎很容易理解。事实上,为短缺的口罩而排队的行为非常类似于担心银行存款不足,而排队提款的行为,这一行为在经济学上被称为“银行挤兑”。
这一相似性为我的好友,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和香港科技大学的王鹏飞教授捕捉,他以自己对“银行挤兑”的研究提出建议,或者由政府来统一分配口罩,给到最可能被病毒感染,最需要口罩的人,或者由政府来统一协调生产。实际上,这样的方案非常类似于对“银行挤兑”的解决。或者采取协调分配,或者成立“存款保险公司”,政府出面解决银行和储户之间的期限错配难题。
实际上,我在美国读博期间,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2000年初,中国的四大银行呆账坏账众所周知,却没有发生任何银行挤兑的现象?
为什么今天,大家会为了口罩而大排长队?到底是什么改变了?
也许,答案可以在《信念危机》这本书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