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鸿业先生的选择
昨读徐秋慧博士《忆高鸿业先生二三事》(《经济学家茶座》2010第一期),其中讲到高先生1956年在美国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在是否回国的问题上有过一段思想斗争,看后很是让人感动。
当时,高先生已经在密苏里大学谋得副教授职位,有了汽车、住房。但舒适的物质生活并不能丝毫减弱先生对祖国的思念和眷恋,精神上的痛苦日甚一日,先生翻来覆去地思考:已经35岁了,成家立业似乎已经不能再拖。可是如果在美国成家,有了家庭,回国就更难了,甚至成为不可能。先生想,我是中国人,是吃中国饭长大的,如果一辈子没给中国人干一点活儿,对不起国家,那会是终生不可弥补的遗憾。如果留在美国,最终归宿顶多是有一辆汽车和一幢住宅,晚年在街心公园的草地上晒太阳,事业上未必会有什么成就。如果一辈子一直在给外国人打工,死的时候心理一定不会安宁。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先生毫不含糊地决定回国。
高先生回国后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当时新生的中国人民大学只教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课程被改造成“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任务是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一个批判的靶子。我们可以想象,高先生内心中一定经历了许多的痛苦的折磨。一方面,高先生不遗余力地传播西方经济学知识,培养国人的市场经济的理念,一方面又不得不从政治需要出发,站在对立面,对西方经济学大加挞伐。这种矛盾心态集中体现在其主编的《西方经济学》一书中,高先生在每个章节的主体部分把西方经济学的精髓完整呈现给学子们,确又在每章的“小结”里做了全面不定。这样,高先生通过那些充满政治味道的言论把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包装起来,达到了出版传授的目的,同时也把自己保护起来,以免引火烧身,是一种无奈,这也正是中国文人的悲哀之处。高先生好累!理解了。
就这样,高先生在人大一呆就是50年。其在经济学教育上的贡献人所共知,举世公认,晚年时不知是否能够“拥有了一辆汽车和一幢住宅”不得而知,但在街心公园的草皮上晒晒太阳的理想应该是实现了,首都北京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远远超出了先生“在草皮上晒晒太阳”的愿望。那本由高先生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四次再版,发行1000多万册,为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我想,这就是高先生最大的收获。高先生不愧是经济学大家,他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这个选择值!
想想那些享受着国家的留学补助,一去不回的人们;那些在国外没有市场,回来大把大把赚国内学子黑心钱的人们;那些对国家了无贡献,快老死了才回来诂名钓誉“啃嫩草”的人们,高先生的品格高尚得多了。敬向九泉下的高先生致于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