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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中国模式巨大成就的四大代价
2010-08-16
摘要：针对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越来越热的现状，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丁学良昨天做客做客岭南大讲坛，对成本代价系统进行全面检讨。“在讨论过程中，绝对要反对绝对主义、极端主义。一定要理性，要尽可能避免太意识形态化、太片面地讨论中国的发展政策。”
“我一再强调，成就不能低估，但付出的成本代价更不能低估，前进的政策创新来源于对问题的反思，不对中国模式中成本代价系统进行实事求是的全面检讨和反思，将会堵塞对中国模式进行重要的调整和修正的创新来源。”
“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西方谚语来形容中国模式极为贴切。中国模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中国也为这些成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成本”。针对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越来越热的现状，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丁学良昨天做客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上称：“在讨论过程中，绝对要反对绝对主义、极端主义。一定要理性，要尽可能避免太意识形态化、太片面地讨论中国的发展政策。”
不能站在“文革”立场否定改革
演讲开始，丁学良就表明立场：“在中国模式实行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些很重要的成就，这一点是不能抹杀的。抹杀这一点，我们就回到‘文革’时的那种立场。改革开放出现了不少问题，但是不能站在‘文革’时候的立场来看待它，更不允许站在‘文革’的立场上来否定改革开放30年基本的成就。”
丁学良亦认为这些巨大成就的取得是以两大类四方面的代价换来的。第一类是物质性的成本，包括两个方面。其中最主要的代价体现在对中国的相对弱势群体、相对弱势地区、相对弱势领域的持续不断的剥夺。第二个是对中国深层的环境生态系统进行持续的剥夺、掠夺和损伤。
第二类代价是非物质性的，是体制性质的。中国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绩的同时，掌握公共资源部门(既包括官员也包括其他的非政府、非行政系统的公共部门)里持续、大面积，而且是不断的精致化的不规则行为。这些不规则行为中包括腐败，但比腐败更广。
第四个巨大代价是在整个中国模式推出和不断的贯彻执行的时间内，中国公共政策领域受到的限制越来越严格，使得在一连串非常重大的公共政策上无法进行公开的、持续的和富有前瞻性、开创性的讨论。
问题压下去并不等于解决了
“像中国这么巨大的国家，每人每天都会遇到很多问题，如果有公开、理性的公共空间讨论、探索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就能对那些显性的和隐性的重大问题进行及时的处理，以创新的思路来进行重要的社会层面上的实验。但是很遗憾，这方面的空间在大部分的时候都受到了限制。这样就导致原来并不太大的问题，在产生的初期就被掩盖起来了，而这些被掩盖的问题就会被发酵、就会被膨胀和恶化，至爆发时将成控制不了的问题”。
中国发生的很多突发性危机，实际上在很多年之前，就已经被人提出来了，当时被提出来之后，因为它不符合当时有权势者或者是集团的利益，或与主流观点相左，就被压下去了。但是压下去并不等于解决了，若干月或若干年后，当它迸发出来时，对整个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损伤，破坏性的后果。它让“中国人在个人层次上、社会层面上那么多创造性的思维，不能进入正规的制度化渠道，这才是我们很多问题得不到及时处理的根本原因之一”。
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正在萎缩
在分析付出的代价后，丁学良称“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正在逐渐萎缩”。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于三个轮子支撑。即外贸出口，国内的基础建设投资，以及国内居民的家庭和私人的消费。但前两个轮子越来越大，越转越快，但第三个轮子却被压制得越来越小、转动越来越慢。“这种严重的不协调、不配合，将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越来越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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