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谁是敢说真话的小孩
——为中国少数几个真正经济学家的辩护
翟一达
从去年郎顾之争持续到最近对经济学家公信力降低的评价,我心中失望的情绪是与日俱增,在失望之余又有了几分悲叹。曾经叱咤风云掌握话语霸权的的中国经济学家在经历了此番波折后竟显得如此之苍白和虚弱,在中国公众心中竟面临起了信任危机,以至于有人要急于划清与主流经济学家的界限或提出一些诸如公平、平等的怪诞主张而不知所云。我内心真怀疑他们是否真正明白了此二词的真谛,抑或装模作样甚至别有用心的“用词不当”。
中国青年报关于中国经济学家公信力的调查是发源于香港科技大学
所谓中国经济学家面对的信任危机应该追朔到一年前的郎顾之争,近期的丁、邹言论在相当程度上是讨论的另一个涉及如何治学的问题,与什么经济学家的公信力丧失本身就不是同一个问题。他们的言论即使极端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恰恰在经济学界的多事之秋时发表,又被引申为民众对经济学家的信任丧失,让人感到有些失望,我不得不将这些所有的这些事件都连为一串。要讨论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家的信任危机,以及产生这种影响的原因,我认为应该从郎咸平谈起,他营造了一个一言堂的气氛,也造就了今天他自己成为中国公信力“最高”的经济学家的神话。
在专制主义领域,批评权威是危险的。而在一个相对自由活跃的领域挑战权威往往可以使自己出名。试问“郎咸平”、“丁学良”“侯若石”(清
敝人曾有幸入经济学门坎,后改行社会学,我倒也认为固化的学科划分对问题研究的制肘,但今天对中国经济学学家的批评讨论似乎 是不应只局限于经济学界,所以
从郎咸平跳出来攻击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时,以至后来的公开论辩,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已不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我们几位少得可怜的反对郎派观点的经济学家仍将其作为学术讨论而渐入人家的圈套。郎咸平自称、也被称作是敢于说出皇帝未穿衣服的小孩,但在我眼中,真正在压力下敢于说话的是张维迎、周其仁等少数几个人,他们才是“说真话的小孩”。郎和他的拥护者之流不过是善于说谎、挑拨离间的耍小聪明的儿童。为什么这样呢?科学研究中一个内容是实证地分析“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另一个内容则要讨论“应该是什么的”这样的规范问题,而常常有人将后者归入实践者行动的范畴而非科学研究领域,因为它包含了价值判断,而这样的价值判断可以出于个人内在本性的执着标准(比如坚持公平取向或效率取向),也可以顺风倒,看哪种价值判断对自己有利,就主张哪种,这样左右逢源,说的永远是对的。在一项研究中将二者搅在一起是危险的。我赞成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态度是:带着价值关怀去寻找对象,但在做研究的过程时应保持冷峻、严肃、中立的态度。尤其是那些大谈泛道德的人,张口闭口就是一项研究背后的利益驱使,说研究者没有道德,又是什么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些都是滑稽可笑的,他们根本混淆了实证研究和道德判断的区别。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些做价值判断的人常常见风使舵,你可以看到他们前后观点的迥异,而他们又善于以民众利益来欺骗大众,以获得大众的支持。这里有一个绝好的表面上代表民众利益却最终损害民众利益的例子——最低工资法案。当学者甲信誓旦旦的宣称要维护民众利益,ZF应设置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被雇用者的收入。这样的主张自然会被认为是“有道德的”而学者甲不被称为“最具公信力的经济学家”才怪。民众喜欢这样的学者,这种不做实际研究仅凭想象的投机分子。看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一大批企业由于最低工资标准造成的成本上升,只能纷纷裁员或不再扩大规模,结果只会使更多的人失去工作。而经济学讲的是机会成本,一名工人接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作是因为这份工作可以带来比他原来工作更高的收入,他的福利是增加的,所以布坎南才要强调以自愿性的同意作为效率的标准。最低工资将彻底打碎这些人的饭碗,使他们原来可获得的收入都被剥夺。以上就是我们“富有道德的经济学家”的杰出作为。而一名真正的经济学家他会坚持市场自愿原则,即使这导致了他被批评为“不关心下层利益,成为有钱人的代言人”这种肤浅的批评。
我常常在想富人就那么讨厌吗(尽管我是一个十足的低收入水平者)?为富人“代言”就十恶不赦吗?一个社会没有富人的存在,怎么会形成激励机制去激发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去奋斗追求,只要社会流动是通畅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富人”。如果没有富人的存在,谁来投资建立各种组织,使得我们可以获得一份工作,从而有钱能养家糊口。对富人的仇视,一些人是从绝对平均主义立场出发,这还情有可原,毕竟只是思想跟不上时代(思想跟不上时代是中性的,比如我在某些方面就经常这样)。另一些人是因为自己也想成为这样的少数富人却成为不了,嫉妒的心理让他仇富。为富人“代言”又有什么可耻?为富人代言最终是为人民代言。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在意识形态中要那么强调富人与穷人的对立,激发他们相互间的敌意,这样做的意义何在?大家认为富人的日子好过吗?在过去他们的财产是随时都可能被没收的,强势与弱势是相对而言。经济学家认为保护产权至关重要,为在中国实现对私产的保护不懈地努力,他们是基于产权确立与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对产权的保护是为了促进一国经济的繁荣,这在历史上各国的经验研究中都有证明,而并非简单的被某些人说成是为富人代言。而民众不明白这些道理也罢,但那些扛着教授、博士头衔的人也在见风使舵,不是敢于说出真理,而是怕得罪民众,最终激发社会对说真话的经济学家的不信任。
学者的可爱之处就是根据事实来探索真理,说实话是他们的追求,真正的学者丝毫是不会介意这样的研究结果会给自己扣上什么离奇的帽子。我是不赞成将学术泛道德化的,从我前面的例子中,任何一个非白痴都会承认这种所谓的“道德”才是真正有害于民众福利的最大的不道德。所以我说真正的经济学家不存在为富人代言,如果一定要说代言,那是为国家、民众的长远利益代言。
云南玉溪卷烟厂的储时健出事时,烟厂的绝大部分职工都为他们的老厂长抱不平。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烟厂在储的经营下成为每年向国家纳税上亿的大型企业,而储自己的收入相比之下寒酸许多。对于这样的企业家我们是否应该善待?同样郎咸平指称的那几家国有资产流失的企业,它们的决策领导者也是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郎完全没有看到企业的整个发展变迁过程。中国有些事是很奇怪的,当这些企业经营艰难、无力竞争时,没有人会关注他们。当一位有能力的管理者耗尽心血将企业作强时,为国家、企业职工带来巨大收益时,就会有人眼红,跳出来指责这些企业家多吃多占。郎咸平一类人大谈国有资产流失,他们怎么不看看国有资产增值的部分,按他们的计算国有资产早就流失完了,甚至成为会计上的负值,但一个个大企业不都站立在我们身前,其发展之势似乎并未停止。对于这些为企业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为什么就那么容不下他们?如果没有他们,企业仍将半死不活——一堆没有流动起来的资本怎样增值?哪里可能改善职工的待遇,为国家贡献赋税,使得我们的再分配体制有了物质基础从而可以关照到更多的下层民众。把这些企业都打倒,谁来贡献税负?把这些为企业发展付出心血的人打倒,不仅是没良心的问题,我看简直与轼父无异。郎等人倡导的是何等一种激励制度,大家平平庸庸,企业濒临倒闭,任何人都可以相安无事。这是一种鼓励平庸、不思进取的制度。说到底,表面上看虽是避免国有资产流失、维护人民利益在纳谏,最终只会导致资产停止增值、纳税减少、造成失业的恶果,让更多的人无法接受社会保障的救济。
道理就那么简单,明白此理的人大有人在,但只有张维迎、周其仁几位经济学家站出来反驳郎的痴语。即使认为张维迎与周其仁等人说的是对的也没有更多的经济学家仗义执言,为什么?因为郎咸平已经被神圣化了,它代表的就是真理,它代表的就是民众的利益,谁要反对他,那不得了,这不就成了全民公敌了吗?保持缄默者还尚存一些良心,那些大行其道批驳张的大陆经济学家动不动还发表什么声明“挺郎”,我看算了吧,摘下虚伪的面具,别装腔作势的,人家郎先生“代表”的是大众利益,支持他的人多得去了,大家都想往他身边靠,以沾得一点仙气庇佑自己,用得着你们装腔做事的声援吗?郎不是在做学术,我到建议他去做政治家,他那么善于投民众之所好,人家想听什么他就说什么,提出的观点那么吸引人,香港特首的职位到可一试。我们的民众又是多么的可怜,他们没有更多的知识和理性思考能力,往往为短期利益和情绪煽动所诱导,甚至支持一些危害自己长远利益的事情还乐此不疲,成为了别人的炮灰。我甚至可以猜想到凭张等人的智慧,他在站出来反驳郎之前就已经预料到自己的境遇会有多孤立。但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我相信这是凭着一名学者的良知所为,即使得罪了大多数的民众,也要避免由此带来的对企业家、企业发展激励机制的耗散,从长远来看这是有利于国家,最终也会有利于民众的。
说到这几位我眼中的中国的真正的经济学家,在这一年中他们的境遇我不得不用悲壮来形容。去看看互联网上对他们的谩骂,去听听道听途说者在公众场合撒他们的烂药,而一群被误导者忽略了争论的内容及本质,只记住了一个简单的结论:郎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张是代表富人利益的,中国经济学家不值得信任。然后进一步去传播。张曾在对郎的答辩中指出学者要独立于大众的情绪。在我看来,做学术不是政治投机,学者本人更应有一份独立清高的操守。投机ZF不对,投机民众也不对。任何真理的产生从来不会依据强大的ZF支持或民众数量上的优势而产生,在人云亦云,甚至民众狂热的偏执中保持冷静清醒已非容易,即使面对压力适时站出来提醒一下民众更加难能可贵。纳粹在德国上台前,凭借民族主义的巨大感召力赢得了多数民众的支持,被灌了迷魂汤的德国民众对纳粹政权是何等的狂热,结果是他们自己饱尝了战争的苦果。我想说的是不要以为一时在数量上得到民众的支持,自己就成了真理的化身,以为仗着民意就能怎么样。这不过是一时逞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所以当我看到中国青年报搞得这个中国经济学家公信力的调查时,心里觉得是何等的可笑。这能说明什么?能成为真理的证据吗?能证明郎咸平是正确的吗?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一段荒诞时期的记录罢了,若干年后再回过来看它,到时那些人就不会觉得理直气壮,而是觉得滑稽可笑,发现当时自己被愚弄了。
对于张维迎先生的情况我相对了解得多一些,他的人格比他的学术更让人崇敬。而这一点恰恰是正在被质疑的。我这个人有一个独特的嗜好,当自己欣赏的人生逢得意之时,自己愿意远远避开他,甚至不想以此来沾他什么光;但这人“落难”时,倒有几分侠义心肠愿意出来说几句话。80年代他写的“为钱正名”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后险些影响到他硕士学位的获得,新世纪之初他主刀的“北大教改”不知得罪了多少人,这次郎顾之争他更被许多人称之为得利集团的代言人。他做了很多不被同时代接受的事情,但并不代表他不被今后的人认可。除了一名学者的正直和无畏,还有什么能让他去承担如此多的诋毁,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在中国是无师自通的。古往今来,正确思想的被承认是需要时间的,那些貌似国家、人民利益的捍卫者,他们的投机伎俩总有一天会被识破,在历史上他们的角色也只不过哗众取宠的跳梁小丑。
作为普通民众,我们的目标是绝对不做猪。我们不能让自己的思想为少数人的糖衣炮弹所迷惑。那些假装关心民众的、站在民众立场上的虚伪者最终会害了大众。我们应该跳出自己狭小的圈子,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人云亦云本身就是一种从众无思想的表现。我们应该善待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过贡献的经济学家。而这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我们的经济学家是名人、公众人物,承受一些贬损也是分内之事(但千万不可过分),我挺支持厉以宁先生所说的经济学家要顶住互联网压力的说法(尽管很多人都对此很有意见)。既然互联网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表达,人人都有说话的权利,总不能不让人家发表意见吧。但面对诋毁和低水平的争论,我们的学者更要表现出一种豁达的胸襟,权且当作一群嗡嗡叫的苍蝇。另一方面,一个不了解中国过去20年改革过程,不了解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人,今天在这里批评数落那些有贡献的经济学家时,难道自己不自责自己底气不足和数典忘祖吗?我们整个社会难道像这样来对待为国家为人民利益做出贡献的人吗?当我们被赋予了说话的权利时,更应懂得以良知限制自己,慎用自己的权利。
最后我希望提醒民众的是,我们每一名大众自己随时都可能成为得利集团而阻碍改革。我的亲属都下岗或失业了,我的家庭收入也是属于低水平的标准。当我听到亲人在抱怨改革给他们带来的伤害以及怀恋过去平均主义下工人的地位时,我知道郎的观点对他们一定很有吸引力,他们也会参与到对张维迎的诟骂中以泄心中之不平。但我小心地审视自己的态度,尽量愿意以更加客观公正的态度来对待这些问题。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应该更能约束自己的感情,将实情传播给公众,为了长远的利益取得他们的支持,而不是挑起公众的不满,欺骗他们的感情,最终误导他们。最后我企望我们的社会能善待中国少数几位真正的经济学家,为他们营造宽松的环境不要将任何东西都与道德挂钩。压抑的气氛,泛道德意识形态的钳制,让学者们不敢说真话,如果这样的话,中国经济学界可能再也出不了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