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学者”排名的幻象(z,说的是传播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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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学者”排名的幻象

作者：庐 天

近年网上出现两篇研究“新闻与传播学学者”影响力的文章，对一些学者排就了名次。尽管作者依据论文数据或CSSCI数据力保得出结论的科学性，但在学术体制窳陋、学术道德污秽、对“科学学”不甚了了的前提下，想准确评价学者的实力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前，识破学术假象的难度很大，无论从哪个角度、运用什么方法、力求多么公正，对学者的影响力做出准确的估价并排出名次，都暴露出诡异连环的奇妙幻象。网上，徐剑的“核心作者群研究”及其名次表（简称），就是这种幻象的一个模本。

学术腐败下的论文评估有几分真实

在中国，科研机构和学者不是在同等权利、同等条件下从事科研活动的，学术竞争超出了能力的较量，导致种种不公平的现象。有些学者不是靠实力，而是靠地位、关系网甚至欺骗获得科研资源，接连发表劣质论著，他们的成果完全是用钱堆起来的。有的学校或科研机构由于历史悠久或人脉灵通，被命名为“重点研究基地，在经费资助、人才建设等方面得到特殊支持”，但他们拿出了什么像样的成果呢？给媒介的决策提供了哪些有益的参考呢？人所共知，国家的钱连年打了水漂。

有的项目评审小组被几个人所垄断，他们及其所在单位年年获得科研基金的大头，拿到钱后组织学生炮制书稿，或召开学术会把专家们的论文结成集子，草草找几位互惠互利的学者完成鉴定，再支付一部分经费给出版社出版，一个项目的全部操作就完成了。这种买书号的成果在“知名学者”中鲜为人知，视其为有影响力的代表作，不是将腐败化为神奇，就是在开历史的玩笑。

在西方发达国家，把研究基金给谁，以严格的科学程序进行多方评估，国家不会指定在高校建立研究基地，即使建立也经过认真的考评，由第三方投票表决。在我国，恰恰是由申报单位的人表决自己中标，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几家评委单位共同瓜分油水，其他申报单位只能大批落马。获取基地美称或项目的单位有了钱，再以“公费”出版低质书，辅以精心的包装手段，好像它的学术影响力就很高。国家被欺骗了。

现在多数新闻学术刊物摆脱了“极左”思潮的控制，以“学术为重，以文取人，正派办刊”的风气正在形成，但“四人帮”那种以人划线，擅权弄术、排斥异己、践踏学术公道的流毒在一些刊物的主管那里没有清除。不守学术道德、缺少学术关怀，“以人取文，排斥异见”的刊物还办得津津有味。把学术变成“为我所用、以我划线”，让真理成为“胯下之驴”，排斥了许多有创见的论文，这是深层的学术腐败。一些有深远研究目标的学者不愿意把精力用在宣传经验交流和理论颂词上，根本不给它们写稿。以这类刊物的发表率认定有影响力的学者，那不是天方夜谈吗？。

学术杂志崇高的刊格和高雅的旨趣，恰恰在于执意发表那些与己对立但却有重要发现的成果，多少期刊具有这种学术责任感和学术胆识呢？大家可以做出公论。多年来，一些有重大价值的创新性论文或文章大都是由名不见经传的刊物和网上发表出来的，像《南风窗》、《炎黄春秋》和《百年潮》等连核心期刊都不沾边，却发表了大量的好文章，其中包括涉及新闻学内容的文章。把目光盯在几家刊物上，分析新闻传播学者的实力，从一开始就忘记了学术腐败的暗流正在侵蚀科研的肌体，完全走上了歧途。

今天谁人不知，刊物发表论文背后的金钱与友情交易、学术芥蒂或嫉妒的势不两立，正在扼杀科学成果的高洁。有些刊物、特别是核心刊物是由几个人、甚至一个人选稿编辑的，如果给点好处，即使文质低劣也可登出来，一些优秀论文被挤掉。北京有家全国很重要的核心刊物，编辑的家里常常宾客盈门，发表权的等价交换就在客厅里或高级饭店的餐桌上达成。有家学术文摘期刊，由一位教授负责审定某专业文稿，他对另位教授有成见，在7年内没有转载一篇这位教授在业内引起广泛注意的论文。他私下对好友说：“我就是不转载他的，他能怎么着我！”一幅恃权奸佞的架势，颇有鸡肠狗肚的泼妇心态。

这里再举一例，7年前某学院院刊发表了两组争鸣文章，某个部级核心期刊只登争鸣一方的观点，对对立观点就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要统计作者在这个刊物上的发表率，证明作者的影响力，显然有违天理。当时争论的是报纸和新闻的商品性问题，三年后，实践和官方政策都证明，这家部级核心刊物排斥的观点恰恰是正确的。核心期刊没有登的文章就没有影响力，登的错误观点的文章就有影响力，这种黑白颠倒的逻辑对真理的亵渎，至今没有引起更多人的反思。

有的核心期刊、文献杂志是某个高校或科研机构办的，更多地发表、检索本校、本院作者的论文是无形的规定，其他单位高水平的论文不可能超出本单位作者的选用率。这里没有什么公平可谈，不要迷信这类刊物的诚信度。如果你认为这类刊物的论文都有水平，对全国学者的用稿机会均等，以其发表率和引用率来判断学者的影响力，那你不是不懂国情就是幼稚到家了。相比之下，各媒体办的核心杂志例如《新闻界》、《当代传播》、《电视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和《新闻爱好者》等倒是没有太多的偏见，把这些刊物排斥在选样之外，不可能得出全面的结论。各大新闻传播学网站是最公平的学术媒体，网页上学术评价的真实度一旦实现有效的技术监控，学术评价工作就不再是个难题。

在西方与这种情况完全不同。一篇论文能否在重要刊物上发表，要经过几位学术造诣和学术道德都很高的专家匿名评审，专家们不知道论文的作者是谁，完全根据质量对论文投出一票。我们能做到吗？做不到又如何能真实评价学术期刊上文章的分量呢？

学术道德滑落下的排名有几分公正？

社会道德滑坡，使学术良心也被污染，少数“学者”滥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鬼点子比一般商人更为刁钻。学者之间的掣肘不见拳脚相加，不闻言辞对决，更没有反目为仇，却在背后散布不阴不阳的言论，击其要害，抽其斧薪。

一次，某学者不知何故一时兴奋过度，竟对人大言不惭地说：“以后写文章不要引用×××的观点，他有问题，你引了可评不上优秀论文呦！要引多引我的。”后来，本文作者和几位同事闲聊，大家都吐露了真情：“他也同我说过。”经多次证实，这位诽谤他人的教授在几所大学都散布过类似的话。

在新闻传播学圈子中，不只一位教授精通小道消息，好像他是高层内幕的掌控者，诱导同行“对他不能不服”。背后攻击他人的恶习经常出现这些人身上，从他们的嘴里不乏听到：“这位教授品质坏”、“他的书没有水平”、“他的论文有不少抄袭”、“不要读他的东西”、“他到处捞钱，哪有时间搞学问，把调查数据一堆也叫书？”……诋毁他人、抬高自己，左右不明真相的人——特别是研究生和刊物编辑，实现“不战而胜”的小算盘有时很有效果。因为现在大量论文是研究生写的，许多人往往不知情，迷信自吹“同核心机构”有联系、又有点学术地位的人。其实他们是拉虎皮当大旗，虚虚假假，到处唬人。

近些年出现了一些新见解的论著，有人发表过一些客观评价文章，但也刺激了一些人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恐吓同行和研究生不要引证这些论著的观点。在学术道德的滑落下，引用率这一被世界公认的学术评价标准，不仅隐藏难以令人识破的幻象，甚至成为被人大加利用的工具。认为目前“学术理论体系不够完备，学术研究方法不够严谨，学术评价标准不够客观”，那么在引用率受到各种干扰情况下，把一两个核心刊物虚假的发表率、引用率看作学术价值的客观评价，就完备、严谨、客观了吗？

另一个较为普遍的倾向是，一篇几千字的论文，属上两位作者的名字，头一位是教授，后一位是他的研究生，此类论文是否有侵占学生成果的嫌疑？知情者都了解，高校有些教师惯以在学生的稿件上属名，明火执仗地掠夺弟子的劳动。学生面对老师的巧取豪夺，既不敢怒也不敢言，更不敢拒绝或举报。有些教授榨取学生的才智心安理得，多年来没有独立完成过一篇论文，离开学生就“走不了路”。有人公然张扬：“招几个博士给我做课题！”口气之爽快，似乎国家课题应由拿钱的教授的学生来做才天经地义，教授不过是乐享其成者。导师没有亲自写作，尽管有所指导，把学生写的东西归于导师一半，甚至被独吞，现在竟被认为是学术规则。对核心作者排名，是否知道两人署名的论文是谁写的？如果是两人“合作”的作品，那么教授的劳动占多大比例，是主创者、修改者还是一个字都没写的江洋大盗？如果连这些都不清楚，把两人署名的论文也作为核心作者排名的根据，这种名次还有何种价值？

更为普遍的学术道德缺陷，是少数人的“偷、装、剽”，引用他人的学术观点不注明出处，对他人的学术发现改头换面写进自己的论著里。这样的人常常到他人的最新论著中寻找猎物。我国学术论著的读者，没有养成对知识追本溯源的习惯，期刊编辑也缺乏知识与理论积累，往往把眼前论著提到的新东西视为作者的贡献，难免不把张三的发现误认为李四的创新。这样，谁能偷、能装就占了便宜。核心期刊发表的许多论文都带有窃取别人成果的痕迹，如不认真查找知识来源，难以判断哪位学者更有创造力。

当我们阅读《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这类严谨的西方学术著作，发现作者使用他人提出的概念、知识点和论点都随后以（××××[名字]，××××[年]）的方式标明最早提出者。这类引证出处在一页中竟多次出现，不仅对他人的成果表示尊重，也表明作者严谨的科学态度。在我们的教授著作里，引用他人的成果根本没有这个习惯，对别人提出的新概念、新论断毫不客气地使用，好像自己是首要的发明者。奇怪的是，这种“既装又偷”的手法却赢得一片赞扬声，索引、文摘类的期刊大加恭维。在这种学术诚信匮乏之下，按核心期刊论文或CSSCI论文评出的排头榜能有几分公正？

在西方国家，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学者相互尊重，背后诋毁他人、诽谤对立学派的言行，为人所不齿，根本没有市场。那里有许多潜心做学问的饱学之士，积累最新知识是期刊编辑的基本功，任何偷来的东西想蒙骗编辑几乎是在自我玩火，即使编辑没有发现，论著也会在发表不久被揭发出来。在两种不同学术风气和学术制度下，同样的学术规范有不同的作用，会获得两种不同的学术评价。不考虑我国治学的不健康因素，把西方的文献分析法用到中国传播学术界，真像两股道上跑的车，抵达终点的情况绝不会一样。

对原创性论著的鉴别有多少可信度？

徐剑的“核心作者群”分析和肖燕雄的研究，都把“方汉奇、陈力丹、刘建明、喻国明、黄旦、李希光、李良荣、张国良、明安香、陆地、孙旭培、黄升民”等多位成果有质有量的学者列入表内，在学术圈内不会有太大的分歧。但其他学者是否可列或如何排序，出入就很大。徐剑先生想通过他的研究，“启发人们发现和吸收有价值的‘学术原创成果’，跟踪真正的前瞻性研究领域”。如果想研究学者们的原创成果，就应找出那些有创造力的论著来分析，而不是去简单地检索几个刊物的人名或论著篇名。这样做可能难度更大，但如果不这样做，采取现有的文献方法，则一定要错误百出。

我们查阅一下徐剑罗列的论著篇名，发现研究者对学术的“原创性”和“创造力”的理解偏颇太大。看完“表4、表5的论文、著作被引排序”，不禁让人大吃一惊：有些论文实际是一般文章，谈不上任何“创新性”和“创造力”，也被请进了“上座”。例如：

3.《审稿是否可以公开了？》

4.《吸收优秀中青年科学家参加期刊编审队伍》

15.《科技期刊中一稿两投问题的探讨》

稍微有点科研常识或科研实践的人，都不会认为这三篇文章是创新性的论文。不知作者出于什么考虑，把这类一般报纸上才登载的内容视为科研成果而排上靠前的名次。这三篇文章虽然也有一些新见解，提出编辑工作不容忽视的问题，但毕竟不是富有创造力的科学论文。我们只能这样判断，仅仅依据引用5次以上就选择这样的文章当作优秀的科研成果，实在是不应出现的学术误判。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核心作者群研究”竟然把一篇会议介绍的文章也由于被引用5次以上被视为重要论文排在第九位。这篇“论文”的题目是：

9.《生物医学审稿和全球交流国际会议介绍》

看了这个题目，完全有把握说，“核心作者群”的排名可能是在似睡非睡的精神状态下写成的，否则不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可见，仅就核心期刊或CSSCI的文章引用率对学者的实力排出名次，不能不十分荒唐。那么，这类文章为什么会进入研究者选样的期刊呢？是不是本文前边提到的那些原因，这就不得而知了。“核心作者群”研究者又认为哪些著作是有“原创性”和“创造力”的呢？方汉奇教授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排在首位，自然名副其实，此处无须赘言，但其他著作就大部分罗列错了。其中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研究西方传播学的论著。这类论著只有很少部分内容是作者的学术见解，大部分内容介绍的是西方传播学知识，外国人的学术成就怎么算在国人的功劳簿上？把这类论著视为“原创性”、富有“创造力”，实在有贪天之功为己功之嫌。严格说，这类论著都属编译性质，在搜集、汇编、整理西方传播学论著的基础上写出来的，作者的主要贡献是改编和引进，而不是生产知识。除非对西方传播学知识提出相反见解，并有独到创见的论著，才是富有创造力的著作。到目前为止，我国只有两本传播学著作——孙旭陪的《华夏传播论》和林之达的《传播心理学》以及前几年发表的有关“传播学泛化、玄化”、“反沉默螺旋模式”（具体题目记不清了）等几篇论文是原创性的，尽管它们的质量尚可讨论，但由于研究者选择的样本期刊偏颇而没有将它们纳入视野。这说明，人们普遍不懂“原创”的含义，引用率往往背离科学轨道。

第二种是辞典类、年鉴类书籍，例如《中国图书馆年鉴（1999）》。不管什么权威词典或辞典，都是通识知识的汇编，除了最新出现或被其他辞典错误解释的概念，恰恰不允许标新立异。新闻学大辞典和其他一切学科的辞书一样，作为工具书都是在公认知识的基础上编辑而成，不是开辟新领域的著书立说，把它和年鉴列为原创性著作排上名次，反映了研究者对“科学学”和“图书馆学”知识的欠缺。

第三种是翻译著作。无须说明，翻译的成果属于文字成果，只能归类于翻译艺术成就。但“核心学者群”的研究者不知何故，竟把翻译著作也列为“原创性”、“创造力”著作列在名次表上，把译者的贡献赋予“创新”的地位。如果原作者知情并“较真”的话，必然带来起诉的风险。因为你的结论不是导致译者享有作者的著作权，就是认定译者在翻译时增加了“原创性”。这是多么可怕的臆想！被研究者列上名次的译著有：

2.《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

8.《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

18.《知识社会》

22.《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

把受到新闻传播学界欢迎的译著排出名次，也未常不可，但绝不能把它列入作者的原创性著作。如果把译作单独排出顺序，近几年引用率最高的是何道宽先生翻译的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而不是其他译著。可惜，由于“核心学者群”的研究者只把《编辑学报》和《新闻与传播研究》这两本刊物和CSSCI作为选样的根据，就把一本引用最多的译作轻易地排除在人们视线之外，可见，这一研究路径的杀伤力是多么厉害。

挖掘原创性论著缺少什么？

最后，徐剑得出下边的结论是正确的，即目前“真正引用有学术创新性和学养深度的学术专著较少”，“ 对可能有原创性学术贡献的专著、论文则引证偏弱”。但原因是什么呢？除了“缺乏有影响、基础性、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外，本文认为，人们不善于识别创新性成果，以及上边列举的文人相轻和各种学术歪风的干扰，也是不容忽视的。在这种情况下，肖燕雄“从期刊论文引证看中国新闻传播学”由于“选取的数据库‘中国期刊网’比CSSCI为大，研究时间年限也比徐剑的时间长”，归纳出的43人的核心作者名单，比徐剑的排名准确率要高得多。尽管肖燕雄的排名仍然统计不够全面，对创新论著同样把握不准，但很少有虚假的问题。请牢记，在一个不公正、不正派的科研风气下，选样面越窄、越小就越不准确，越不公平。

徐剑强调创新成果是很可贵的。创新成果是别人没有研究过的新观点、新结论、新论证和新体系，还没有被更多的人认识和接受，但将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有的则在几十年后才能被实践证实为真理。一般来说，原创性论著不可能完全正确，有时甚至带有玄妙、难以理解的痕迹，因为它是大家所不熟悉的东西，需要不断修改、补充，再版多次才能完善。但这恰恰是探索神秘地带和隐蔽领域必然出现的特点。它包含的绝大部分、一部分、甚至少量的真理都能把学科推向前进，比那些炒冷饭的旧知识、旧理论的翻版有不可比拟的价值。有些原创性论著一出现可能被人认为是错误的东西，在几年或若干年后才显露出历史箴言的本色。麦克卢汉的学说在20世纪60年代受过许多打击和揶揄，直到90年代才被人们广泛承认，即使如此，麦克卢汉的学说仍有些观点不准确，但他在传播学上的贡献是伟大的。

在我们这里，出现一些新理论或结论，人们不是认真思索它、尊重它，而是暗中冷言冷语加以讥讽、压制，嫉妒或远离自己学术藩篱而引起的惊慌，驱使一些人寻找各种招法对其摧残，惟独缺乏的却是，公开而平等的争鸣。这恰恰证明，这种新理论、新观点、新体系可能是正确的，无法对其进行批驳。对原创性成果，我们的核心期刊或文献索引期刊恰恰因为“看不准”、“没把握”或被血性狭隘者所操纵而被拒之门外，创新成果也就难以出现在“核心作者群”的名单上了。

在西方，一种新理论的出现，只要属于原创性、又有合理的成分，不仅各种期刊争先恐后发表，而且有许多学者在论著中引用、阐发或补充，很快把原创性的、有缺陷的东西变成系统的、严谨的知识。无论议程设置论还是把关人理论，都经过这样的发展过程。我们这里正好相反，对别人的创新不以为然，或者且偷且装，不肯堂堂正正做人治学。许多人对外国的东西不管对不对、有没有价值或是否适合国情，一律看作天书，破天荒地吹捧，连篇累牍地介绍，多年炒作,乐不可支。

无论写书还是写文章，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越有创见越好。一篇有创新的论文，比几百篇旧论翻新的论文有无穷的价值，正如梁启超引荐陈寅恪当清华教授时所说：我写的所有的书还不如陈寅恪几百个字有价值。见解多么精辟，胸怀多么广阔，风骨多么铮铮，友情多么真挚！我们的原创性著作不是没有，而是缺乏挖掘它的真诚与风骨，缺少学者间的尊重与友爱，还缺少“公正善意”的学人的品格。如果全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学者像梁启超那样豁达，原创性著作就会大量涌现。这样，CSSCI和核心期刊就不会掷弃一些真正有价值的论文，“核心作者群”一文希望的学者们能“潜心对信息社会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进行深入、扎实的研究”，也不再是望梅止渴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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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核心学者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新闻与传播研究 学术评价标准 核心期刊发表 排名 核心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