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核心观点　　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挑战，是被制约了的经济体制改革，这已经成为了一切问题的源头。如果深化体制改革，就可以进一步释放制度的活力，中国经济再保持20年的高增长是没有问题的。“顶层设计”概念需要慎重理解。改革的目标需要在全社会进行大讨论，然后形成改革目标的共识，并进而根据未来的目标和当前的发展阶段来确定改革的总体实施战略，而不是由少数精英来设计。没有人是完全理性的，我们必须避免“建构主义”的陷阱，即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
　　“政企合谋”埋下高增长隐患
　　新京报：能简要介绍一下你研究的领域和近期关注的问题吗？
　　聂辉华：我的研究领域是组织经济学，主要研究ZF和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以及ZF和企业的关系。目前主要关注“政企合谋”现象、中国深层次改革的总体战略等。
　　新京报：你提出的“政企合谋”分析框架该怎么解释？
　　聂辉华：我提出“政企合谋”这个分析框架，是希望一方面解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解释中国经济和社会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例如矿难、环保、食品安全和高房价等。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侧重于解释第一个方面，而我是要同时解释两个方面。
　　由于中央ZF和地方ZF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在以GDP为考核标准的压力下，有些地方ZF可能会允许辖区内的企业选择不安全、不环保、短视的低成本方式来实现经济的高增长。
　　地方ZF得到政绩和升迁的好处，企业得到高额利润，因此双方有动力进行“合谋”，于是埋下了矿难、食品安全、环境破坏等问题的隐患。只要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变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政企合谋”将长期存在。
　　新京报：你认为目前中央ZF对地方ZF的考核标准有哪些缺陷？未来如何完善？
　　聂辉华：有两个方面的缺陷。第一，在考核内容上，过于强调GDP、财政收入等硬性指标，对民生、环保、技术创新、法律实施和产权保护等“软性”指标强调不够；第二，在考核主体上，完全是自上而下的考核与问责，缺乏自下而上的考核与问责。未来应该在考核的内容和考核的主体两方面进行完善，更多地将上述“软性”指标纳入其中，并引入当地居民对地方ZF的评价机制。
　　新京报：那这种“政企合谋”有没有可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比如在引导和激发企业的创新能力方面。
　　聂辉华：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产权保护和自由竞争。如果ZF可以更好地保护企业的物质和知识产权，可以更好地保护正常的市场竞争，中国企业在市场竞争和国家引导下一定可以实现“中国创造”。必须强调，创新是竞争力的灵魂，而自由是创新的灵魂。
　　“顶层设计”需慎重理解
　　新京报：中国经济遭遇增速放缓。你认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聂辉华：最大的挑战是被制约了的经济体制改革，这已经成为了一切问题的源头。如果深化体制改革，就可以进一步释放制度的活力，中国经济再保持20年的高增长是没有问题的。
　　新京报：那在你看来，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突破深层次的改革？
　　聂辉华：突破深层次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对改革总体战略、改革本身的激励机制进行科学分析。
　　事实上，我觉得最近流行的“顶层设计”概念需要慎重理解。改革的目标需要在全社会进行大讨论，然后形成改革目标的共识，并进而根据未来的目标和当前的发展阶段来确定改革的总体实施战略，而不是由少数精英来设计。
　　纵观中国历史，没有一次成功的改革是由少数精英设计的。因为没有人是完全理性的，我们必须避免“建构主义”的陷阱，即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
　　中国改革的方式和结果充满了不确定性，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不可能单方面完成改革，必须不断地进行改革试验。
　　新京报：你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西天取经的履约机制》，从组织经济学的角度重新解读了《西游记》中对唐僧师徒四人的角色设定。那在你看来，这一机制是否也适用于当下中国的治理？
　　聂辉华：《西游记》不仅是一部神话小说，也是围绕取经团队的创业过程展示人间、仙界和佛界的利益冲突的现实写真。西天取经的团队成员可以精心设计，但是中国改革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难以完全设计。改革的目标可以讨论，但实施过程和未来结果难以预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需出新机制弥补“孝道”缺失
　　新京报：你和李金波博士合写过一篇《儒家孝道、经济增长与文明分岔》。为什么会将“孝道”和“经济增长”这两个看似不相干的内容结合起来研究？
　　聂辉华：这篇文章着重从经济学的角度剖析“孝”的经济含义和实施机制，揭示孝道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人们在幼年期需要依靠上一代的抚养，在成年期以赡养老人的方式偿还，同时也抚养自己的后辈，到自己年老时再将这些“投资”收回。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个世代交叠的代际交换契约。我们发现，在缺乏金融市场的中国古代，孝道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储蓄机制，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新京报：你在此文中得出的结论对于当代中国有什么现实意义？
　　聂辉华：经济学研究目前的趋势是注重数理工具，但是可能忽视了历史因素。最近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邹至庄先生就提出，理解中国改革和民主必须结合中国历史。
　　例如，1978年经济改革前后的经济发展规划有没有其历史渊源？和修筑长城、开凿大运河有没有联系？
　　作为一名制度经济学者，我和我的合作者试图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古代的一些制度如何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文明演化，这些历史制度对当今有什么影响，所谓“以史为鉴”。
　　至于“孝道”，目前在中国一些农村地区，由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出现了老年人“老无所养”的现象。很多老年人不仅要从事艰苦的农田劳作，还要帮忙抚养孙子孙女。城市里也面临着相似的情况。
　　如今，“孝顺”与否不影响个人经济利益，作为一种非制度性的文化传承已经断裂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ZF作出“子女必须每年看望父母”的硬性规定，我觉得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不如设立新的激励机制，比如规定子女和父母同住者，将会获得ZF一定数额的住房奖金，这样的制度安排会更有效。
　　定义“经济学家”
　　新京报：你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学家”名声不太好，是因为有些人在其中鱼目混珠。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为真正的“经济学家”？
　　聂辉华：真正的经济学家肯定是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专业学者。但国际学术界对“经济学家”（economist）并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它在英文中只表示从事经济学研究和应用的专业人士，是一个普通的职业称谓。但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我们评价一个人是否成为经济学家，还应该看他对传播和普及经济学的贡献，或者是应用经济学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