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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宏观经济指标化的政策困惑

发布时间: 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宏观经济指标化的政策困惑
——由我国高储蓄率谈起
王晓伟

内容摘要:储蓄率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之一,是政府经济决策的重要参考,对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有着高度影响。本文以我国高储蓄率的形成原因探索为前提,在揭示宏观经济指标“工作”的前因后果中,分析给我们带来政策困惑的主要原因,并进一步探讨如何正确认识宏观经济指标在宏观经济决策中的作用。

关键词:储蓄率 指标化宏观经济 政策困惑

一 我国储蓄率的居高之谜与政策困惑

我国高储蓄率现象的重重迷雾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这对于我们这个长期保持8%—10%的增长速度的经济系统来说是否正常?我们的经济运行是良好高效还是存在着令人担忧的隐蔽?储蓄率作为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指标,我们到底怎样以此为参照进行经济决策,实现宏观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我们将以凯恩斯的收入—消费理论以及一些必要的社会文化因素为主要分析工具,以我国的现实经济运行状况为脉络,来讨论我国高储蓄率形成的深层次原因。

大家知道,凯恩斯之前的古典学派认为,储蓄和投资都只是利率的函数,即利率越高人们的储蓄越多,相反,储蓄减少。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人们对利率这种决定性影响有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如斯蒂格利茨就认为利率具有作用相反的收入效用和替代效用之分,所以利率到底会增加储蓄还是会减少储蓄是不确定的。在实践上的例证更是举不胜举,从凯恩斯陷阱到我国八次降息的实际效果,利率已由原来人们认为储蓄的充分必要条件变为必要非充分条件,而且利率在现代经济中已经成为政府部门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其形成和影响正趋于复杂化,我们用利率讨论储蓄似乎找不到症结所在,所以本文更多地认为利率与储蓄形成过程是间接的,弱相关的,因而在讨论我国高储蓄率形成的深层次原因时,只把它看作一个必要条件。

在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中,储蓄被分为私人储蓄,政府储蓄,以及外国对本国的储蓄。而储蓄率就是三者之和与GDP的比值。理论上看,政府储蓄由于有预算的刚性约束,一定时期内的整体变动幅度不会很大,所以对储蓄率的影响较弱。而国外对本国的储蓄,虽然对本国储蓄率有一定影响,但这涉及相关贸易国之间的贸易状况与基本国情,从长期看,两国贸易状况取决于相对的经济发展水平,从短期看,则是两国利益博弈,相互妥协以实现共赢的结果。显然政府储蓄和国外对本国的储蓄我们的可操作的空间和实际意义不大。所以本文所说的储蓄或储蓄率都认为是私人部门储蓄的结果,需要说明的是,在我国实际经济运行中政府储蓄和国外对本国的储蓄对储蓄率的不正常影响被放在相关因素的分析之中,不单独列出。

(一) 经济增长强劲,总体收入水平上升。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财富总量增大。扩大了人们的消费和储蓄基数,为储蓄的高增长提供了必要前提,同时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表明投资需求较强,通过银行等信用纽带,较高的储蓄水平容易被投资吸收转化,是高储蓄率在长期内得以维持,这在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中被看作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阶段的重要前提条件。另一方面,由于消费刚性的作用,即消费者不会随收入的变化立即改变原来的消费水平,所以当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时,社会整体消费率会有下将倾向,相反,储蓄率则有上升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与提高消费率之间的政策困境。所以说在经济高速增长,人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的宏观经济条件下,储蓄率的高水平有其必然性的一面。

(二) 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一般而言,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是市场经济实现效率的必然结果,是对人们经济贡献大小差异的理性反映,而造成的不公平是否在“人们可以承受的合理范围之内”是市场经济本身所解决不了的,这就取决于政府经济管理水平,宏观调控能力以及相应的法律道德环境等非市场因素的影响。从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经验上看,在推行市场经济的初期,往往比较强调效率的第一性,以使实现改革成效和经济增长的最大化。而这时的政府一般又缺乏必要的避免这种经济自由化演变为无序化的经济驾驭能力,加之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会很快形成两极分化的分配的格局,族群分裂的社会格局,使这种由人们主观评价形成的“不公平”在整个社会弥漫。显然在这种经济环境下,会造成作为社会有效需求和消费中流砥柱的广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缺失,社会总体支出意愿较弱,相对于总体收入水平的高增长,储蓄的居高不下也就不难理解了。有些学者引用夏皮罗的话,即“与凯恩斯通论问世后的早期年份一般所持有的信念相反,经济学家不再相信再分配来提高总消费支出水平是一件他们一度想象的那样简单的事情”,提出了用在分配调节对提高总消费支出的质疑。甚至通过按基尼系数高低进行排列所出现的个别基尼系数较高,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消费率反而较低的数据分析来否定收入分配对消费,从而对储蓄状况的客观影响。关于夏皮罗认为的“不像一度想象的那样简单的事情”,笔者觉得这是在强调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市场机制愈加复杂和各种非市场因素干扰增多的情况下,经济运行出现扭曲现象的几率在增多,使以前属于一般性结论的东西变的结果难料而不是在否定收入分配与消费支出的关系。关于这些经验数据的分析结论,显然具有片面性,我们不能拿个别来代替一般做出最终结论,虽然这种现象对我们深入研究基尼系数(或收入分配)对储蓄状况的作用机制有着宝贵的研究价值,但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在收入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基尼系数与储蓄率是存在正相关关系的。进一步说,决定储蓄率的因素并不只有收入分配一种,正如本文分析的一样,它是各种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个别的案例我们应从可知的或仍不可知的因素着手,以对整个理论的完善角度进行思考,而不是把它当作整个理论的谬误来看待。

(三) 社会保障体系尚处于缓慢形成阶段。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收入满足一定必要生存和发展条件后,进一步的储蓄和消费取决于自己对未来的风险预期(如失业医疗保险等),而这种预期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保障体系是否完备上。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各项经济社会改革成本基本上是由国家财政负担,而现阶段,随着改革的深化,如现在我们的国有企业教育 医疗住房等体制的改革,相当一部分成本都转为社会承担。一般而言,这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经阶段,所造成的负面效应是次要的、暂时的。从实践上看,改革所带来的阵痛也必须有相应的一定量的止痛药,来加以缓解和平复,以避免出现休克。显然我们在改革之初并没有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而是出现阵痛时的一针镇定剂,并没有形成一个整体性的社会保障框架体系。现在虽然有了关于社会保障体系的系统表述,但在实践上仍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实际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是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经济管理水平等一系列因素共同决定的庞大系统工程,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事情。正是由于我们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决定了我们对未来预期的保守态度也会保持较长时间,这种对储蓄和消费的一增一减的作用,显然是我们高储蓄率形成和保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 社会投资结构不合理,消费品市场不规范。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腾飞之初,政府投资总是扮演着重大的、积极的角色,在我国由于传统上的原因,这种情况体现得更加突出,虽然我们一直重视发挥私人投资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种种体制上的障碍和客观的“挤出效应”的影响,我国民间资本并不十分活跃,造成能适应市场需求多变,经营灵活的广大中小企业的不足。同时从投资对象来看投资主要用向上游的能源原材料等部门,且重复建设严重,而下游产业投资不足,直接面向消费者的高质量中低端消费品相对匮乏。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当前消费品市场的各种不规范现象,更是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消费欲望。行业垄断所形成的各种“霸王条款”,产品售后服务不到位,物业管理的不成熟,令人防不胜防的各种商业欺诈等等,使本来愉悦的消费行为变得令人疲惫和厌倦,显然如果这些状况得不到充分的重视和很好的处理,人们就会产生这种不愿意消费而被动储蓄的行为。

(五)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投资工具匮乏。众所周知,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尚处于探索阶段。高风险的运行状态使政府和银行如履薄冰,这使我国消费信贷向纵深发展的步伐停滞不前,而消费信贷的发展和完善意味着消费者可以用较低的利率和简便的手续得到消费贷款,从而可以更加灵活的安排长期的消费储蓄比率,也就是说消费信贷可以提高可支配收入水平,增强人们的消费能力;各种金融制度的不完善,使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面临着许多不确定的投资风险,作为一般投资者无外乎希望自己的资金能保值、增值,面对较高的风险环境,谨慎的投资者们宁愿把资金放在银行里,也不会投资于很可能带来巨大亏损的金融市场之中;由于技术和市场的差异,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股票、国债企业债券、期权、期货以及各种基金和金融理财产品等金融投资工具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很不成熟。显然作为投资载体的缺乏,会减少人们的投资选择,降低投资欲望。可以看出以上三个方面无一不对我国的高储蓄率产生着重要影响作用。

(六)传统生活哲学及其相对独立性。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史观中,社会文化和思想观念属于相对于经济基础而言的上层建筑,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做出相应调整以求适应,同时这种思想文化也具有相对独立性,有其自身独特的运动发展规律,有超越经济基础的倾向。所以说文化传统生活信条和一些精神意志因素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经济行为并不能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这种影响力与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或者说发展阶段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比如说我们同发达国家一样有着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金融体系良好的经济运行效率等客观条件,可以想象我们会很自然地接受明天的生活将更美好 千金散尽复还来 的生活消费观念,相反,就会突现出我们传统文化中居安思危,养儿防老,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影响作用了。现阶段,我国这种传统消费文化仍有其根深蒂固的肥沃土壤,加之延续五千年的熏陶,传统文化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有着较强的惯性作用。还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传统除了塑造人格意志直接影响人们消费行为决策外,还会对影响储蓄率的其他因素起到一定强化作用,所以说我国的传统生活哲学对当前高储蓄率的影响作用还不容忽视。

(七)人口年龄结构和分布结构。在莫迪利安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中,他强调人们会在更长时间范围内计划他们的生活消费开支,以达到他们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消费的最佳配置。也就是说,如果社会上一般为负储蓄状态的年轻人(比如说大、中学生中的时尚追求者)和已经退休的老年人比例的增多会使社会的整体储蓄倾向下降,相反,如果处于整储蓄状态的有工作的中年人群比例较大,则储蓄倾向上升。由于在年龄段上的相对固定性,我们用人口结构来分析储蓄率是有一定道理的,有数据显示,我国劳动力人口比例自上世纪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就业人口的持续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人口老龄化的消极作用,同时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潮的到来,一个家庭要照顾四个或四个以上的老人的几率大大增加,社会的整体储蓄能力在不断增强。城乡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使广大农民工的绝大部分收入转移到农村,用于整个家庭微薄的土地收入,甚至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补贴,而对未来极端不确定性的预期,在满足最基本的生活消费后,储蓄变成了他们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当然,由于人口结构变动的缓慢性,其对储蓄的动态影响在一定时期内是有限的,一般只能通过“代际效应”体现影响,我们不能期望在短期内以改变人口结构来调节储蓄水平。

第六十届联合国首脑峰会期间,世界银行公布了一份关于贫富状况的报告书,指出中国(大陆地区)的储蓄率居世界第二位,达到25.5%。我们的困惑要大于惊讶,在连续降息实际利率为负,增发国债,公务员加薪,实施假日经济的情况下,储蓄率却仍居高不下储蓄余额势如破竹,增幅强劲。我们似乎走进了一个怪圈,政策上的无能为力使我们对高储蓄率的研究变成了对这种“无能为力”的辩护,而这种辩护的心理使我们的研究变得狭隘,可想而知,对问题的狭隘认识必然会进一步导致我们政策的更加“无能为力”。这种怪圈的结果就是我们会在决策中渐渐地把这个指标边缘化,我想,这也是任何宏观经济指标都会遇到的问题,因为我们总是以事物对我们现实的利用价值为取舍的标准。

二宏观经济指标化政策困惑的应对思路

在以上的分析过程中,我们有着一个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在影响储蓄率的因素之间并不是在孤立的起着作用,它们环环相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比如说,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收入分配不公程度加深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投资结构不合理与消费结构畸化本身有着互为因果的一面;而金融体系的不健全又对投资结构,消费结构的不正常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等等。我们为了理论上的分析需要进行一定区分是必要的,但在实践中不能简单化,片面化,要有一定的全局和战略的眼光。

可以看出,由于宏观经济运行本身的复杂性,其指标的获得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就带来了宏观经济指标的两种独特性质,其一,宏观经济指标体现了经济运行的整体状况,通过一定文字的和数学的理性分析,给出了一个具有全局性意义的感性数据,这对我们直观的观察、比较整体经济状况以及进一步进行经济决策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工具,退一步来讲,这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一种认识经济现象的思路,这在我们进行经济分析和经济决策过程中,有着微观经济指标或其他决策依据无法比拟的优势。其二,也正因为宏观经济指标形成的复杂性,使我们在决策中容易犯片面性的错误,当然,这种错误应区分为主观上的认识不足和客观的认识不到,但这对决策可能的无效或甚至反作用的结果来说这种区分似乎没有意义,因为政府的决策不像企业,一个宏观经济决策的失误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会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产生意想不到的震动,特别是在经济体制不完善,政治体制不稳固的情况下,特别容易引起危机甚至动乱,这在国际上不乏实例。

综上所述,我国储蓄率的长期居高不下有其深层次的经济社会根源,是一些正常和不正常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说储蓄率是整个经济系统运行状态的一个指标,反映了整个经济系统内部及相关外部因素经过复杂作用后的一个结果,我们对储蓄率形成的研究也就是对整个国民经济脉搏的把握,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储蓄率也仅仅是一个指标,它既不可能是我们经济决策的起点,也不可能是经济决策的终点,研究储蓄率的真正目的应该是找出其形成背后的各种正常和不正常因素,以期解决那些扭曲着我们经济发展的诟病,达到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目标,而不是把焦点放在储蓄率这么一个数字的高低,努力地寻找着所谓的正常水平。

参考文献:

1:(美)保罗.萨缪尔森(Samuelson);威廉.诺德豪斯(Nordhaus),译者:萧琛 《经济学》(第十七版)[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

2: 格里高利.曼昆(N.Gregory Mankiw) 《经济学原理 》,译者:梁小民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M],2002年。

3:查尔斯·林德布洛姆:决策过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

4:蒋学模主编,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5:徐滇庆:中国高储蓄率能持续多久[N] ,南方周末 ,2005年。

6:徐滇庆:危机意识与金融改革[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

7:刘明君,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 [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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