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经历了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６年连续四年的快速增长，２００７年，世界经济增速开始放缓。进入２００８年，一方面，全球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深化，新兴经济力量的崛起为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失衡加剧，粮食、石油的国际市场价格在高位持续波动，美国等发达国家“次级贷危机”的影响继续释放，这些因素将增加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经过３０年的对外开放，我国经济运行与全球经济的互动性明显增强，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下，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应对的国际风险不断增多，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



全球经济发展失衡加剧，新兴经济力量迅速崛起



从世界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来看，全球经济失衡具有一定长期性和规律性。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以美国巨额逆差和东亚地区及新兴经济体的大量顺差为主要表现的全球贸易失衡和国际经济体系失衡不断加剧。近年来，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保持较强的增长势头，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加速引起了普遍关注，“金砖四国”（ＢＲＩＣｓ）、“远景五国”（Ｖｉｓｔａ）、“Ｎ—１１国家”等描述新兴经济群体的新名词不断涌现，世界新兴经济力量的崛起开始显现出一定的整体性。目前，凭借着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以及日益开放和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新兴市场受到国际资本更多的青睐，开始分享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更大利益，从而不断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进而将把国际经济体系的变革和转型带入加速期，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秩序中独领风骚的局面将有所松动，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发展趋势逐步增强。



在未来的全球治理机制中，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和声音日益凸显，新兴经济大国将获得更多参与国际事务的机会。然而，国际经济关系的主导权并不单纯倚仗ＧＤＰ的规模，从经济运行质量、体制的完善性以及处理国际经济关系的经验，特别是从金融领域的控制力来看，世界经济格局的变革将是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发达国家仍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主导地位，调整、重组甚至是局部的磨合对抗将成为未来国际经济秩序演变嬗变的主旋律。在国际经济格局中，中国经济地位的提高有利于改善国际经济秩序及其制衡机制，中国也完全有条件、有必要实现由应对者到参与者、再到设计者的自觉转变，通过在更高层次上、更广泛地参与国际经济协调，充分发挥发展中大国的作用，从而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更有利的外部保障。



全球化、新地区主义和经济爱国主义共同演绎国际经济关系的走向



毋庸置疑，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总体来看，全球化将继续向纵深发展，基于全球市场体系以及资源、环境、生态等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利益关系逐步形成。但同时，全球化进程是复杂而多变的。由于全球化自身的矛盾，反对全球化的声音和势力始终遍布世界各地、各个阶层，除了经济利益的对立，今后，民族、宗教和文化上的差异也将成为阻碍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与全球化并行的是新地区主义的兴起和发展。随着区域合作组织的建立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ＦＴＡ）的推进，区域一体化将向更高层次、在更广的范围发展，地区主义的力量也将随之在世界范围内逐渐高涨，对区域合作话语权的争夺将成为国际竞争的新内容。区域化和全球化作既相互促动，又相互制约。新地区主义所奉行的“地区至上”理念与全球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有一定出入，这将对多边国际协调机制及其有效性带来更大的挑战。



同时，面对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发展中大国的“本位意识”复苏，积极推行“经济爱国主义”，其实质在于运用国家力量，保护关系到本国经济命脉的大企业，维护国家产业安全。目前，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把“经济爱国主义”作为国家战略推行，这表明全球化浪潮并未完全吞没经济民族主义。由于“经济爱国主义”采用明显的双重标准，因而，集中体现了国际竞争中的国家利己主义倾向。



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化、新地区主义和“经济爱国主义”这三种趋势将共同演绎国际经济关系的走向，并有可能在世界各国的政治利益与经济现实之间形成某种妥协机制，但由于这三种趋势之间的目标错位，也不排除导致在某些领域和国际议题上出现重大的分歧和矛盾，并对国际经济秩序产生严重冲击，直接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



技术创新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和产业安全的根本保障



随着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和竞争力的影响显著增强，未来的产业竞争从根本上说是科技的竞争，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竞争。世界范围内科技革命继续迅猛发展，将带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更新换代的周期缩短，技术创新作为经济增长引擎和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只有掌握产业发展的最先进技术和产业技术创新的方向，才能在该产业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竞争地位，才是改善本国经济安全形势最有效的手段，这一点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为此，各国以及各大跨国公司将在高科技领域及相关产业展开更为激烈的争夺。各国政府纷纷制定以创新为导向的科技发展战略，加大对基础研究和重点产业研发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在国际科技竞争中争取主动权，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和保障。



从未来全球技术创新的走向来看，高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不断升级，其中技术标准的制定将成为高技术领域国际竞争的焦点。同时，鉴于当代科技发展所具有的综合化和体制化的特征，科技研发中的“闭门造车”不仅将直接影响研发的整体效率，甚至会严重偏离世界科技创新的方向和轨道，而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的、开放式的“集成创新”将成为科技发展的主流模式。在这种创新模式下，各国在研发方向选择、基础研究投入、重大项目的团队建设以及创新平台搭建等方面的合作空间将进一步拓展，而一国产业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国际研发中的地位将取决于对创新主导权的掌控。



国际分工形成产业间、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的多层次格局



随着全球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以及贸易、投资自由化趋势的增强，以商品贸易和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传统国际分工格局迅速向产业间分工、产业内产品分工和要素分工并存的新型国际分工模式演进，形成动态、多层次、网络化的国际分工体系。在这种新型体系下，国际分工的边界将由不同产业转向同一产业或产品价值链不同增值环节，国际分工的接点由产品转变为要素，由以国家为主体转向以企业特别是占据行业领导地位的大跨国公司为主体。在未来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跨国公司作为全球生产和交换的“组织者”的作用将更加突出。



同时，尽管世界经济的多极化趋势不断增强，中国、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分工地位有所提高，但由于发达国家拥有的高技术、高素质人力资本等要素仍具相对稀缺性，因而，在未来国际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凭借着先进技术、完善的创新体系、更具竞争力的国际化企业等优势在国际分工格局掌握着主动，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虽然在经济全球化使资本和技术的流动性大大提高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引进资本和技术一定程度上改变要素禀赋结构，但发展中国家仍将主要以劳动力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其所获得的分工利益也仍然主要集中在劳动要素的报酬，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劣势地位将导致其对外来资本、技术和制度安排产生一定的依赖性。



世界范围内产业融合趋势增强，产业升级的路径日益多样化



进入２１世纪，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及信息技术在传统领域的推广应用使各产业之间的技术趋同性提高，导致产业之间的边界趋于模糊，三次产业之间特别是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技术和市场重叠化程度显著增强。一方面，全球产业结构加速分化，高新技术的渗透使核心技术趋同、无缝化新兴产业群不断涌现；另一方面，产业技术的融合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单一知识及其技术的产业划分标准，致使“产业融合”开始逐步取代“产业分立”成为产业演进的重要方式，全球产业结构在不断融合、新旧更替的过程中，产生强大的后发效应以及更多的学习机会。在这一趋势下，各国产业结构调整将不再简单地延续传统的“农业→工业→服务业”的线性升级路线，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承接服务外包和各种类型的国际产业转移，适时把产业发展的重点转向新兴服务业领域，实现服务业的超前发展，从而把产业升级带入全新的路径，提高产业发展的整体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同时，为适应产业不断升级的要求，发达国家将加快把失去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之间的互动性逐步加强，世界各国产业结构的关联度和开放效应大大提高，逐步形成世界产业结构的大系统，各国产业结构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在与其他国家产业结构的互动中变迁。各国产业结构的互动无疑将增加我国融入世界产业结构调整体系中的机会，但在外资大量进入的条件下，如果不能及时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和自有品牌，则有可能在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中陷入被动状态。



跨国并购再掀新高潮，全球并购的政策环境总体上更加宽松



从跨国并购的发展历程来看，全球并购活动表现出一定的周期性。在经历了２０世纪初的短暂调整后，跨国并购开始加速迈向第六次高潮。在新一轮全球并购浪潮中，随着各国服务业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银行、保险、电信、传媒、电力及其他公用事业等服务业成为跨国并购的重要领域。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间接资本（私募基金等财务资本）大规模参与跨国并购，致使ＦＤＩ呈现间接化的动向。随着全球利率水平的普遍下降，加之国际金融领域的整合进程加快，私募基金和其他财务资本迫切需要新的增值领域。与产业资本投资或并购项目２０－３０年的经营周期相比，私募基金并购在东道国的经营周期大大缩短，一般仅为５－１０年，因而，很难给东道国带来技术、管理等“一揽子”资源，并对东道国的相关政策和监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间接资本的参与，全球跨国的并购规模将持续扩大，并购主体和方式趋于多元化。其中，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中东地区的大企业收购欧美企业的意愿增强，新兴市场在并购领域日益活跃的表现将推动全球能源、矿产、钢铁、机械、信息服务等行业的资产重组。



世界范围内财富形态日益丰富和虚拟化，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



随着资本国际流动障碍的减少，金融全球化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和应用带动了世界财富形态的变化和全球金融市场规模的迅猛扩大，从而使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呈现出不可逆转的态势。在未来的国际金融市场上，从商品货币、金属货币到纸币，从货币到票据，从股票到期货期权，从初级金融工具再到各种高级衍生工具，金融产品的创新一方面将为各国经济发展和企业成长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另一方面，符号经济的过度创造以及全球资产虚拟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也将加大全球经济运行的风险，一旦实物经济和虚拟资本的比例失衡，其产生的连锁反应不仅将对国际金融秩序造成严重破坏，而且还将直接威胁到世界经济运行的稳定性，甚至造成地区性的经济衰退。



同时，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汇率制度、国际储备结构、国际收支协调机制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组织管理等方面均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霸权地位的持续弱化，而以“石油美元、亚洲各国央行、对冲基金以及私人股本”为主的新金融元素成为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甚至是主导全球经济走向的重要力量，这有利于增加全球金融体系的弹性和多样性。另外，由于“次级贷风波”的风险释放远未结束，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由紧转松，而在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下，我国货币政策的走向却不断趋紧，出现与发达国家逆向操作的局面，从而将进一步加大我国宏观调控的难度，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能源和资源性产品供求关系偏紧，国际市场价格持续波动



受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美元贬值、欧佩克限产、国际投机活跃以及生物燃料产业迅速发展导致粮食需求增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国际市场上石油、粮食、食用油、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的价格持续上涨，世界各国特别是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普遍出现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世界范围来看，需求旺盛特别是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变化导致的需求激增以及美元疲软、期货市场的过度投机等拉动能源和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将继续影响全球初级产品的价格走向，能源和初级产品市场的供求关系仍将趋紧。在需求保持刚性的条件下，日益脆弱的供给体系将使国际市场价格持续走高，地区安全、自然灾害等因素将进一步抬高全球资源产品的供给成本，使未来资源产品的供给弹性缩小。



同时，各国政府能源和环境政策的变革也将对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为应对传统能源价格攀升，在各国政府扶持政策的激励下，全球将掀起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高潮。然而，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在现有技术条件和产业发展模式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仍大量倚重不可再生的资源，如太阳能电池板、稀土等，从而必将带动这些要素及其上游产品价格的上升。尽管国际市场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的波动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特征，而且也不排除重大技术突破对资源性产品产生的替代效应以及资源利用效率的显著提高，但总体来看，资源性产品不可再生的特点决定了其稀缺性将长期存在，未来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将呈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并将在高位持续频繁波动。



能源和资源性产品价格走高一方面将刺激世界范围内新能源、新技术的开发应用，迫使更多国家和地区加快转变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并积极参与有关的国际合作；另一方面，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食品和能源价格的大幅攀升将部分抵消其经济快速增长的福利，加剧其宏观调控和社会保障的难度。特别是对于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大国，经济增长和加速工业化、城市化造成能源、原材料需求膨胀，给产业结构升级带来更大的压力。另外，高价位、频繁波动的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也将进一步加剧相关领域的国际竞争，新兴经济国家对分享世界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断加大对海外市场的开拓力度，对国际资源市场的原有供求格局造成一定的冲击，而这一领域矛盾的激化将直接危及我国的能源保障和产业安全。



多边贸易体系中的利益主体多元化趋势增强



总体来看，在ＷＴＯ及各种区域安排的推动下，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主基调不会改变，但由于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以及国际贸易格局中新兴力量的崛起，多边贸易体制运行中的障碍增加，ＷＴＯ利益主体多元化的趋势进一步增强，而这些利益主体的形成将直接影响多边贸易谈判议题的设立、谈判进程以及未来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使ＷＴＯ在处理一些新的贸易争端中陷入两难处境，并将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运行造成冲击。目前，在投资自由化、农产品贸易、服务贸易等谈判议题中，新贸易保护主义被披上了“公平贸易”等形形色色的伪装。一是越来越多的成员尤其是发展中成员大量采用反倾销、反补贴等传统贸易保护手段。这些保护手段不再单纯针对倾销或补贴行为，而是成为各国的贸易救济措施，以抵御进口商品冲击，维护本国产业和企业的利益；二是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环境标准也出现被滥用的趋势，这势必进一步加剧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摩擦，增加我国产品出口的难度和成本。另外，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国家的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以及区域经济组织的发展，未来多边贸易体系中将形成更加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不同的谈判议题会催生各种形式的利益联盟，导致超经济的谈判手段不断向贸易谈判中渗透，从而增加多哈回合乃至日后多边贸易谈判的变数。由于ＷＴＯ倡导的多边协定的谈判模式一再受挫，将使一些国家和地区转而采取更现实的策略，积极推进双边贸易谈判。同时，也将迫使ＷＴＯ加快改革进程，调整现行的谈判规则和模式，从而更好地适应多元化的国际贸易利益新格局。



节能和环保将成为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



全球发展理念和增长模式的渐变将带动世界范围内节能和环保技术的创新应用，各国政府的重视和鼓励政策还将刺激私人资本对相关产业的投入，进而带动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对节能和环保的关注还将对各国贸易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有关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标准和“绿色壁垒”将成为未来多边贸易谈判的重要内容。总体来看，发达国家将实行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这虽然有助于促使我国改进产业技术，淘汰落后工艺，但也势必将增加我国的出口成本，并由此引发更多的贸易摩擦。



今后，美国在有害气体减排、气候变化等议题上不会对国际社会做出过多积极的承诺。美国的这种立场和态度与欧盟各国形成较大反差。以法国和德国为首的欧盟主要国家政府加大节能和环保的宣传力度，加快环境、能源及相关产业政策的升级，并积极推动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合作。在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减排技术方面，欧盟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意愿比较明朗。但欧盟这种作法是以其可再生能源和减排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为支撑的，主要目的还是要为欧盟企业进入发展中国家环保产业和减排市场创造条件。同时，发展中国家虽然意识到节能和环保的重要性，但受制于资金、技术和短期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些领域的制度建设和投入严重滞后，而且与发达国家之间在减排目标及其权利与义务安排等方面产生了诸多矛盾。面对发达国家的施加压力，如何在坚持自主减排的前提下，协调各方面的要求和立场，成为未来中国开展国际协调的重要内容。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