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读经济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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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赖建诚 最后更新：2012-01-13 10:29:52 来源：南方周末
这是经济系学生的正常疑问。考研究生又不考这一科，出国留学时也没人要看它的成绩，就业时更没人关心你是否读过这门课。我连最新的好理论都吸收不完，怎么会有时间和心情读这些“死人的错误见解”？是的，所以这门课在台湾的经济系里，一直是个可有可无的小盆景，靠此业为生的教师有时还要用分数来吸引学生，既侮辱了它的“价格”，也屈辱了它的“学格”。甚至有教师对学生说，这门课教的都是老古董，既不能用数学表达，也不能用统计工具验证，科学性非常低，基本上是“从垃圾中制造垃圾”。以上的说法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我在这个领域工作25年的亲身经历与听闻。
斯密在经济学理论上，最有名的论点之一是“看不见的手”（the invisible hand）原理。它的基本意思是说：经济个体在追求自身的利益时，未必会考虑到其他人的利益，但如果没有外在的干预，就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价格机制）会调和众人的利益，使个人和集体（社会）都会得到最大的利益。这种说法在经济学界传承两百多年，也成为不同学派（尤其是主张ZF干预者），攻击古典自由经济学派的箭靶：天下哪有这种好事？只要自由放任，随它自生自灭，就能使个人和社会同时达到最佳利益？
思想史学者的研究告诉我们，两百多年来我们都误解了“看不见的手”原理。William Grampp 在2000年6月号的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发表一篇翻案文章《斯密的看不见之手是什么意思？》。作者的论点相当专业严谨，我不便在此轻易摘述。我只是要说，这篇纯用文字、没有数学、没有统计、不具科学外貌、题材古旧的文章，竟然刊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有多位现职教授得诺贝尔奖）编印的重量级专业期刊上，还放在当期的首篇。
好吧，就算这个行业有些特殊人物偶尔写些好作品，改变我们对某个观念的见解，但那总是少数的例外。为什么我拿起《国富论》时，总是无法从内心深处提起激昂的兴趣，再怎么读也看不出其中的妙趣与洞见？是我有眼无珠呢，还是你们这些做研究的人，借着引用斯密著作的某些段落，把自己的见解借尸还魂？
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这些西洋古典名著写作的时空背景，以及作者当初的特殊切入角度和论点，对几百年或几十年之后的我们，确实有文化和时空上的落差（对西洋人也一样）；我们需要同时代的专业人士，用现代能理解的语言换个角度来解说。如果不是历代有专家不断地为我们注释解说《老子》、《墨子》，一般知识界大概很难直接阅读原典，遑论读出新见解来。
经济思想史学者就是在做典籍整理与解说诠释的工作，所以你现在可以确定这不是很具原创性的学门。我还要诚实地告诉你，古今中外每个学门都有“嗜尸癖”的怪人，就经济学来说，各国的同行都有这种怪人，在日本尤其多。
现在换个角度，我希望从纯智识的观点，建议你去翻一下马克思的《资本论》或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台湾知识界对马克思的印象，有不少是透过三民主义教育间接得来，他常被视为反社会、提倡阶级斗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罪魁祸首。然而，如果你知道他曾经对女婿说：“我非常确定的是，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你可能会重新思考他的“外界”形象是否公平。
如果因而想看看他的《资本论》为什么会“祸国殃民”，那你必然会大失所望。因为那是一本相当学术的硬书，对欧洲经济史与思想史，有大幅长篇的深入探索，脚注中充满统计数字，引述大量的学术著作。换句话说，我们心中的马克思形象，是透过各种立场的人“解读”与“扭曲”之后，传达铭印入你我脑中。今天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就是把马克思的各种人造面具摘除，以自己的眼光读《资本论》，从原著来重新认识他。
马克思是个被负面冤屈（丑化）的例子，凯恩斯是被正面扭曲（美化）的个案。如果你是经济学的学士、硕士或博士，你一定熟悉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喜不喜欢是另一回事）。因为台湾的经济学界，受到美国主流经济学影响很深，1950-1980年代受美式经济学教育的人，大致不脱这种思考方式（到今天也还有不少人）。
如果你很熟悉这个学派的理论，对“新”凯恩斯、“后”凯恩斯学派的理论也驾轻就熟，那我建议你重读《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你会惊异地发现，从美国凯恩斯学派文献里所得到的知识，为什么和凯恩斯本人的著作有这么大差距？这就是“凯恩斯”经济学与“凯恩斯学派”经济学的差别：太多人把自己的见解，沾上凯恩斯的一点边之后，打着他的旗号闯荡江湖。弄到后来，英国剑桥大学真正凯恩斯的弟子，例如鼎鼎大名的Joan Robinson就说，美国的凯恩斯学派是“私生子”，不是本家正宗的。
我的用意不在传布这些八卦，而是要提醒说：如果你听某人在谈哪个学派，说得天花乱坠深动人心，那么请保持冷静，让自己回归“原典”，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这个浅显的道理，可以应用到古今中外的任何名著上。
如果你不想一下子就陷得太深，想在别处先逛一下，那我愿意推介三本入门、轻松愉快的书：海尔布罗纳的《世俗哲人：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商务印书馆，1994）；巴克霍尔兹的《经济大师不死》（先觉出版社，2000）；斯考森的《现代经济学的历程》（长春出版社，2006）。这三本书可以在桌上、床上、马桶上随意翻阅，如果你觉得不好看，我愿意替他们辩护。
《世俗哲人》这三本“业余版”之后，如果你想再更深入理解，那我愿意推介一本专业级的：布劳格的《经济理论的回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这本书从1962年出版后，中间各版都有多次重印，经历40年的市场检验，有相当的质量保证。1990年春我邀请布劳格（1927-2011）来台一周，向他请教了不少事情，对这本书的写作与修正过程，有些亲耳的听闻。22年来我不知读过多少次，每次重读这本厚书，还是觉得内容精辟，见解锐利，博学多闻。
布劳格是写作高手，解说清晰，逻辑顺畅，很会把深奥的原著，用现代的几何图形与简易数学重新呈现，综合评估这些理论的历史意义，不忘夹带几句讥刺的会心语。
如果你是网络族，请观赏经济思想史学会（History of Economics Society，1974年创立）的网站（http：//historyofeconomics.org/）。如果你对人文社会的知识有点兴趣，在这个网站逛一圈之后，或许会有一种感觉：就好像在森林中散步时，无意间掀起一块不起眼的木头，看到底下有未见过的蚂蚁聚落，成员各司其职，忙进忙出，有相当完整的组织，甚至还有一些前所不知晓的成果。
如果你上了经济思想史的网站，也认真读了几本这方面的著作，你还会惊讶地发现，有好几位诺贝尔奖得主，例如芝加哥的乔治·斯蒂格勒和MIT的保罗·萨缪尔森，也是这个“好读古书”俱乐部的荣誉会员。这些高手比一般经济学者能“温故”，也比经济思想史研究者更能从古书中“知新”，他们的成就确实令人敬佩。
如果你对经济学的认知，被“效率”、“最适化”、“均衡”这类的数学概念占据，那就应该清静地思考一下，你是否得了知识上的狭心症。西方经济学发展两百多年来，在各国各派人士手中累积出丰富的智慧成果，但在台湾的经济学教育中，这些美好的景观却长期有系统地被轻忽了。如果你同意凯恩斯的说法：“生活在现实中的人，通常自认为能够完全免除于知识的影响，其实往往都还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么你或许会想进一步了解，你的经济见解是否为某人或某派的“奴隶”，而却一直未警觉地意识到？
这是经济系学生的正常疑问。考研究生又不考这一科，出国留学时也没人要看它的成绩，就业时更没人关心你是否读过这门课。我连最新的好理论都吸收不完，怎么会有时间和心情读这些“死人的错误见解”？是的，所以这门课在台湾的经济系里，一直是个可有可无的小盆景，靠此业为生的教师有时还要用分数来吸引学生，既侮辱了它的“价格”，也屈辱了它的“学格”。甚至有教师对学生说，这门课教的都是老古董，既不能用数学表达，也不能用统计工具验证，科学性非常低，基本上是“从垃圾中制造垃圾”。以上的说法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我在这个领域工作25年的亲身经历与听闻。
http://images.infzm.com/medias/2012/0112/50379.jpeg
[size=1em]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赖建诚
我希望替这个学科讲些稍带门面的话。先从学术市场的产品价值，来辩解这个行业并不完全是在“制造垃圾”。以亚当·斯密为例，他的全集和传记从1976年起，在牛津大学出版社重新编校印行，当初的用意是纪念《国富论》（1776）出版两百周年。这套全集在全世界的销售量这35年来相当可观，还印成各式各样的版本销售。斯密在经济学理论上，最有名的论点之一是“看不见的手”（the invisible hand）原理。它的基本意思是说：经济个体在追求自身的利益时，未必会考虑到其他人的利益，但如果没有外在的干预，就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价格机制）会调和众人的利益，使个人和集体（社会）都会得到最大的利益。这种说法在经济学界传承两百多年，也成为不同学派（尤其是主张ZF干预者），攻击古典自由经济学派的箭靶：天下哪有这种好事？只要自由放任，随它自生自灭，就能使个人和社会同时达到最佳利益？
思想史学者的研究告诉我们，两百多年来我们都误解了“看不见的手”原理。William Grampp 在2000年6月号的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发表一篇翻案文章《斯密的看不见之手是什么意思？》。作者的论点相当专业严谨，我不便在此轻易摘述。我只是要说，这篇纯用文字、没有数学、没有统计、不具科学外貌、题材古旧的文章，竟然刊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有多位现职教授得诺贝尔奖）编印的重量级专业期刊上，还放在当期的首篇。
好吧，就算这个行业有些特殊人物偶尔写些好作品，改变我们对某个观念的见解，但那总是少数的例外。为什么我拿起《国富论》时，总是无法从内心深处提起激昂的兴趣，再怎么读也看不出其中的妙趣与洞见？是我有眼无珠呢，还是你们这些做研究的人，借着引用斯密著作的某些段落，把自己的见解借尸还魂？
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这些西洋古典名著写作的时空背景，以及作者当初的特殊切入角度和论点，对几百年或几十年之后的我们，确实有文化和时空上的落差（对西洋人也一样）；我们需要同时代的专业人士，用现代能理解的语言换个角度来解说。如果不是历代有专家不断地为我们注释解说《老子》、《墨子》，一般知识界大概很难直接阅读原典，遑论读出新见解来。
经济思想史学者就是在做典籍整理与解说诠释的工作，所以你现在可以确定这不是很具原创性的学门。我还要诚实地告诉你，古今中外每个学门都有“嗜尸癖”的怪人，就经济学来说，各国的同行都有这种怪人，在日本尤其多。
现在换个角度，我希望从纯智识的观点，建议你去翻一下马克思的《资本论》或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台湾知识界对马克思的印象，有不少是透过三民主义教育间接得来，他常被视为反社会、提倡阶级斗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罪魁祸首。然而，如果你知道他曾经对女婿说：“我非常确定的是，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你可能会重新思考他的“外界”形象是否公平。
如果因而想看看他的《资本论》为什么会“祸国殃民”，那你必然会大失所望。因为那是一本相当学术的硬书，对欧洲经济史与思想史，有大幅长篇的深入探索，脚注中充满统计数字，引述大量的学术著作。换句话说，我们心中的马克思形象，是透过各种立场的人“解读”与“扭曲”之后，传达铭印入你我脑中。今天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就是把马克思的各种人造面具摘除，以自己的眼光读《资本论》，从原著来重新认识他。
马克思是个被负面冤屈（丑化）的例子，凯恩斯是被正面扭曲（美化）的个案。如果你是经济学的学士、硕士或博士，你一定熟悉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喜不喜欢是另一回事）。因为台湾的经济学界，受到美国主流经济学影响很深，1950-1980年代受美式经济学教育的人，大致不脱这种思考方式（到今天也还有不少人）。
如果你很熟悉这个学派的理论，对“新”凯恩斯、“后”凯恩斯学派的理论也驾轻就熟，那我建议你重读《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你会惊异地发现，从美国凯恩斯学派文献里所得到的知识，为什么和凯恩斯本人的著作有这么大差距？这就是“凯恩斯”经济学与“凯恩斯学派”经济学的差别：太多人把自己的见解，沾上凯恩斯的一点边之后，打着他的旗号闯荡江湖。弄到后来，英国剑桥大学真正凯恩斯的弟子，例如鼎鼎大名的Joan Robinson就说，美国的凯恩斯学派是“私生子”，不是本家正宗的。
我的用意不在传布这些八卦，而是要提醒说：如果你听某人在谈哪个学派，说得天花乱坠深动人心，那么请保持冷静，让自己回归“原典”，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这个浅显的道理，可以应用到古今中外的任何名著上。
如果你不想一下子就陷得太深，想在别处先逛一下，那我愿意推介三本入门、轻松愉快的书：海尔布罗纳的《世俗哲人：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商务印书馆，1994）；巴克霍尔兹的《经济大师不死》（先觉出版社，2000）；斯考森的《现代经济学的历程》（长春出版社，2006）。这三本书可以在桌上、床上、马桶上随意翻阅，如果你觉得不好看，我愿意替他们辩护。
《世俗哲人》这三本“业余版”之后，如果你想再更深入理解，那我愿意推介一本专业级的：布劳格的《经济理论的回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这本书从1962年出版后，中间各版都有多次重印，经历40年的市场检验，有相当的质量保证。1990年春我邀请布劳格（1927-2011）来台一周，向他请教了不少事情，对这本书的写作与修正过程，有些亲耳的听闻。22年来我不知读过多少次，每次重读这本厚书，还是觉得内容精辟，见解锐利，博学多闻。
布劳格是写作高手，解说清晰，逻辑顺畅，很会把深奥的原著，用现代的几何图形与简易数学重新呈现，综合评估这些理论的历史意义，不忘夹带几句讥刺的会心语。
如果你是网络族，请观赏经济思想史学会（History of Economics Society，1974年创立）的网站（http：//historyofeconomics.org/）。如果你对人文社会的知识有点兴趣，在这个网站逛一圈之后，或许会有一种感觉：就好像在森林中散步时，无意间掀起一块不起眼的木头，看到底下有未见过的蚂蚁聚落，成员各司其职，忙进忙出，有相当完整的组织，甚至还有一些前所不知晓的成果。
如果你上了经济思想史的网站，也认真读了几本这方面的著作，你还会惊讶地发现，有好几位诺贝尔奖得主，例如芝加哥的乔治·斯蒂格勒和MIT的保罗·萨缪尔森，也是这个“好读古书”俱乐部的荣誉会员。这些高手比一般经济学者能“温故”，也比经济思想史研究者更能从古书中“知新”，他们的成就确实令人敬佩。
如果你对经济学的认知，被“效率”、“最适化”、“均衡”这类的数学概念占据，那就应该清静地思考一下，你是否得了知识上的狭心症。西方经济学发展两百多年来，在各国各派人士手中累积出丰富的智慧成果，但在台湾的经济学教育中，这些美好的景观却长期有系统地被轻忽了。如果你同意凯恩斯的说法：“生活在现实中的人，通常自认为能够完全免除于知识的影响，其实往往都还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么你或许会想进一步了解，你的经济见解是否为某人或某派的“奴隶”，而却一直未警觉地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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