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严峻性还在于，有些已经“政客化”了的所谓“学者”，以 “著名的经济学家”、“杰出的经济学家”自居打着“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号滥用手中的权力或依附和依仗什么权势，来压制不同学术观点的研究或学术争论，同时又以此来炫耀自己那种浅薄的、甚至为人所共知的陈词滥调（他们玩弄的实际不是理论，而是政治），总以为很得意、很满足，到处招摇撞骗，迷惑和欺骗群众。

二，认知

如果我们要想对西方经济学的来历有一个梗概的了解不能不从古典经济学的起源谈起. 早在16世纪前后。经济学的前奏——重商主义登上历史舞台。重商主义以它的世俗立场和逐利行为，与愚昧主义相对垒不相信上帝与宗教。重商主义的革命意义在于，酝酿和产生了最早时期的古典经济学。正是这种古典经济学开始了经济学的理性探索。古典经济学基本点在于划清三条界限：一是人与上帝的关系（实际是人与宗教的关系）。人追求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上帝做出什么贡献，不管上帝穿戴什么服饰，地位多高经济学把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看作是人的本能。二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们要得到自己的福利，必须自主地在人们之间进行不同产品的交换。由交换而生产并扩大分工，由分工而产生并发展生产效益，由生产效益发展又扩大了福利，福利的增长又促交换的发展从而形成以交换行为而存在的领域——市场。经济学发现市场的产生和存在的重大意义并研究市场的多样性、能动性和变化性并在研究中丰富和发展自己。三是人与政府或国家的关系。在公共领域，政府或国家的存在是必要的。在古典经济学看来，政府或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也是一种交换关系。政府或国家为人民服务，管理公共事务制定法规，维持公共秩序人民向政府或国家缴纳税赋，遵纪守法，维持国家机体的正常运转。并认为，这种关系越是契约化，越是公平自主，从而更有力地促进社会进步，促进社会福利的扩大。

到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时期 古典经济学发展到高峰达到很成熟的程度. 这个时期的古典经济学着重研究的是社会资源如何通过市场在国民经济中实行合理配置 提高社会运转的经济效益，使社会财富增殖的最大化。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学从中汲取了许多有益的营养.

在西方人看来在各种科学中 经济学堪称“娇子”.西方经济学之所以成为科学中之“骄子”，还因为它有两大比较可靠的助手：

一是心理学。心理学支撑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人是经济人，经济人总是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人不仅在追求生理上物质财富的满足，而且还在追求心理上的满足，包括荣誉、尊重、安全、爱情等。即使人在进行利他活动时，也要考虑对自身是否有利，如果不利，利他行为必然受到约束。由此而产生利己和利他的内在关系，从而产生自身的逻辑体系，利他首先利己，只有利己，才能利他。

二是数学。数学使经济学能够严谨地把握现实，并对自身的观点和结论做出有说服力的数量推理、检验和判断。在当代西方经济学的诺贝尓浆的得主几乎都是数位家。当代西方经济学数学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应用数学，对复杂的经济问题，进行科学的归纳、整理、分析，为经济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二是，应用数学方法，如逻辑推理，抽象归纳，量化处理，对经济过程的一些复杂问题，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为经济科学的发展，增加了新内容和新思路；

三是，应用数学，可以帮助经济学家根据数理多一些理性思考，少一唯心判断；多一点科学，少一点空想。

当然，数学在经济学中运用，也应有有一定限度，要恰如其分。目前在西方，经济学已被数学武装到吓人的地步这也不科学.必须认识到 经济学基本上还是一门一维的理论学科也是经验科学.很多用数学做计量模型的人最终还是用自己的经验来对模型的输出作反复地修正才能使之接近现实.这类情况在经济学圈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过分地依附数学，把经济学数学化有可能把经济学教条化或空洞化。

所以，如果比较客观地给西方经济学下一个简短定义的话，这个定义主要涵盖只能是：西方经济学是研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科学。在社会资源相对或绝对短缺的情况下，只有实行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才能提高经济效益和效率，发展生产力，降低社会成本，增加社会财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发展。正因为在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分中，具有对发展社会生产、加强社会生产和交换的管理以及促进社会的进步的这些优点，所以有些西方经济学家，称经济学为社会科学的“皇后”，而政治学和法学等只不过是经济学的“侍女”。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西方经济学是在发展变化的，上世纪一战后的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时期，出现了“罗斯福新政”和战后的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张通过财政、税收、货币计划和福利等调节机制，加强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有效调节。到了现代藉助于高科技手段 西方经济学得到进一步发展。现代的一切西方经济学通称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也不是铁板一块，其中包括许许多多分支和流派。据我所知，有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比较经济学，短缺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城市经济学、自由主义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等等。但是总的说来其中的科学部分，还是围绕社会资源优化配置这一总的要求进行的，其中有不少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微量元素”。

这里很值得人们关注的从西方经济学中分割出来的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叫做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也有许多流派。二战后的发展经济学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而发展，如今已有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像阿瑟。刘易斯的《发展经济学》，荣获诺贝尔经济奖。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应当在研究发展经济学时，在吸收西方经济学中有益的因素同时，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建立一个中国式的或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发展经济学。

当然，西方经济学并非完美无缺，由于西方经济学仅局限于研究资本主义，一味为资本主义唱赞歌，对资本主义及其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缺乏应有的认识和认真对待有时有意无意地加以掩盖甚至也有糟粕和庸俗的成分。由此而来的，对社会经济及发展规律的认识也是有限的，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政治偏见和错误。在当代西方经济学有时大力为西方一些超级大国大搞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扩张行为等作辩护违反科学原则。对此我们都应当理直气壮地和毫不留情地予以批驳.

三，学习

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对市场经济有深刻的研究，而且涉及面很广，如货币、价格、工资、企业金融、汇率、利率、信用、危机等，但他主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正如上述，它着重研究的是资本主义中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关系，而不是社会资源优化配置。

如今，我们所处的时代与马克思时代完全不同，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不是以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为内容的暴力革命而是建设社会主义，这就要求我们懂得社会资源如何优化配置的道理，迫使我们必须向西方经济学特别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学习。

西方经济学的确有许许多多有益和可取的东西。例如，它对社会资源如何在市场经济运作中实行优化配置，提高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分析得比较严密、精致，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应当抛弃门户之见，敞开心扉，汲取其一切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

我还记得，上个世纪40年代，我在旧大学念书时，从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受益匪浅。至今我还记得其中的这么一段精彩的片段：商品生产者在为自己的私利而疲于奔命的时候，真正获利最大的并非他们自己，而是社会。他还说：市场经济下的人际关系准则是：“要想满足自己的利益，先要满足他人的利益。” 斯密正是从这个基本原理出发，引发出在商品经济中起重要作用的“看不见的手”，又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强烈作用，促进并加速了18世纪在英国发生的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进而使英国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以商品输出为前驱，资本输出跟上，接着政治征服，进而使英国成为历史上称之为“日不落帝国”。帝国的殖民主义和政策，一方面，对落后国家和地区实行血腥的掠夺，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也把资本主义的火种，播种到那里，促进那里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这些事实已为人类的历史所认可。我国的香港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割让出去的.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如没有市场经济中的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香港。从大局上看，如果没有这只“看不见的手”，也不会有今天的人类文明社会.

到了20世纪30-40年代又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爆发了资本主义空前的大危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这场大危机中显得力不从心于是西方经济学中的罗斯福的国家干预思想和政策相继问世正由于这种思想和政策，对缓解和解脱当时的危机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由此看来在发达的经济生活中“看得见的手”和 “看不见的手”同时并存相辅相成组成经济生活中的较为完整的微观和宏观调控体系是维持经济正常运转和正常秩序不可缺少的条件.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经济学中，萨谬尔森的《经济学》，颇受欢迎，影响很大；特别是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更受敬慕。之所以如此，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关于预算约束的短缺理论有独特的见地，还有就是他的实证的分析方法和论述，广为人们推崇和应用。

西方经济学中，有一个基本原理，叫做“经济人假定”(请注意:这仅是“假定”)，“假定”中说，在经济生活中，即商品经济运作中 其间任何人都可称之为经济人。经济人都是自私的，都是利己主义者利己主义者所追求的都是获利最大化。这个“假定”过去和目前在我国都遭到来自“左派”铺天盖地地批判似乎认为这个“假定”违反了“天伦”(人性)大逆不道!我们姑且不论人的本性是“善”还是“恶“? 但这里明确讲的是“经济人”即商品经营者是市民阶层，作为市民阶层中的任何一个人，他的思想、行为以及一切活动，都是在不违背法律的前题下，按照自己的意志、利益和欲望进行的。天下哪有一个商品经营者不为获利最大化而经营商品的.马克思还讲过: 商品就是商品生产者为了获利最大化而经营的产品. 正因为如此，才大力促进经济繁荣、社会富裕、科技进步和文化发展。

在西方经济学这一“假定”中还涵盖以下了一个内容: 商品经营者为了要达到获利最大化的目的，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可能出现以下三种情况：一是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率；二是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不讲节约，只讲效率；三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节约，又不讲效率。

我曾把这几种情况运用于我们的实际生活，对以下几种经济作出比较：国有企业，对在其中工作的职工，不管是领导，还是普通工人，就多数情况而言，是属于上述的第三种情况，即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太讲节约，也不太讲效率，这是国企的痼疾，属难治之症。承包制和租赁制，是属于第二种情况，其后果我们已深有体会了：在承包和租赁年代，不计后果的加快或提前折旧，好多企业被掏空了。个体经济、私营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劳者有其股），都是属于第一种情况，即民有民营，即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率，成效显著。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与改造和发展民营经济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广而言之，我国农村改革，城市改革，以及财贸、财政改革，都是在承认人的物质利益原则前提下进行的。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承认那我们30多年的改革不是白忙了吗!

我们之所以确立以市场经济为改革的取向，就因为承认经济人是自私的假定。人们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才自愿地走进市场，去交换自己所需的商品这叫做互惠互利.如果经济人的本性都是大公无私的，那么我们还要这场改革干什么？那全盘国有化好了岂不是我们搞的市场经济，以及在市场买卖中讨价还价，斤斤计较，都是对人性的亵渎，都是大逆不道吗！?

这里并非有意要贬低国有企业从实际出发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没有国有企业特别是带有战略性的国有企业. 战略性国有企业是国家的经济职能的物质基础它可以为社会大力发展公共产品的生产，可以补充市场经济诸多不足 加强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力度稳定国民经济大局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奥地利有一位经济学家叫哈耶克，写了一本名为《通往奴役之路》的书，书中说：从一个好的假定出发，往往会产生一种坏的制度或体制，和制定一种坏的政策；相反，从一种不好、不太好的假定出发，又往往产生一种好的制度或体制，和制定出一种好的政策。正如上述，假定经济人大都是自私的，政府和企业就能根据人们的自私心理，想法设法，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在分配制度上采取年薪制、期权制，效益和工资挂钩工资制等，再加上制定各种有效的管理规章制度以及法律和法规等，来限制和克服人的自私心理的发展，其成效肯定是显著的。而我们过去按照儒家之道，人之初、性本善，人大都是公而忘私，因而大搞政治挂帅，平均主义，结果只能使经济在低水平上运转，最终弄得产品普遍短缺缺吃少穿，人心不满。这里顺便提一下西方政治学还有一条假定：政治家大都是权力贪婪之徒（包括总统）。从这一假定出发，他们才制定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又相互制衡的制度和机制，使这些人不能随心所欲和胆大妄为，以扼制腐败的滋生和蔓延。而我们在许多地方恰恰相反，总认为领袖和领导都是万能的，都是公而忘私的，都是至高无上的，放松对他们的有效监督，所以才产生那么多的腐化现象和坠落分子。

四、汲取

在我国经济学队伍中，就目前而论就倾向性而言，大体分为三派：一派是以中、青年人为代表的倾西方经济学派，当然其中也有少量的老年经济学家；另一派是以老年经济学家为代表的比较传统的经济学派，当然其中也有少量的年轻经济学家；还有一派是主张中西合壁的经济学派，其中还有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在这一派里，老、中、青经济学家都有。我是赞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西结合观点的。

中西结合并不是“半斤八两”而是以我为主即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广泛从西方经济学中汲取对我有用而又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改造我们的传统经济学丰富发展并创造我们新的科学的经济学.

在我看来当今，在对西方经济学认知中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和汲取的东西概言之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要重视对生产力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并汲取其精华. 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社会资源的优化组合实质研究的是生产力的合理配置. 生产力是社会财富的创造力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原动力.经济学如果不研究生产力，实际上是放弃对现实生活的真正的指导作用 放弃了自身的存在价值. 我们经济学所研究的生产力不是一般生产力而是代表时代要求的先进生产力不仅要寻求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源泉而更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解放先进生产力 研究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以及如何把先进生产力妥善用于社会主义各方面的生产和建设.

其二 要重视对第三产业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并汲取其精华.由于当代科技的发展 第三产业蓬勃发展起来第三产业不仅包括服务业、商业还包括信息业、网络业等第三产业已经成为物质财富创造的重要源泉之一而且渗透到消费各领域全方位地为消费者服务. 第三产业如今已经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并与第一、第二产业并列成为支撑国民经济的三大支柱.在国民经济发展中 由于第三产业比重的加大和优先发展表明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正因为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如此重要地位不能不成为我国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

其三要重视市场在社会资源合理配置中的主导作用的研究并汲取其精华.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宏观控制是不可少的有时是非常必要的但从总体上说 在国民经济中，市场调节应起主导作用.这就是说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得见的手”同时并存的情况下 “看不见的手”应起主导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无处不在它能时刻在获利最大化原则驱动下自发而又主动和及时地调节社会资源在各部门或各企业间之间合理的分配提高经济效益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但市场调节不是万能的 它的不足需要宏观调控来补充.有时在特定的条件下特定的领域 宏观调控也起主导作用.

其四 要重视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定量分析并汲取其精华.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我就曾提出，传统的经济科学重定性、重逻辑思维和推理，因而原用的方法重演绎和抽象。随着经济科学的发展及其在在实践中的广泛运用，光靠这种传统的方法显然不够了。在现代，对于极为复杂的经济过程的研究，不仅需要进行定性分析，更需要进行定量分析；不仅要进行周密地观察和预测，更需要直接地进行量的调节和控制等。所有这些，没有先进的科学工具和相适应的科学方法和技术，是难以想象的。

生命遗传学理论认为，近亲繁殖是物种退化的重要根源。理论或学说也是一样。理论和学术上的杂交，优势互补，往往是理论或学说发展和创新的重大原动力。

这里还必须强调的对于西方经济学中任何一中种文明成果的吸收都不能亦步亦趋照抄照搬而必须细心过滤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同时 并实现有效地结合创造出高于前者的更优成果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当前我们党提出逐步要把我国社会构建成一个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无疑在这个社会中市场是其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也必须把我国的市场经济构造成和谐的市场经济.

如何构造和谐的市场经济? 我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几千年来通行一个不可取代的原则：“优胜劣汰”.这个原则的思想基础是“单向思维”方式，即“你死我活”的思维方式.当然既然是市场经济由于受到价值规律的支配作用要人为地废除这样一个方式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不同 “优胜劣汰”的原则由于受到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限制与“单向思维”方式同时并存的还有“双向思维”方式即“我活你也话”或“我赢你也赢”(双赢)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强调平等、协商、平和、民主、互助友爱、互利互惠、相互尊重。

这种“双向思维”方式及其原则目前在我国的对外关系主要在对外贸易上普遍运用着并取得卓越的成效并得到广泛的好评. 这种“双向思维”方式及其原则在对内贸易上也应是广泛适用的.

今后为了建设我国和谐的市场经济应大力宣传、鼓励这种“双向思维”方式及其原则并在实际生活中广为运用之.

这就是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超越西方市场经济的地方.

五，论辩

在我国经济生活中，伴随改革开放，西方经济学如影随形地进入到我国的经济等诸多领域。不容否定，我们有许多改革措施，是在广泛汲取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有用的观点基础上，逐步形成、充实和完善起来的。这里呈现出一种有趣的而又带规律性的现象：每当一个带有新意的观点（大都是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如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等），被少数或一两人提出后，只要是有用的或有价值的，随即便有很多赞成的声音跟上并参与进来，进而形成一股响亮的旋律，在中国大地的上空回荡；几乎与此同时，或稍后一点，必然引发出一些保守势力即左派势力的反抗，这些人能量很大，除极尽诬陷、歪曲、上纲上线外，有时还设法通过国家机关的公权，动用各种媒体，再扣上几顶这样或那样的大“帽子”，如什么自由化、西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新自由主义化、姓资姓社等，狠加批判。说也奇怪，经过几翻争论和较量当事态逐步平静下来之后，这些观点不仅被社会广泛所认可，而且大都转化为国家的改革或建设的方针政策，并以“红头文件”的形式灌输下来，宣传开来。

比如，我们的改革是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现在看来，这是改革的常识。问题是，市场经济原本是西方经济学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有市场经济的。因此，改革开放之始，围绕要不要或能不能用市场经济作为改革取向，争论很久，你死我活，最终还是认可了，确定下来了。

再比如，企业改革是我国全方位改革的重要环节，企业改革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企业？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任务是什么？在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经济实体，它的主要任务是执行上级下达的计划，完成生产任务，并据此考核它的成效或成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则不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必须面向市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以营利最大化为目的。上个世纪90年代，又提出企业要在市场经营中实现“资本增殖”。资本、资本增值、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以营利最大化为目的等，这都是西方经济学对企业常见的描述。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认识和利用，都是在经过一番较长时期的激烈争论和斗争中逐步取得的。

又比如，在企业改革中，最大的难题是国企的改革。在西方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国企主要局限在公共产品部门，在国民经济中，一般占10%左右。在我国，国企的改革，首要的任务必须缩小国企的阵地，提出“国退民进“的政策，即国企的大部分要逐步退出竞争性行业的领域，而应在基础设施、公共产品和社会公益部门保留和发展一些国有企业。可是，在这个问题上，即是“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问题上，争论更为激烈，至今未见分晓，改革步履维艰。

至于国企改革采取什么形式，走什么道路，如何实现现代化，也曾在两个派别之间成为争论的焦点。回想当初，当有人提出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时，有些人义愤填膺地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文章，公开批判说：“搞股份制就是搞私有制，搞股份化就是搞私有化。”并得到中央个别领导同志叫好并支持！后来怎样呢，还不是改革取得胜利了吗。

当他们如此这番都达不到目的时，即阻止不了改革的步伐时，他们就诬陷改革的大方向错了，说中国的改革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的，而是西方经济学指导的，因而认为中国已经发生了“颜色革命”，天下大变了。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改革，就是在这种不停顿的被指责、谩骂、恐吓声中进行的，并取得节节胜利。这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潮流只能“顺”不能“逆”，逆者必败，不管你权势多大。

回顾改革30多年来的历史，先后呈现出的三次反改革浪潮，就是这样相继产生的。其中特别要强调的在这三次浪潮中小平的南巡讲话起了一锤定音的作用.接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更使得市场化改革再没有回头路可走，只能继续进行下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这里顺便说一下， 以上是按照经济观点倾向性来划分当前我国经济学家派别的。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划分方法：以工作范围或业务领域来划分，按这种方法划分，如今，我国的经济学家（北京更是如此）就不是上面三派，而是以下三大派：宫廷派（官 派）；实业派（企派）；学院派（院派）。宫廷派主要供职于高层政府如国务院，各部委，和党中央高层研究机构，以写“奏折”和中央文件为本。实业派当然指的是那些受过国内外高等教育并大都获得博士或硕士等，并有一定能量的一大批企业家，如董事长、总经理等、首席执行官等。近年来学院派的许多人也没有把自己封闭在围墙高筑的大学校园内或研究院内或图书馆内，而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深入实际，包括企业、地方、经济部门的调查研究上。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一般说来，比较实际、实在、可靠、可信、可用。但是，学院派经济学家，与“ 官派”、 “实业派”有所不同，因为在他们之中多数（我讲的是多数，，也有少数，凭借自己的某些优势，富起来了，甚至富的流油）处于“无权”、“少钱”（相对而言）的地位，属于平民百姓，故又可称“平民派”。学院派身大多处于大学深院，深入实际机会少，知识主要来源于图书馆，知识面较广，但实际问题了解不多。广义的平民派应涵盖已经离退休了的经济学家，特别是相当“资深”的老一辈经济学家。这一派队伍浩大，就总体上说，他们的优势在于约束少，顾虑小，敢想、敢干、敢说、敢写，研究问题比较轻松，敢于面对现实，勇于坚持真理。但其中也有不少人，因思想老化，不求进取，传承国际共运和和我国改革开放前长期挥之不去的“左”的衣钵仍停留在传统的学术观点上。他们对现实这也看不惯，那也不满意，他们总思念过去向往计划经济，反对改革，反对市场经济反对民营经济对现实总说三道四，这些人身子已进入21世纪，但脑袋还停放在20世纪里无时无刻不在想如何才能回到那个在他们看来非常理想的“权利王国”-------计划经济年代里.

还有一种按地区划分学派方法，如京派和海派。这里从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