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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超边际和边际分析
由杨小凯著(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2000年)、张永生和张定胜翻译的《发展经济学———超边际和边际分析》一书2003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杨小凯是当今世界上有洞察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就经济发展的现代理论，尤其是发展理论的微观基础而言，他是一个主要贡献者。
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
杨小凯的主要贡献在于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将斯密和杨格关于分工的思想数学化，并成功拓展至经济学的各个分支。他认为，严密的劳动分工一般均衡模型将用于两个基本目标：它不仅为新的科学发现提供一个研究的工具，也将为教学提供一个典型的框架，以便于经济学专业的教师和学生通过一个共同的模型和工具集合来讨论和研究劳动分工。由于其理论的系统性和前沿性，以及作者对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发展过程独到和深刻的剖析，使得该书成为中国高等学校发展经济学的首选教材。
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
《发展经济学———超边际和边际分析》一书，不仅系统讲授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同时还全方位地涵盖了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的内容。全书分为发展经济学的微观机制，企业制度、内生交易费用和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经济发展的动态机制，发展的宏观经济学五大部分。在第2章，将超边际分析应用于李嘉图模型和赫克歇尔模型，证明了均衡的总合生产力可以作为分工网络演进的一个结果而内生地提高。这种李嘉图模型和赫克歇尔模型的超边际分析揭示了经济发展的一般均衡机制。在这两类模型中，当交易效率改进导致均衡的分工网络扩张时，下面的发展现象就会出现：每个人或每个国家均衡的专业化水平提高；市场的范围扩大；市场一体化程度、生产集中度、职业的多样化程度都会提高；商业化程度和贸易依存度、人与人之间的依赖程度和总合生产力会提高。超边际分析还可以揭示同时决定相互依赖的政策和分工水平的一般均衡机制。在第3~6章，作者将斯密内生比较优势的概念数字化。它意味着，不同专家生产力的差别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还不如说是分工的一个结果。斯密－杨格的内生比较优势模型被用于揭示经济发展的均衡机制。经济发展的均衡分析说明，总合生产力和内生比较优势程度会随着交易条件的改进而提高，即使在需求和供给不发生变化时也是如此。内生比较优势的斯密－杨格模型还被用于揭示企业家和企业制度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同时还揭示了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如何影响经济发展和分工演进。在第10章，用几个斯密－杨格模型，将配第关于城市化和分工之间内在关系的思想数字化。在第11章，杨格关于工业化和迂回生产中的分工之间关系的思想被数字化。在第13章，用斯密－杨格的动态一般均衡将杨格关于分工网络和市场范围大小自发共同演进的思想数字化。在第14章，用一个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模型将奥地利学派关于企业家发现和有限理性的思想数字化。它可以预见社会通过社会试验获得的组织信息和分工同时自发演进。第15、16和17章中，斯密、杜阁和其他一些古典经济学家关于投资、货币、景气周期、经济发展和分工之间关系的思想被数字化。特别是还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批评技术和储蓄决定论。所有这些都证明，一旦经济学家掌握了将古典发展经济学数字化的工具，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灵魂就能在超边际分析的现代躯体中复活，从而发展经济学也就能重新成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核心。
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翻译者张永生和张定胜，均是新兴古典的新秀。在杨小凯10余年的努力下，他不但能够将许多世界一流经济学家的目光吸引到自己的研究领域，而且能够将海内外诸多杰出的年轻学者也归之门下，笔者接触杨小凯的著作不过一年多时间，但杨小凯的思想对我的影响比以往我所接触的任何学者都大得多。不仅仅是因为他开创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学派，更因为他所流露的对祖国发展的热切期盼。套用哈耶克评论杨小凯的话作为结束语：“我是一个自己有一套思想的人，对所有经济学家从没崇拜感，但读了杨小凯的著作后，我有一种相见恨晚、非常欣赏的感觉。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但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看了他的书后，对世界和对中国的看法会产生深入骨髓的变化。”
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分析)的形成与简介
为了对经济增长寻找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多少代经济学家为之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致于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Lucas(1988)曾风趣地指出："一旦你开始考虑它们，就很难再考虑其它事情了。"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200余年的历史。但Barro和Sala-I-Martin(1991)的研究显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些研究结论不符合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现实。这一事实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增长率随时间的推移而下降的经济增长含义，显然是矛盾的。尽管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家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认识到模型的这一缺陷，并以假定外生的技术进步来弥补，但其增长模型并不能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和穷国越穷、富国越富的现实。
　　Cass(1965)和Koopmans(1965)将Ramsey(1928)的消费者最优化分析引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从而提供了内生决定的储蓄率。这一扩展允许更丰富的转型动态(Transitional Dynamics)，同时保持条件趋同的假设。然而，储蓄率内生化并没有消除长期人均产出增长率对外生技术进步的依赖。
　　他们和Uzawa(1965)的研究完善了Ramsey经济增长模型，完成了基本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但由于缺乏与实际经济的联系，在70年代早期，即理性预期革命和石油危机的前夕，增长理论已不再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学家集中于短期波动的研究，主要贡献包括理性预期与商业周期模型相结合，改善政策评价的方法以及将全面均衡分析(CGE)应用于实际商业循环理论。
　　经过近20年沉寂后，一些经济学家开始用新的经济增长理论来解释人均收入在不同国家及不同时期的巨大差别。收益递增、人力资本、研究与开发、技术扩散、干中学和外部性的论题成为新增长理论研究的中心。许多国家关于经济增长的大量统计数据的可获性，使经济增长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相互促进、不断更新、充满活力，吸引了不同领域经济学家的广泛兴趣。
　　以Romer(1986)和Lucas(1988)的著作为开端，8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出现了新的高潮。这一阶段被称为新经济增长理论阶段。这些研究的动力是，认识到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极为重要的。最近的贡献的特征为以研究内生技术进步为主要特征。Romer(1086)，Lucas(1988)和Rebelo(1991)的研究，是建立在Arrow(1962), Sheshinski(1967)和Uzawa(1965)的研究工作基础上，他们仍没有真正地引入技术转变的理论。将研究和开发(R&D)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结合进增长理论框架开始于Romer (1987,1990)。Aghion & Howitt(1992)以及Grossman & Helpman(1991)也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些模型中，技术进步来自于有目的的研究和开发活动。这种活动由事后的某种形式的垄断力量予以补偿。如果经济社会能不断产生新的思想，那么增长率就能在长期中保持正值。然而，由于与新产品和新生产方式创造相关的扭曲的存在，增长率和大量发明活动的结果将不会是Pareto最优的。新的研究还包括技术扩散模型、对发明的分析与技术领先国家的技术进步率相联系，对扩散的研究则涉及技术跟随型经济模仿这些技术进步的方式。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另一个重要的外生参数是人口增长率。而新经济增长理论最近研究成果(Becker & Barro, 1988; Becker, Murphy & Tamura, 1990)就是通过将生育选择分析结合进新古典模型，从而使人口增长内生化。其研究结果与大部分国家的经验结果相一致。其它的模型还涉及考虑移民和劳动－休闲选择的增长模型中使劳动供给内生化。
　　战后，由于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经济增长和发展现象，所以又发展出一套与微观经济学相互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60年代以来，不少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厂商出现、交易费用的意义和产权的意义，又发展出交易费用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特别是80年代以来，博弈论开始进入主流学派，它被广泛用来研究内生交易费用。
　　为了重新科学寻找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建立起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不少经济学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其中，最为著名和最具影响的即为以目前旅居澳大利亚的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院士等(Yang and Borland, 1991; 杨小凯, 1998 )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其代表作就是1991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的经典论文：《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A microeconomic mechanism for economic growth)。他们用非线性规划(超边际分析)重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掀起一股用现代分析工具复古古典经济学的思潮。成为经济增长理论从90年代迄今最重要的发展。其他的代表经济学家包括Rnsen(1978, 1983)，Becker & Murphy(1992)和黄有光(Ng, 1989; 杨小凯和黄有光, 1999)等。他们发现，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然后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则以Marshall(1890)为代表的以边际分析研究供求及价格的方法而形成的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学派，对分工结构有关的总量需求及种种宏观现象难以解释的难题迎刃而解。这种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可以将很多发展和贸易现象解释为分工演进的不同侧面，可以解释企业的出现和企业内部组织的均衡意义，可以解释交易费用和制度对分工和生产力演进的意义，可以解释货币出现、景气循环等宏观现象。
　　与其它几类模型相比，新兴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最大突破有二：一是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摒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将生产与消费绝对分开的做法，使用了消费－生产者的概念，这在微观经济学领域也是一大突破；二是杨小凯的模型存在着竞争均衡和Pareto最优的一致性。迄今大部分经济增长模型都是在全面均衡分析(CGE)的框架内发展的，由于存在着规模收益递减，其它模型中最多只存在动态竞争均衡而不存在着Pareto最优，这种不一致性可谓是一大理论缺憾。而杨小凯较好地解决了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