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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的经济思想及灵魂(上)

发布时间: 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一、陈云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程
陈云的经济思想是随着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而逐步探索、形成和发展的。它的历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在革命战争中发育成长。陈云在中央苏区,作为全国和苏区工会的领导人,提出了工人经济斗争的正确方针,在劳动政策和私营工商业政策上反对当时流行的“左”倾错误,同时坚决维护工人阶级应有的权益。在延安时期,他作为西北财经办事处的领导人(抗日战争后期),针对当时陕甘宁边区对外贸易入超、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巨大的问题,提出统筹运用贸易、金融、财政政策的思想,在被敌顽包围封锁的农村根据地实现了外贸出超、金融稳定、财政结余,为抗日大反攻积蓄了力量。在东北时期,他作为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领导人之一,提出了结合当地农村在日本殖民地时期形成的特点,逐步推进土地改革的主张;在沈阳解放后创造了完整地接管新解放大城市的经验,并提出把日伪和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的一系列政策观点,从而推动了东北解放区经济的发展,支援了东北乃至全国的解放战争。这些经济思想充实和丰富了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消灭封建土地制度、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总方针,并成为陈云后来在社会主义时期关于综合平衡、公私经济关系、内外经济关系、政经关系等方面的思想的源头。
第二个时期,在国民经济恢复中奠定基础。新中国建立之初,他作为政务院副总理和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面对长期战争造成的严重通货膨胀,提出统一全国财政、现金、外汇、物资管理,集中力量战胜私人投机资本,树立国营经济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的思想,迅速地平衡了财政收支,稳定了市场物价,为他的综合平衡思想奠定了基础。他还主持了两次调整工商业的工作,提出了对私人资本实行利用、限制和某些改造的政策和观点,为他后来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新构想提供了初步基础。
第三个时期,在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三大改造”中基本形成。陈云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和财经委员会主任,在编制“一五”计划中,没有照搬外国经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兼顾各方面的比例关系。在执行“一五”计划中,对两次小冒进及时地进行了调整。他在总结长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于1957年系统地提出了关于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这一时期,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了从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稳步前进的一系列政策观点,把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进行赎买的设想变成了现实。他在总结社会主义改造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于1956年提出了以建设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为目的,以“三个主体、三个补充”(三主三辅)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新构想,即国家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为主体,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为主体,自由市场为补充。综合平衡论和主辅关系论的系统提出,标志着陈云经济思想的基本形成。这个时期,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他提出了充分利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同时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思想。在经济与与政治的关系上,他强调经济工作者一定要有坚强的政治观点和群众观点,反对脱离政治、脱离群众的倾向。在经济建设与人口的关系上,他积极支持和倡导节制生育、减缓人口增长速度的主张。
第四个时期,在“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中经受考验和充实发展。在“大跃进”中,“以钢为纲”、高指标和“共产风”等做法,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否定了综合平衡和“三主三辅”的思想,使国民经济遇到了严重的困难。随后的国民经济调整,恢复了合理的比例,调整了生产关系,使国民经济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这一曲折过程,从反面和正面证明了陈云的综合平衡和主辅关系思想的正确性。陈云作为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和国务院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始终坚持了上述正确思想,在前期力求减少“大跃进”的损失,在后期积极推动国民经济的调整,并使他的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实和发展。
第五个时期,在“文革”后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进一步发展。陈云在“文革”后期,从下放地点回到北京,顶着“四人帮”的压力,针对尼克松访华后国际环境的新变化,提出了研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曾担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以后在担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第一书记期间,仍然密切关注经济工作。他针对“文革”刚结束后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提出实行清醒的健康的调整的主张,以后又针对两次经济过热,及时提出坚持按比例原则进行调整的主张,并反复强调把农业当作头等大事,无农不稳、无粮则乱。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综合平衡思想。他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初,率先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有计划按比例”和“市场调节”两条都要有,要改革过份集中的经济体制的思想;以后,当他发现另一种偏向时,又提出“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不能丢”,并且强调:“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从而使他关于主辅关系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在对外全面开放后,他针对已经和可能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对外国资本家要在欢迎中保持警惕、帝国主义本性没有变的思想。他还大声疾呼:要把环境问题、水资源问题提到国策和战略的高度。
陈云在各个时期的经济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汲取广大群众和干部集体智慧的结果。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中共中央决定了路线、方针、政策,陈云在组织实施中总结群众实践经验而形成的;一种是陈云为了解决新出现的问题,经过调查研究、征求大家意见,自己加以总结而提出来的,其中有些经中央采纳,付诸实行,也有些当时未被采纳,但对后来的实践产生了影响。
二、陈云对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贡献
纵观陈云在各个时期的经济思想,除了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外,对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建设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目的论和方法论)
在陈云的经济思想中,首先是建立和发展什么性质的经济,以及用什么方法建立和发展这样的经济问题,即目的与方法问题。早在1956年,正当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关键时刻,在有些人照搬外国经验,急于过早地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忽视市场作用的情况下,他提出应当建立一种“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即产品质量提高、品种增加、产量扩大、服务周到,从而有利地广大人民的社会经济。在1985年以后,正当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的关键时刻,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忘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情况下,他又着重指出:“在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能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ii](文内着重点是作者加的——引者注)
用什么方法建立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陈云强调: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办事情必须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做到实事求是。他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我们的国家是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他还指出:现在,“计划机关和工业、商业部门的同志对此没有深刻的认识。如果不纠正这种认识上的盲目性,必然碰壁。”[iii](着重点是作者加的——引者注)陈云大力提倡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对此,后面还要专门谈到。
第二,关于搞好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综合平衡论)。
陈云指出,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要做到财政收支、信贷收支、外汇收支、物资供求的各自平衡和综合平衡;在积累与消费之间,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之间,以及每个部类中的各个生产部门和各个环节之间,都要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他指出,按比例发展,才能实现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效益。这种思想是以马克思阐明的社会再生产原理为依据的。有些社会主义国家和我国的有些人,在运用马克思这一原理中,只注重了马克思阐明的扩大再生产要优先发展第一部类的观点,孤立地突出重工业,忽视了马克思阐明的扩大第一部类必须以第二部类的相应扩大作保证的观点,从而导致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使人民生活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和提高,挫伤了人民的积极性。陈云的经济思想是对马克思阐明的再生产原理的回归和丰富发展。
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是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如前所述,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陕甘宁边区提出统筹贸易、金融、财政的观点,初试锋芒,获得成功,成为这一思想的源头;新中国建立后,他主持了全国财政、现金、外汇、物资的统一管理和调度,迅速制止了长期战争形成的严重通货膨胀,奠定了综合平衡思想的基础;在制定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他注意了各个方面合理的比例关系,及时地纠正了1953年、1956年的两次小冒进,使综合平衡的思想臻于成熟,于1957年初从理论上作了系统的阐述。有人认为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的,而且只适用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一种误解。上述史实说明,他的综合平衡思想是在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计划经济尚未建立或开始建立的情况下产生和逐步形成的。他关于综合平衡的论述,包含着理论与方法两个层次。其中的理论层次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反映,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是长期是适用的;而实施方法的层次则是随着各个时期经济体制的不同而变化的。
第三,关于经济建设要与人口、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的思想(协调发展论)。
这个思想是综合平衡思想的延伸和扩大。早在1957年,陈云研究建设规模与国力的关系时,就思考人口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在当时许多人对节制生育还不大理解甚至有所抵触的情况下,他指出:“中国人多,必须提倡节制生育。这是关系经济建设的大问题。现在粮食、布匹、学校等紧张,都与人口多而且增长快有关系。”[iv]他还提出了实施节制生育的若干具体办法。由于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曾被国务院任命为节育委员会主任(因不久发生“大跃进”未能开展工作)。
关于环境、资源问题,他在制定和实施“一五”计划时就开始注意。上世纪70年代以后,他多次提出关于治理污染、保护环境以及重视水资源问题的建议,并大声疾呼,要把这一问题提到“国策”和“战略”的高度。他要求把水资源问题放在不次于粮食、能源的位置,并列入经济建设的长期计划。当然,由于当时这方面的矛盾暴露得还没有后来这样尖锐,解决这些问题的实践也方在开始,所以陈云在这方面的思想,远未像他在综合平衡等方面的思想那样充分展开。但陈云对这一问题重视较早,提得较高,在我国当代经济思想发展史上还是不能忽视的。
陈云在1977年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中“有计划按比例”和“市场调节”两条都要有的观点。当时的重点是指出那时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市场调节”这一条的缺点,所以主张实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后来到1988年,当他看到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中出现另一种偏向时,他指出:“但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乱套。”[ix]他要求提高计划的科学性,以计划作为主要依据,加强宏观调控。陈云着重指出:“既掌握了政权,又有了第一部分经济,就能够建设社会主义。”[x]这里所说的“第一部分经济”就是占主要地位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经济。他把经济运行机制上能否坚持这一条,同能否建设社会主义紧密地联系起来。
第五,关于积极地清醒地开展对外经济交流,为建设我国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服务的思想(内外关系论)
陈云关于对外经济交流思想的发展,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侧重点。但其一贯的精神是客观地分析国际情况,从本国实际出发,立足自力更生,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使对外经济交流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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