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意义（节选）--顾海良教授访谈 |
| 〈国外理论动态〉记者 |
问：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了较为广泛的研究，但这种研究大多集中在哲学、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方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较为薄弱。你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情况？
答：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解，应该从对西方学术界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涵的了解开始。在西方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1990年新版）中，由阿德沃·格利恩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条目认为：“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指把其方法论和研究建立在卡尔·马克思基础上的那些较为近期的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其中心论题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本质上的矛盾，这种矛盾指的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结构产生的根本上的失灵，而不是某些和谐机制上表现出来的‘不完善性'。”其次，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结构的核心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剥削关系。这种在其结构上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关键性影响的冲突，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发展，在技术形式方面已发展到采取国家政策的形式。”再次，认为“对作为这一制度动力的资本积累，不能只从量上加以分析，它所引起的经济结构上的变化受到阶级关系的影响，反过来促进阶级关系尖锐化。”最后，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尽管会发生一些变化，但“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仍然没有改变，它的历史可以区分为以一系列的特殊的阶级关系、技术、国家政策和国际结构为特征的不同阶段。”这一界说，大体勾划了自称为或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的基本理论取向。这也是我们“结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点。
问：按照以上的理解，你能否给我们概述一下“较为近期的”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情况。
答：所谓“较为近期”，我认为，应该是指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6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经济学在西方的“复兴”，直接推动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埃·曼德尔在1976年为《资本论》第一卷英文新译本写的“序言”中强调：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的十多年间，“如果说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变得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更加危机四伏。从越南战争到世界货币制度的混乱；从西欧1968年以来激进工人斗争的高涨到全世界大量青年人对资产阶级的价值和文化的拒绝；从生态危机到能源危机到周期性的经济衰退；到处都有迹象表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资本论》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制度的日益尖锐化的矛盾同它的迅猛发展一样不可避免。在这个意义上，与一般公认的观念相反，马克思与其说是19世纪的经济学家，还不如说是20世纪的经济学家。现今的西方世界，比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的世界更接近于《资本论》中的‘纯粹'模型。”对资本主义现实经济关系的研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复兴”的基本前提。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拓展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视野，他们密切结合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新发展，作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阐释，如巴兰和斯维齐的“垄断资本”理论，以及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美国“垄断资本学派”，包括詹姆士·奥康纳最先提出来的“国家的财政危机”理论；法国的保罗·博卡拉提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英国的本·法因提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性质的理论；曼德尔提出的“晚期资本主义”的理论等等。此外，他们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思想形成史这两个新的理论研究领域。
问：据我理解，8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取向，无不与80年代以前已经成形的主要趋向和基本特点有着直接的联系。你是否给我们介绍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趋向及其基本特点。
答：你的判断是对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趋向，与西方自称或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学者自身的理论倾向，有着最为直接的联系。对这些学者的理论倾向作出严格的划分可能是困难的，但是，如果从他们的政治立场、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还是可以区分出三种主要的理论倾向或者说三种主要的理论流派。
一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在政治上大多参加本国的或国际的工人阶级或类似性质的组织、团体，有的甚至是这些组织、团体的领导人和主要的理论家。在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中，他们自视能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能坚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趋势，能在坚守马克思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研究和探讨问题；但是，他们在一些最重要的理论结论及主要的研究方法上，都从属于他们所在的组织、团体的理论上的需要，为他们所在的组织、团体的路线、方针或政策寻求理论根据。如莫里斯·多布、埃内斯特·曼得尔，就是这一类型中有代表性的学者。
二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或“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也能够坚持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原理分析、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同时在政治上，他们同西方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只在理论研究论题上有着某种联系，在组织上是毫不相关的。他们中的一些人早年可能参加过某一无产阶级政党或激进的政治组织，但后来就完全与之相脱离了；还有一些人至多只是通过某些“在政治上基本是边缘性的团体”，而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保持某些联系。在学术观点上，他们一般都认为：“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在理论上的推动力现已耗尽，理论上的停滞只有通过新的探讨才能加以克服，这种新的探讨既包括直接回到马克思那里，也包括直接同资产阶级理论的对抗。”在研究方法上，他们与西方其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相比较，更强调对马克思经济学的“重新研究”（restudying）和“重新塑造”（ reshaping）。他们试图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研究中，既主张恢复马克思经济学的“传统”，更倡导“马克思主义必须对世界作出重新解释，并在这一重新解释中，批判它过去已经提出的旧的解释。”在这一类型的学者中，最有影响的是保罗·巴兰和保罗·斯维齐。
第三，“教授的”或“学术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最大特点在于，自认为是以“纯粹”的学者、教授来看待和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他们与西方国家的任何具有政治性质的组织或团体，没有丝毫的联系：在学术探讨上，他们也不打算为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提供什么新的理论见解和思想基础。他们主张“赞成”（for）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成就、“反对”(against)对马克思经济学的非科学的理解，包括剔除他们认为的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已“过时”或者“被扭曲”的成份。持这种倾向的较有影响的学者及著作有：M.C.霍华德、J.E.金及他们合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两卷本）；安·布鲁厄及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的理论：一个评论性的考察》；查里斯·巴罗纳及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思想：总结和评论》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