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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给西方经济学的六记耳光

发布时间: 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给西方经济学六记耳光之一:诡辩神学
本意宁静致远,专心完成“经济元—经济流—经济场”的理论架构,但总有西方经济学粉丝或拥趸喋喋不休,发送电邮,前来争执,故愤而出手,再给光屁股的西方皇帝六记耳光。
真理可能未必得到,独立思考永远重要,因为独立思考远比跟在所谓时尚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后面鹦鹉学舌、亦步亦趋的行为更值得敬重 ,也远比在西方经济学华美体系面前自惭形秽、语无伦次的表述更值得尊崇 ,更远比那些引经据典、寻章摘句、繁琐论证、孤芳自赏的“经院经济学”更值得仿效。
(1)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距离科学标准还有相当差距。
西方经济学继承和延续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本质先于存在论”的唯心主义哲学观,认为事物和世界都有一个在先的“本质”,并以此对经济活动个体作了“经济人”的先验人性设定,从而导出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体系,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逻辑推演建立起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大厦。整个推导过程正如马克思在批判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时所指出的那样,“把尚待证明的几乎是所有一切经济命题都预先定为已知的” ,其逻辑推演和数理分析过程不外乎是从抽象的、一般的“经济人”前提假设出发来得到具体的、细化的“经济人”行为模型,并回过头来再度说明“经济人”假设的正确性和神圣性,因而其所有的研究都不过是在主观臆想的空间中同义反复、循环论证。西方经济学家千方百计地想证明“先验人性”的真实存在性,包括近年来实验经济学家的努力,却发现这种努力历经一个多世纪而徒劳无功 ,正如神学中神的存在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得到证明,而只能告诫和教谕其信徒在心中无需理由、不假思索地信仰和崇拜,“信则有之,不信则无”。由于这种人性设定是先验的、假设的和猜想的,无法涵盖“现实世界”中芸芸众生纷繁复杂、变化万千的社会心理,因而当两者之间本来妇孺皆知的显著差异之冰山一角被西方经济学者作为“重大发现”提出之时,在此唯心哲学观基础上形成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大厦就经常发生全局性的危机,就如同在沙滩上建摩天大厦一样,地基尚不稳,大厦复何存,即使外观再富丽堂皇、精巧绝伦也无济于事。
(2)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距离科学标准还有相当差距。
世界观决定方法论。在西方经济学看来,既然“本质先于存在”,那么必然也就存在一个天赋的“自然秩序” ,一种由上帝强加给人类并由先验人性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东西 。“经济人”假设决定了这种“自然秩序”就是放任自由、放任自利,通过自由逐利、自由竞争,使“个人利益(效用)”在各种约束条件下达到“最大化”从而最终实现的一般均衡。而人类的任务就是发现这种秩序,并使自己的活动适应于这种规律。为此,西方经济学模仿牛顿机械力学范式,从机械还原论和机械决定论出发,把个人设定为无差异的“原子式”质点,把复杂的经济现象还原为抽象个体的行为,从而建立起一整套“经济学的机械力学范式”,即“由经济人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三个基本假设构成的研究视角” ,其核心框架可以简单地(虽然不大严格地)表述为“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几乎所有的经济学问题都可以被归结为一个最优控制问题,约束条件和目标函数都是对行为人的决策环境和决策动机的抽象描述。在这个范式中,牛顿绝对时空观统治了一切:时间、空间是一维的、线性的,系统演化是机械的、可逆的,“因”与“果”是唯一确定的 ,系统运行在“均衡”的轨道上,最终达到某种均衡状态或趋向某种均衡状态,从而忽视甚至否定了经济本质与经济现象之间的复杂联系以及经济规律本身的复杂表现形式,因而这个自诩为“在世界范围内唯一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的经济学范式” 与“以为他们利用物理的和机械的原理去给世界最后解释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的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学派如出一辙,并无二样。至于为什么还有许多问题不能在这个分析框架中得到合理解析,则仅仅是因为数学形式还不够精巧和复杂、数据资料还不够全面和充分,正如拉普拉斯妖假设所宣称的那样:如果已知宇宙中每一粒子的位置及速度,他就能预测宇宙在整个未来的状态;只要伟大到足能将所有数据加以分析,他就能将宇宙间所有运动凝聚成一个单一公式 。这就是牛顿机械力学范式留给我们的世界。西方经济学完全继承了这种形而上学的理念,并试图通过数学化、形式化来挤入科学的神圣殿堂,但却没有成功 。因为量子力学、相对论乃至其后的系统科学、复杂科学的革命已经彻底打破了机械还原论和机械决定论的神话。
(3)西方经济学的知识体系距离科学标准还有相当差距。
从科学哲学的观点看,作为一门科学,无论从获取知识的过程还是从获取知识的结果看,都需要既具有确定性又在人类知识体系中具有典范性,而从实践检验的角度看,还要求其过程和结果具有可检验性、可重复性和客观一致性。“本质先于存在”的先验论必然导致西方经济学的思维过程不过是从主观到主观,从臆想到臆想,从逻辑到逻辑,从假设到假设,充斥西方经济学教材和论文的通篇都是“假设”、“如果”、“给定”、“条件不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想象”、“推知”、“图示”、“方程”、“模型”,所有的研究结论都是“想当然耳”,没有一丝一毫源于实践或归于实践的打算,西方经济学者比盲人摸象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先设计建造了一个正方体或圆锥体的笼子模型,然后告诉一头幼象,你应该钻到里面并长成正方体或圆锥体模样才是对的,如果变成长鼻巨耳的大象模样,那就是大象有问题而不是西方经济学。“本质先于存在”的先验论必然导致从西方经济学基本假设推导出来的抽象理论与从现实经济活动中总结出来的客观规律、统计结论或实践经验存在不一致性,例如厂商“ ”形长期成本曲线、“菲利普斯曲线”、“库茨涅兹之迷”等,因而有学者嘲讽说:“经济学告诉我们的并且我们认为正确的,往往就是我们凭借常识就已经知道的;经济学告诉我们的并且我们凭借常识不知道的,则往往就是将被证明是错误的” 。“本质先于存在”的先验论还必然导致因西方经济学基本假设无法在“现实世界”中获得直接验证而使得西方经济学家对基本假设的理解产生分歧,从而“发生着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之间由于相互疏远和越来越失去思想联系的过程”。剑桥之争表明:不同的经济学家站在各自的认识范式上都能认为自己是合理的,缺乏公认的确定性和典范性,“学派林立、自相抵触,明显缺乏科学所应有的内部一致性” ,这种情形是与一门可以称之为科学的学科知识体系完全不相称的。
(4)西方经济学的检验标准距离科学标准还有相当差距。
自然科学中应用的公理——定理体系,其检验方法多为证伪方法,卡尔•R•波普尔就认为,科学性体现在“必须事先定出反驳的标准:必须约定某些可观察的情形,如果这种情形真的被观察到了,便意味着理论被反驳了。” 在这种检验中,一千次或一万次的证实并不能证明其理论是真,只要第一千零一次或一万零一次是否证,那么理论就被证伪了。而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命题恰恰相反,一千次或一万次的否证或不一致都是正常的,而只要第一千零一次或一万零一次偶尔被经验证实也就获得了证实,所以有可笑的“奇迹证明”之说。至于理论性相对较弱的计量经济学,新奥地利学派就指责其是从最复杂深奥的数学中“戏弄出”一个又一个的“相关关系”,且以这些相关关系替代因果解释对经济现象作出明确预见的情况几乎不存在,因而是一种“相关关系的暴政”。一个极端滑稽的例子是:“用中国的消费基金作为被解释变量,用前苏联的人口作为解释变量,得到拟合优度为0.9的方程:中国消费基金=-14720.13+68.29×前苏联人口数。”
正因为在一门科学的哲学基础、研究范式、知识体系、检验标准这四个方面存在如此巨大的缺陷,因而加林•C•库普斯曼认为,“(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来说仍处于未完成状态”,并且“作为一门实践艺术的经济学走在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前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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