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运用Hansen和Seo(2002)两机制阈值协整研究了中国1955-2009年经济增长与能源总消费以及能消费各构成部分（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与电力等）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除了石油消费和电力消费外，经济增长与其他变量都存在着非线性协整关系；第二，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分析结果表明，在第一机制中对长期均衡的调整是相对较小的，意味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市场存在着持续的不均衡，因此有必要采取能源需求方管理政策来提高能源效率，从而使其在第二机制中使二者关系回到长期均衡状态。

文的主要目标是运用Hansen和Seo（2002）TVECM方法来检验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非对称）协整。考虑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非对称调整行为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有关能源经济学科领域）调整过程的非对称性这一性质很少有人关注，而最近的许多研究都提供了大部分宏观经济变量的非对称性调整（比如Ewing等(2006)；Maki与Kitasaka(2006)），忽略经济变量之间的非对称性调整可能会导致有偏误的推断并因此而得出误导性的结果。正如Balke和Fomby(1997)所提到的：面向长期均衡的调整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这意味着在正的偏离情况下收敛到均衡可能会比在负偏离情况下更快（或者相反）。因此，如果证明了非对称调整，那么传统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是一个错误的设定；第二，最近许多典型的文献发现了台湾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Lee和Chang(2005)得出忽略结构突变问题意味着不能够提示每个子样本期间内的参数是否稳定；Lee和Chang(2007)在传统的新古典单个部门总生产函数框架下同时考虑了台湾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线性和非线性影响，通过两次能源危机时期的阈值协整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当构造经济增长模型的估计和预测时要考虑到由于存在能源消费阈值导致的结构突变问题，并且得出台湾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倒U型来刻画；赵进文和范继涛(2007)运用非线性STR模型得出我国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并且具有非对称性；Hu和Lin(2008）认为当达到阈值时存在均值回归行为，这使得能源总消费及分类能源消费比经济增长更快。Esso(2010)分析了七个非洲国家也表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也存在结构突变问题；这些前人研究都表明了在台湾似乎存在着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非线性。

本文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来提示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能源会变得更加稀缺，因此如何维持稳定的能源供应并且改善能源效率是今后一个重要的问题之一。Yang(2000)、ari与Soytas(2004)、Wolde-Rufael(2004)采用了不同的分类能源消费数据，而Hondroyiannis等(2002)区分了居民和工业能源消费，Yuan等(2008)运用传统的协整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分别与能源总消费及分类能源消费之间关系，此外，Yang(2000)认为利用能源总消费的一个缺点是不同的国家依赖不同的分类能源。因此，用能源总消费来说明分类能源消费的影响是不大合适的。基于此本文首次运用TVECM研究经济增长分别与能源总消费与分类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来判别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