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钧教授在近日发表的《论《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载于《当代经济研究》2011年第10期）一文中认为：“所谓‘异化’，在黑格尔那时，包含着一种不合理的含义。在《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在这里应把外在化理解为外化，理解为不应有的缺点、缺陷。”（参见该期杂志第5页）

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首先，黑格尔的“异化”概念本身是什么意思？是否包含着一种不合理的含义？

众所周知，黑格尔的异化理论受到费希特的影响，费希特的“自我”为了确证自己而自我外化为“非我”的客体，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也是为了实现自身而自我异化为对象世界。在黑格尔的异化概念中，观念正是通过对象性的异化过程使自己历经磨难而具体和丰富起来，实现对其自身的否定之否定，从而超越了对象化的必然性之后进入“自由王国”。对黑格尔来说，“异化”概念等同于“对象化”、“外在化”或“外化”，它是观念自我否定和自我发展的逻辑路径。因此，黑格尔是从肯定的立场上来确认异化概念的，而不象胡钧教授所说的“包含着一种不合理的含义”。

事实上，从否定的立场上理解异化的并不是黑格尔，而是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在批判唯心主义的基础上，从人本主义的立场指出，宗教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颠倒，上帝不过是人的异化而已。

其次，马克思为何认为异化和外化应当“理解为不应有的缺点、缺陷”？

1844年时的马克思尚未创立唯物史观，正处于赞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并深受其人本主义影响的时期，也是马克思力图摆脱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神秘形式的时期，同时也是马克思最初接触和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时期。正是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马克思才从否定的立场上来理解异化概念的，这一点通过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异化劳动”概念进行了集中阐释。

事实上，黑格尔的“异化”概念对马克思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劳动过程时，将“异化”和“外化”、“外在化”和“对象化”等概念明确区分开来。马克思认为：“关键不在于物化，而在于异化，外化，外在化，在于巨大的物的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可见，马克思对这两个概念的区分仅仅是从一般与特殊之间的关系上来区分的，即“物化”是人类劳动的一般特征，“异化”则是“物化”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劳动过程的特殊表现形式，或者说，“异化”也是一种“物化”，并且首先是一种“物化”，它只不过是人类劳动“物化”的一般本质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获得的特殊社会规定性而已。同时，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外化”和“外在化”具有相同的意义，其共同特征就是“单向对象化”即人类本质的一种“外在化”过程。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物化劳动是作为对象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可见，无论是“外化”、“异化”还是“外在化”，在马克思那里更多强调的都是人类劳动过程中必然产生的一种由内到外或由人到物的“单向”运动过程，即都只是强调独立于劳动者之外的客体的“对象化”过程，而对于这种劳动过程对劳动者或劳动主体本身的“生成效应”及其政治经济学意义却在理论层面上被严重忽视了。所以，我们应当将“双向对象化”作为人类劳动过程的本质特征，并以此为基础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力资本化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