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威廉•诺德豪斯的获奖领域为气候变化经济学。其实，托马斯•谢林、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肯尼思•阿罗、乔治•阿克洛夫、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在气候变化经济学领域做出了贡献。据此，本微信公众号重新推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气候变化经济学的贡献》一文，以供读者参考。该文原载于《经济学动态》2015年第12期。

内容提要：气候变化对人类生活影响巨大。本文综述了谢林、奥斯特罗姆、阿罗、阿克洛夫、斯蒂格利茨等几位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对气候变化及其经济治理的相关研究，主要内容包括：温室效应成因；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及其影响；气候变化的成本和收益评估；降低碳排放的全球治理手段、进程、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可能改进措施。他们对气候变化治理手段的研究，对制定全球减排政策、减缓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诺贝尔经济学奖谢林奥斯特罗姆气候变化经济学碳排放

2015年12月12日，涵盖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减排《巴黎协议》正式达成。巴黎会议的主要条款有：“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2℃以内，努力达到1.5℃”、“2018年将进行全球减排盘点，以后每5年进行一次”、“制定增强减排透明度的阳光条款”等。尽管协议并不完美，但巴黎会议开启了气候变化治理的真正实践。

全球温室气体增多导致全球气候异常变化受到社会公众、各国政府普遍关注，已经成为影响人类未来生存发展的全球性问题。气候变化导致自然环境变化和全球极端天气频繁出现，引起气象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关注，同时气候变化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尤其治理措施涉及燃烧技术投资、能源定价、税收政策、国际排放控制等经济问题，历来引发经济学家们的浓厚兴趣。

本文综述了托马斯·谢林(Thomas C.Schelling)、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肯尼斯·阿罗(Kenneth J.Arrow)、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Akerlof）、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等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围绕二氧化碳排放、温室效应和气候变化治理的经济学分析成果。其中，谢林较早涉足碳排放、温室效应和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研究。奥斯特罗姆对改进全球气候变化的治理措施创新性地提出了多中心治理模式。阿罗、阿克洛夫、斯蒂格利茨等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讨。

一、托马斯·谢林对气候变化经济学的贡献

200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很早涉足碳排放、温室效应和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研究，1977年作为能源专家参与了福特基金会能源研究项目，首次探讨了二氧化碳和温室效应的问题。1979年参与写作《未来20年》，并于1980年负责为解决二氧化碳问题向白宫提出建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谢林在担任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会长期间，所做的会长讲演的主题即为《全球变暖的若干经济学问题》(Schelling，1992)。谢林对温室效应成因、气候变化不确定性、气候变化的经济后果、降低碳排放的全球治理手段等方面的分析，成为气候变化经济学文献的重要组成。

（一）气候变化的成因

谢林（Schelling，1992）总结了温室气体对地球环境的特殊意义。根据“动力气象学”（dynamic meteorology）的研究，太阳辐射使地球增温，地球受热之后以长波向外辐射。如果没有大气层保护，地球接受太阳辐射和地球向外辐射能量均衡，那么地球温度将趋近于太空平均温度，即0℃左右。没有大气层保护的地球温度将和月球一样，昼夜温差极大，不适于生物的生存。温室气体可能是地球所特有的，适度的温室气体能够使得液态水存在，并以此而孕育生命。与之相对，金星因温度太高、火星因温度太低都不能保证生命的存在。根据气候物理学家的研究，温室气体主要成分是水蒸气、二氧化碳、甲烷，这些气体被称为“痕量气体”（trace gases），它们不仅吸收可见光，而且吸收地球长波辐射，从而产生“温室效应”。温室气体来源广泛。其中水蒸气来自地表水域的空气流动，特别是水温高于气温的时候。二氧化碳和甲烷来自火山爆发、动物呼吸和有机废弃物分解等。在人类50万年的历史中，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在工业革命后加速，从而使得温室气体成倍增加。根据气象学家研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当前含量为430ppm（百万分比浓度），而工业革命之前为280ppm。按照当前的排放速度，2035年预计会达到550ppm，大约相当于工业革命前2倍。

谢林（Schelling，1992）评价了科学家们对温室气体倍增的研究结论。一般认为二氧化碳浓度倍增，全球平均气温上升3℃。美国国家科学院（NAS）、联合国政府间气候专门委员会(IPCC)等组织科学家进行重新检测发现，二氧化碳浓度倍增平均气温变化幅度为1.5～4.5℃，平均气温上限几乎是下限的3倍。与历史同期比较，过去1万年全球平均气温变化大约是1℃。如果21世纪温室气体浓度倍增，平均气温上升3℃将是个巨大变化，有可能造成气候剧烈变化。但谢林认为，在评估平均气温变化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时，科学家的基本模型大多没有考虑到包括突发性气候灾难在内的极端情况，均假设气候变化在时间和空间方面都是渐进的，因而应该对那种认为气候变化缓慢的观点保持警惕。谢林还指出，科学界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PC）并未就二氧化碳的浓度上限给出确定性意见。目前认为地球上二氧化碳的浓度上限可能是450ppm、550ppm、650ppm或者 750 ppm。由于科学界和国际社会无法确定二氧化碳浓度上限，各国也没有办法制定长期的减排计划。二氧化碳浓度不确定，对于全球平均气温的影响不确定，从而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也不确定，这些对于研究二氧化碳浓度和全球气候变化、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都有影响。

（二）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

谢林（Schelling，1992）指出，二氧化碳浓度上升导致全球平均气温变化，从而引起气候变化，但是气候变化本身以及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影响却充满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对于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政策制定提出了挑战。

谢林（Schelling, 2002a）提到了一系列气候变化本身存在的不确定性，主要包括：（1）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浓度具体达到多大程度时，全球平均气温会变化？倍增只是一个科学模型预测结果。但是，目前关于二氧化碳浓度上限并没有确定，二氧化碳浓度倍增这个说法本身并不可靠，未来将有多少二氧化碳继续排放取决于将来的人口增长、经济发展、能源科技等因素。（2）气候变化最主要动力是大气和海洋循环，大气和洋流温差是否会因气温变化发生变化亦未可知。在探讨气候变化时，要结合一个区域的海拔、经纬度、洋流等因素才能综合考虑，气候变化不能笼统概之，不同的地区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不同，可能有的地方变好有的地方变差。（3）平均气温升高具体会如何影响局部气候？气候变化并不一定是全球变暖，目前理解过于狭隘。按照气象学家的观点，气候变化包括“有些地方可能升温，有些地方可能降温，有些地方可能变湿，有些地方可能更干燥”等，不仅仅是指夏天更热，也包括冬天不再寒冷。（4）地球变暖是一个逐渐过程，绝大多数时候气候会慢慢迁移，气候类型会不断变化。堪萨斯州可能像俄克拉荷马州，但是不会像俄勒冈州或者马萨诸塞州。自上次冰河纪以来，全球平均气温变化将带来气候巨大变化，接下来100年中发生气候变化可能要比上个1万年更加激烈。工业革命以来，二氧化碳增加了25%。在20世纪前40年，地球平均气温升高了近乎1℃。即使我们能够评估世界不同地区的气候变化，但是50～100年之后的气候类型并不清楚，从1900年到现在，气候变化的类型已经多达2080种。

谢林（Schelling, 1997）进一步指出，除了气候变化本身不确定，气候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也不确定。例如，气候变化对生产力以及人类生存的舒适程度和健康有何影响？热带疾病是否会更流行？生态脆弱性将受到何种影响？国家和国际组织如何协作应对气候变化，最有效的减排策略是什么样的？未来75年或者更远，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与过去的75年相比，未来75年气候变化对生活方式影响更大还是更小？这些问题都还没有严谨地研究。

谢林（Schelling，1992；2007b）认为，气候变化对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受到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搬迁等因素影响，主要包括：（1）75年后或者更远的将来气候变化还受技术进步的影响。就比如1920年预测75年后的气候变化，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泥泞，到处都是泥泞的马路、窄窄的轮胎、马车，人们连自行车都没有，气候变化可能引起的后果是“如果变得更湿或者更干，那么泥泞问题可能会加剧或者减轻。”但是，1990年大多数国家的道路已经变成钢筋混凝土浇筑的了。今天预测75年后气候变化，最大问题可能是寄生虫和热带疾病蔓延。湿热会导致疟疾、盘尾丝虫并血吸虫并登革热、小儿腹泻等疾病蔓延，但是50～75年之后，我们可能有更好的卫生系统或设备、更好的营养和医疗条件、环境科学更加发达，饮用水更加干净，节肢动物传播的疾病会得到根除，气候变化的影响会随着技术条件变化减弱。就如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尽管气候条件一样，马来西亚有疟疾，但是新加坡没有，因为新加坡治疗疟疾有更好的技术条件。（2）考虑到居民不停搬迁，其实人们感受的气候变化可能远大于实际气候变化。比如历史上哥特人、匈奴人、在北美南美地区繁殖的西欧人、经济大萧条之后搬去了北方的南方人、搬迁到西南部的西北人，因为战争或其他原因进行了长距离的迁徙，他们感受的气候变化远大于实际的气候变化。（3）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方式相关，现代人生活方式与1900年相比发生了极大变化。农业和林业对GDP总量贡献还不到3%，受到气候影响肯定也少。即便农业产值下降1/3，也仅仅使得人均GNP推迟1年翻倍而已。

（三）气候变化的经济后果

气候变化对经济可能有双重影响。有些地方会因为气候变化受益，气候变化会带来更为潮湿的气候、更舒适的天气、粮食增产，更多的地方会因为气候变化受损。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实行二氧化碳减排，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具有不同影响，对当代人和后代人福利也具有不同影响。

谢林（Schelling，1997；2002a）认为，温室效应和气候变化对发展中国家影响更为显著。发展中国家人口多，现在人口占4/5，未来75年可能占世界人口的9/10。这些国家农业产值占GDP的1/3，近半数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即便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对农业的依赖程度减少，但是农业产值仍将占据很大比重。因此，气候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的影响表现在：一方面气候变化对粮食作物产生了不利直接影响，降低了粮食产量；另一方面气候变化影响了健康程度，会造成疾病流行，减少劳动人口。相反，发达国家农业产值占GDP的比例不到3%，气候变化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气候变化还可能涉及当代人、后代人的福利转移问题。谢林（Schelling，2009）认为，气候变化的严重后果可能发生在2080年至2100年之间，这会带来两个问题：（1）这一辈人如何与下一辈人展开协商？因为真正的受益者还没有出生，他们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更大；（2）更为棘手的是，绝大部分受益者将会出生在发展中国家。在2080年或者2100年，5/6的受益者将会出生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是否愿意为尚未出生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投入这么多么？对发达国家来说，气候变化引起的经济损失很小，受影响最大的农业仅占GNP的3%～5%，即使气候变化造成了物种灭绝，在GDP上的表现就是以这种物种为原材料的货物或者服务减少而已，但是发展中国家要脆弱得多。谢林（Schelling，2000）分析了降低温室气体会有代际平衡问题。增加今天的减排支出会降低今天的消费水平；今天消费的边际效用超过未来消费的边际效用；今天增加减排支出会增加未来消费的边际效用。温室气体减排是为子孙后代谋福利，投资有利于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资源是为了把现代人的消费转移给子孙后代。

由于气候变化对经济的不均衡影响，气候变化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协调所有国家一致降低碳排放，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帮助。谢林(Schelling，2011)认为，气候变化使得贫穷国家非常脆弱，特别是可能造成粮食减产。全世界大约有20亿人每天的人均消费少于2美元。如果他们中的一半即10亿人因为气候变化失去收入，那么这个灾难远大于地震、海啸和洪水等自然灾害。但是这10亿人每年收入加起来才3650亿美元，不到全球收入总额的1%。事实上，发达国家只需要少量经济援助就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但发达国家可能并没有足够动力来实行。

同样，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能都不愿意进行这方面的行动。谢林（Schelling，1992）引用了他人对二氧化碳减排的成本核算，分析了双方对于减排的不同看法。据估计，全世界每年可能要拿出世界GNP的2%才能实现减排目标，目前发达国家提供500亿美元援助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而持续减排要求经费大约是经济援助的4～8倍，即2000亿美金。从今往后50年内，发达国家是否愿意贡献这么多值得怀疑。同时，即使发达国家愿意贡献，发展中国家也不愿将2000多亿投入到减排中。发展中国家更需要经济援助而不是减排援助，何况投入到二氧化碳减排会减少对他们的直接经济援助。即使发展中国家知道减排二氧化碳对自身有好处，但是在短期内发展中国家没有动力去执行减排目标。因此，阻止气候变化的减排行动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受欢迎。